摘要通过近年来新发现的原始文献论证西北大学前身——晚清西安五学堂参与陕西辛亥革命以及西北大学诞生于辛亥革命的历史事实，为辛亥革命在西北的研究提供提供新线索。研究表明：西北大学的陕源前身陕西高等学堂、陕西法政学堂、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等均曾爆发以反清、保卫路矿权益为主的学潮，给行将覆灭的清廷以很大震动，是陕西辛亥革命的前奏；西北大学前身各学堂留日学生通过结社、办刊等形式，积极策应陕西反清斗争，还有马凌甫、张蔚森两位回国留日学生作为陕西代表参加了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并为陕西辛亥革命保卫战筹集军费；陕西辛亥起义的总司令部即设在西北大学前身陕西高等学堂内，教师和学生在组织炸弹队、攻克凤翔城、发动地方起义、维持地方治安中、支持辛亥革命后军政府的财政等方面均发挥了积极作用；在秦陇复汉军政府的8个部16个正副部长中，5个部都由西北大学前身的学生或教师担任部长或副部长，正副部长中有6位出自西北大学前身；战事甫定，甚至西路战役尚未完全结束，张凤翙大都督即亲任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以“荡舟激流，势难中止”的气魄，由五学堂合组创设西北大学，并使其成为陕西辛亥革命失败后存留的唯一成果。

关键词：辛亥革命；秦陇复汉军政府；张凤翙（(1881—1958)）；西安五学堂；西北大学

西北大学的陕源由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的陕西大学堂（1905年9月改为陕西高等学堂，1912年按全国统一要求改为陕西高等学校）、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陕西课吏馆（1907年4月改为陕西法政学堂）、光绪三十年（1904）的陕西农业学堂、光绪三十三年（1907）的陕西客籍学堂、宣统二年（1910）的陕西实业学堂等西安五学堂合组而来。

这在给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张凤翙的《呈大都督文》中已有明确表述，即“近日协同旧日高等学校校长及农业学堂校长，悉心商酌，拟将关中大学（民元五学堂合组后的短暂校名）即更名为西北大学。除现开之法律、经济、政治及大学第一部、预科各班外，并将旧日之农业、实业两学堂改为本大学农科分校，高等学堂改为本大学预科，以旧日之客籍学堂改为文科分校。其开办常年经费，即用以上各学堂之经费”。又文指出：“本校现已改为西北大学，所有种种原因已蒙批准转咨在案”[1]。1924年恢复的国立西北大学也有“本校系前清末年省立大学堂，后降为高等学堂，至民国改为西北大学，未几又改为法政专门学校，十二年（1923）九月间复筹设西北大学”的沿革表述[2]。1934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印行的《视察陕西省教育报告》亦指出：“陕西省高等教育机关，于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就咸宁、长安两县考院旧址，建立陕西大学堂。民国元年改为西北大学预科……”。由此可见，民国政府教育部亦肯定陕西大学堂是西北大学的源头。1939年8月，国民政府行政院决定将国立西北联合大学改为国立西北大学，标志着陕源西北大学与京源西北大学的合流，抗战胜利后即由汉中迁回西安陕源西北大学原址（西北大学农科所在地）办学。即便京源西北大学教授黎锦熙1942年5月所撰的《国立西北大学校史》也对此有公允的表述，即“辛亥革命，陕西都督张凤翙即发起办西北大学，距今已三十年，后仅办一省立法政专门学校，迄民国十四年，西北大学正式成立于西安”。陕西省长公署秘书张辛南也有“西北大学共有三次，张翔初（凤翙）先生督陕时所办之西北大学为第一次，刘雪雅（振华）先生督陕时所办之国立西北大学为第二次，现在之西北大学为第三次”的表述，显然将京陕两源之西北大学连为一体[3]。2001年5月27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教育厅主持西北大学创建时间论证会，邀请全国有关专家与会，一致认为西北大学创建时间应按全国高校惯例推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继承陕西大学堂等五学堂的办学历史。就此，已经有一系列研究文献或报道[4-15]。

这些说明，我们以晚清五学堂发生的历史事件作为西北大学与陕西辛亥革命的关系的命题是有确凿历史依据的。

一、学堂学潮的酝酿

（一）高等学堂学生与辛亥革命

陕西高等学堂（图1）留日学生马凌甫回忆说：

“我们这个母校原是一个理学王国，学术思想和政治水平都在时代的后面，不但有关革命的书报列为禁品，就连壬寅、癸卯的《新民丛报》也认为是洋学书籍，不让学生多看。……学生在文字中偶尔引用新的名词，即目为狂悖而严加申诫。但是，客观形势的发展，决不是少数人主观愿望抑制得住的。……改为高等学堂，……学堂才开始有了新的气象，学生集会结社也才得到一些自由。” [16]

图1 陕西大学堂内的殿堂

尽管学生的言论和政治自由受到严密控制，但学堂的学生仍有一些大的政治活动。光绪三十三年(1907)，陕西高等学堂、陕西法政学堂联合师范、中学、陆军等学堂的全体学生，呈书给陕西巡抚曹鸿勋，抗议向英国出卖陕西铁路权，呼吁陕西自办洛潼铁路。光绪三十四年 (1908)七月，陕西高等学堂地理教习张子安因未参加谒圣礼而遭侮辱，张教习提出抗议，遂被学堂监督周镛解雇。为此，学生向监督、提学使交涉，要求挽留张教习，均遭拒绝，遂引发高等学堂学生全体罢课直至退学，并撤离学堂。200多名学生离校后分住城内的醴泉(今礼泉)、咸阳、商州、蓝田各会馆，并仿上海中国公学，制定自治规则，设稽查、调查、会计、书记各员，处理日常事务。退学学生以醴泉会馆为总机关，并准备在渭南成立公学。这次学潮得到全省学界的大力支援，陕西当局惟恐事态扩大，撤销了庶务员和监学官二人，由教育总会会长等出面调停，答应了学生的要求，罢课遂结束。这是清末陕西学界最大的一次学潮，给行将覆灭的清廷以很大震动。随后，陕西当局照会高等学堂，并转发清廷学部札，要求学堂“管教各员，随时董戒学生，不准联盟纠众，立会演说及潜附他人党会”。[17]

之后，高等学堂的一些学生参加同盟会的秘密活动，远在东洋的高等学堂首批留日学生郗朝俊、马凌甫、张荫庭、钱鸿钧、谭耀唐、崔云松等先后创办《秦陇》、《关陇》、《夏声》

等月刊（图2），呼应陕西的反清斗争。《夏声》第6号即曾发表署名“大无畏”的《陕西高等学堂之纪事及评论》一文，呼应学潮。大学堂留日学生马凌甫、王芝庭、张荫庭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春节期间返乡省亲，即与同学康寄遥、王授金等筹组一个爱国团体，秘密进行革命活动。原陕西农业学堂学生郑伯奇回忆：

“高等学堂……是由旧的书院改组的，学生年龄较大，资格较高，与本省在北京、上海以及留日学生多有联系，在历次学生运动中俨然居于领导地位。” [18]

辛亥革命的前一年，西安学运达到高潮，高等学堂、农业学堂等均曾引发学潮。

图2 陕西高等学堂首批留日学生1908年正月创办的《关陇》和1908年2月创刊的《夏声》

陕西也发生了保卫洛(阳)潼(关)、西(安)潼(关)铁路和延长石油矿主权的爱国斗争。

当时，比利时政府贷款给清政府，先取得京汉铁路修筑权，并与清政府签订了修筑汴洛以西铁路(包括陕甘)的合同。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夏秋之交，在京、沪的陕甘两省士绅、商人和学生联名上书商部，坚决反对外人掠夺铁路权，主张自修铁路。陕西巡抚曹鸿勋决定官办西潼铁路，并委藩司樊增祥为总办。樊借修西潼铁路，大肆勒索，征收亩捐，引发关中七州县农民抗捐斗争，迫使陕西巡抚停止征收铁路亩捐。随后，陕西巡抚曹鸿勋又与英国瑞记洋行买办密商，拟由英国承修陕西铁路，25年后再由中国赎回。这首先激起陕西学界的强烈抗议。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陕西法政学堂与陕西高等学堂的全体学生联合师范学堂、中学堂、陆军学堂的全体学生，呈书给陕西巡抚曹鸿勋，抗议向英国出卖陕西铁路权，呼吁陕西自办洛潼、西潼铁路。陕西巡抚曹鸿勋一面认为“诸生关心桑梓，力保路权，其用意诚属可嘉”，一面又斥责学生：“竟为报纸浮言所误”，“诸生身在学堂，惟志学已，地方要事大

局所系，因不能不一关怀，然以无稽之传，捉捕风影，张大其词，又诸生之过也……吾陕士

风纯谨，何应染此嚣习”[19]。这次争夺铁路权的风潮，得到陕西各界的响应，也得到了远在日本的陕籍留学生的声援。陕西留日学生在《关陇》、《夏声》杂志上撰文指出：出卖路权，“国破家亡，祸自今始”。在陕西人民的一致反对下，光绪三十四年(1908)，西潼铁路改为集股商办。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德国驻天津领事馆武官汉纳根，借旅游之名，在陕北发现延长石油矿资源。回到天津，他即与德国领事及德商世昌洋行密谋掠夺延长石油矿的开采权。之后，美、日、俄等国也积极活动，企图插手，陕西绅、商、学各界600多人在中州会馆集会，强烈反对，后在舆论压力下改为商办。

对争夺路矿权，反对英国公司修建陕西铁路，反对德、美、日、俄等开采延长石油矿，主张陕西自办路矿这件事，离开当时的国际、国内，包括陕西的背景，以现在的立场，是很难给出评价的。但是，学生敢于走出学堂，敢于同清地方当局抗争，关心国家大事，关注桑梓建设，并且全体参与，这无论怎么看，仍不啻为爱国之举。

（三）农业学堂学生的大规模罢课

宣统二年(1910)，亦即辛亥革命前夕，西安的学生运动以陕西高等学堂为首，达到了高潮。其他如西安府中学堂、农业学堂、实业学堂、法政学堂、巡警学堂、陆军小学堂等，也都加入其中，先后发生了大规模的罢课。

“其中农业学堂罢课时间最久，影响很大，成为进步力量向反动统治展开的最激烈的一次斗争。当时，我是农业学堂的一个年纪最小的学生(推算为十五六岁)。在这次斗争中受到了锻炼，也开拓了眼界”。[18]

罢课原因表面上看是学生对教学和生活管理积有不满而爆发的，特别是一些不学无术的教职员的误人子弟行为，实际原因是对当时政治现状不满。当时，在罢课以后，农业学堂的学生立即组成纠察队，并推举张义安、王盈初等6个代表向学堂交涉。由于学堂当局持冷漠不理态度，激起学生公愤，遂一致决议由学堂(今西北大学校址)迁往城内城隍庙后街的财神庙，这也使事态扩大，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当时，西安各校纷纷派代表慰问，并表示声援。陕西高等学堂的马彦翀、陕西师范学堂的寇胜浮、健本学堂的胡景翼(笠僧)，都代表各校到财神庙声援慰问。陕西教育会也表示关心。农业学堂的罢课学生代表也奔走呼吁，更引起西安各社会团体和进步人士的广泛关注。不久，陆军小学堂也举行罢课，清陕西地方当局深惧军事学校罢课发生意外，在数日内即予平息，却对先罢课的农业学堂依然置之不理，这更激怒了学生和关心学生的各界人士。适逢陕西教育会年会，教育会长兼谘议局副局长郭希仁严正陈词，农业学堂罢课学生代表张义安痛哭流涕，以头撞壁，表示必死决心，罢课学生亦人声鼎沸。在这种情况下，清陕西地方当局遂接受学生要求，将不学无术的教职员全部撤换。学生们在这次斗争中经受了锻炼，是陕西辛亥革命的重要前奏。学生代表张义安、王盈初在这次斗争中加入同盟会，郑伯奇也由张义安、胡景翼介绍加入同盟会。

据陕西高等学堂原教习马彦翀回忆，当时西安的公益书局（南院门）、健本学堂（西大街富平会馆，焦子静主持）、驿传房（臬台衙门内东偏院）是陕西辛亥革命前的几个主要活动据点。陕西高等学堂的马彦翀、于海沧、李含芳、李澄侯、韩志淮、李梦彪、蒙俊生、杨子廉、王友卿、杨养初经常在星期日到以上地点参加革命活动，陕西高等学堂兵学教习宋元恺借在健本学堂兼课，也时常参加活动。陕西高等学堂的罢课、支援“蒲案”、反对西潼铁路抵押给外人、反对延长油矿抵押给美国人开采等就是在此商议酝酿的[20]。

二、留日学生办刊与“反旧迎新”浪潮的积聚

远在唐代，以汉文化为主体的唐文明大量涌入日本和朝鲜半岛的高丽、百济、新罗等国，儒家伦理思想、典章制度、佛教、文字、音乐，乃至服饰等被广泛吸收和承传。自唐贞观四年(630年，日本舒明天皇二年)至唐昭宗乾宁元年(894年，日本宇多天皇宽平六年)，日本曾19次派“遣唐使”至中国，每次人数最少120人，最多时达650人左右，其中留学生、学问僧等占有相当数量，往来学习、贸易或生活于唐长安城的外国人竟有数万人之多。

然而，自1854年日本被美国用武力强迫敞开门户之后，美、英、荷、俄、法等国先后侵入，日本又通过明治维新运动，废除封建幕藩体制，摆脱了殖民地危机，走上效法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在很多方面包括科学文化方面，改变了自古学习中国的做法。民元西北大学教务长、早期留日学生马凌甫指出：“日本明治维新，还在我学西法办洋务之后，而甲午之战，日本以区区三岛小国，竟将我地大物博人众之国打得一败涂地。日俄之战，俄国又被日本打败。它的致富图强之道，是值得我们取法的”[16]。马凌甫的结论正是自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之后，我国留日学生数量逐年增加的原因所在。1900年至1906年，我国赴日留学生前后达万人以上，仅1906年滞日留学生就达7 000人之多[21]，也有已达12 000至13 000人之说[22]。

1900年后，陕西一改自古接受日本留学生的历史，也随着全国兴起的留学日本热潮，开始派出留日学生。陕西周至人、清举人路孝植(1868—?)是陕西第一个自费留学日本者。张益谦、黄国梁、张凤翙、魏国钧、白毓庚、席丰和炳炎等7人为陕西首批官费留学生。

至辛亥革命前夕，陕西留日学生已有116人之多。这其中，以陕西高等学堂派出的留日学生规模最大，对陕西教育发展的影响也最为重要。

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十九日(1905年9月17日)，陕西巡抚曹鸿勋上奏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拟派学生游学东洋并派员出洋考察。这次派出的留日学生，分别由陕西高等学堂、三原宏道学堂和陕西师范学堂遴选派出，计官费生31名，宦籍自费生17名，共48名，是清末陕西派出留日学生人数最多的一次。

其中，出自陕西高等学堂的留日学生有：安徽试用县丞、陕西澄城县监生白常洁(西垣)，入经纬学堂学警察兼银行；陕西米脂县附生高冠英(奇卿)，入振武学校习普通兵事科；陕西户县增生王觐墀(芝庭)，入济美学堂习普通科后习工科；陕西咸宁县附生钱鸿钧(陶之)，入早稻田大学习普通科后学农科；陕西泾阳县廪生曹澍(雨亭)，入经纬学堂习普通科后习工科；

陕西咸宁县附生崔云松(迭生)，入早稻田大学习普通科后习农科；陕西渭南县附生张蔚森(

荫庭)，入济美学堂习普通科后习工科；陕西华阴县附生郗朝俊(立丞)，入济美学堂习普通科后习工科；陕西合阳县附生马步云(凌甫)，入早稻田大学习普通科后学农科；陕西绥德州廪生张允耀(星岩)，入济美学堂习普通科后习工科等。这是初入学一年时的情况，其后在毕业时留学者的专业大都发生很大变化，习法政和经济学者居多。

清光绪三十二年八月(1906年9月)，同盟会陕西分会在日本成立，陕西高等学堂留日学生曹澍、马步云、张蔚森等先后加入。分会成立的三项任务之一，就是要组织舆论机构，发行刊物，展开宣传鼓励工作。陕西留日学生最早创办的革命刊物《秦陇报》遂于清光绪三十三年七月(1907年8月)在东京出版，党积龄任总经理，高等学堂留日学生郗朝俊、马步云、张蔚森分任事务、会计和印刷等主要职事。该刊的宗旨为：

“发扬旧文化，灌输新知识”，实际上是“反旧迎新”。其发刊词指出：“环顾吾乡，病入膏肓，祸迫眉睫……，当此危机存亡之秋，一刻千金，稍纵即逝，秦陇人如何振刷精神，改革思想，以修内政而御外侮?……倘阅是编者震动脑海，勃起热忱，积羞成愤，聚精神以运思想，思想愈灵；由思想以鼓精神，精神愈奋。不出数载，百废俱举，吾关中豪杰、陕西狂士，必能与碧眼紫须众争黄池之一欤!是则《秦陇报》补脑议功之日，是编亦随之为大纪念品矣!” [23]

该刊设有论说、时评、译件、文苑和关陇汇闻等主要栏目。创刊号发表有《西潼铁路刍议》，呼应家乡反对向英国出卖铁路权的斗争。该刊初拟每月1期，每期4万字，但因缺乏经验和主持人回国而仅出1期即停。

之后，陕西高等学堂留日学生马步云、康寄遥、钱鸿钧、谭焕章、崔云松、张仪骞、范振绪和郗朝俊，不甘失败，清光绪三十四年正月初一日(1908年2月2日)在原《秦陇报》的基础上，在东京又创办了《关陇》月刊(又名《关陇丛报》)。马步云和郗朝俊常住报社服务，有一次刊物印好，却无邮费发行，他们就把手表、身上穿的大衣，送进质屋典当，才把这期刊物发出。该刊在同年四月(5月)《夏声》杂志刊登《关陇》杂志广告言明：

“关陇为西北锁钥，天然占优胜之形势，其存亡得丧，在历史上、地理上罔不与神州全局有绝大之关系。况自俄人受挫辽阳后，回风西转，撼我昆仑。西北急警，日紧一日。本社同人，既切桑梓之危，复深祖国之痛，爱自忘其愚，矢移山志，组织斯报，专以提倡爱国精神，浚瀹普通智识为宗旨。其于强俄在蒙回疆之举动，及关陇与吾国全局关系之点，尤特注意，发挥靡遗。凡留心西北情势者，幸垂览焉” [24]。

其栏目有论著、时评、实业、译述、专件、谭丛和记事等。马步云以“民气”为笔名，在该

刊发表的《论中国之国体》一文，力言君主制度不能不废，民主共和不能不争。文章指出：

 “世运递嬗，政治日新。自十八世纪末叶以来，欧美诸国……无不风卷云驰，群奔赴颠覆专制更始宪政之一端。……日本以亚东三岛，亦随文明进化之潮流，于数十年前革新面目，惟我中国濡滞不进，旧态依然。……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何以白皙人种已于百余年前享自由平等之幸福，而吾民犹蜷伏鼠缩于专制政体之下，岂黄人之爱自由不如白人乎?……由此观之，世界各国必经惨雾秋云之大劫，乃有日月再清，山河重秀之日”[25]。

总之，该刊呼吁各界人士奋起保卫陕甘权利，抨击时弊，激励人民奋起变革，是陕甘辛亥革

命的前奏。

除有部分学生留学日本外，也有10余名由陕西巡抚选送北京京师大学堂或青岛、浙江等地的高一级学堂或分科大学深造，另有不少学生被派充州县学堂的教习。

三、西北大学在辛亥革命中应运而生

自从清道光二十年(1840)的鸦片战争以来，伴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枪炮声，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昏聩腐败的清政府，屈膝投降，卖国求荣，鱼肉人民，激化了阶级矛盾，亦加深了民族危机，推翻清政府成为解决中国社会基本矛盾的焦点。

（一） 以陕西高等学堂为总司令部发动的起义

以孙中山先生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在1911年10月10日举行了震撼中国大地的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的第12天，即1911年10月22日，陕西革命党人张凤翙、钱鼎、万炳南、张云山、张钫等领导新军和哥老会响应武昌起义，发动西安起义。

1911年10月27日，即陕西辛亥革命的第5天，张凤翙翙大统领将司令部移驻高等学堂，并在当日召开大会，张凤翙宣布成立了“秦陇复汉军政府”，并在此设府办公。直到同年11月22日得到在湖北的中华民国军政府授印后，才将都督府移到城内北院门。

辛亥年暑期，陕西高等学堂留日学生崔云松、郗朝俊、康炳勋、宋元恺、钱鸿钧等不少留日学生返陕，“直接参与革命活动”[16]。在辛亥革命前后，陕西高等学堂的一些教习也参与陕西辛亥革命。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即被聘为陕西大学堂数学教习的李异材（又名仲特，1858—1937），受井勿幕影响加入同盟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秋，与井勿幕等在西安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任会长，辛亥革命后任修史局总纂长。光绪三十三年（1907）在日本被聘为陕西高等学堂世界史教习的邵力子（1882—1967），次年到堂讲授法文和西洋史课程，清宣统二年(1910),辛亥革命前夕,陕西高等学堂的两名学监姚荣波和严肇卿,常与学生发生龃龉,以致在年终时酿成全体学生驱逐姚、严的风潮。邵力子在这场风潮中,始终站在学生一方,因他已是同盟会员,与革命党有密切联系,故与此次风潮的学生一起受到清陕西当局的监视和驱逐。他的一位学生李小修,遂将邵力子藏在自己家中,继赠银两,放在锅盔馍内,送邵出潼关,脱离险境。高等学堂学生、陕西临潼人李含芳，在就学期间就积极参加爱国学生运动。在光绪三十四年(1908)的蒲城学潮(即“蒲案”)中，他积极活动西安各学堂反对蒲城知县李体仁欧辱教师、打死学生的罪恶行径，参与罢课等活动，最后在学界等各界人民的抗议下，将县令李体仁革职，并不准援例捐复。在辛亥革命中，他也是最积极的分子之一。

1911年10月27日，在陕西高等学堂宣布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张凤翙任大都督。陕西大学堂的毕业生崔云松任财政部长(后任都督府秘书长，民初任陕西都督府参事、财政局局长、法制局局长，1913年1月任陕北观察使)、陕西高等学堂留日学生为副部长、郗朝俊任副部长、曹澍任教育部长、钱鸿钧（？—1942）为司法部副部长、高等学堂兵学教习宋元恺任外交部部长，陕西法政学堂原监督杨开甲（鼎臣）为民政部部长。都督府共由军政、民政、财政、教育、司法、外交、交通、实业8个部组成，16个正副部长，其中5个部都由西北大学前身的学生或教师担任部长或副部长，16个正副部长中就有6位出自西北大学前身，另有司法部长党积龄（松年）辛亥革命后亦成为西北大学主讲民法的教师，财政部副部长康炳勋（寄遥）亦成为西北大学预科学长。

其中，大都督张凤翙更是在辛亥革命后的数月中，即宣布成立西北大学创设会，自任会长。军政府司法部部长钱鸿钧，字陶之，陕西咸宁县附生，祖籍浙江绍兴，光绪三十一年（1905）官派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习普通科，后改习农科，归国后任西北大学另一重要前身陕西法政学堂监督，民元任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西北大学校长，主讲宪法与政治学，1914年

冬陆建章督陕后被捕，羁押一年余方被营救获释，其余政治犯则大多被杀；军政府财政部长崔云松，字叠生，陕西咸宁县附生，清举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官派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习普通科，后改习农科，辛亥革命前后历任秦陇复汉军政府财政部长、财政局长、都督府参事、法制局局长、陕北观察使等，民元任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文科学长；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郗朝俊（1881—），字立丞，别号励勤，清法科举人，陕西华县附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官派赴日留学，入济美学堂习普通科，后改习工科，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高等研究科，获法学学士学位，民元任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农科学长，讲授宪法等课程，民国初任西北大学前身陕西公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最高法院推事、立法院立法委员、陕西高等法院院长等；军政府教育部部长曹澍，字雨亭，陕西泾阳廪生，原为陕西高等学堂学生，光绪三十一年（1905）官派赴日留学，入经纬学堂普通科，后习工科。宋元恺为西北大学前身陕西高等学堂的兵学教习，杨开甲则为西北大学前身陕西法政学堂的监督（即校长）。在军政府各部中，尤其重要的是财政部，崔云松、郗朝俊、康炳勋三人采取开仓平粜、整理金融、设立粮台、撙节开支、劝捐助饷、发行公债、整顿厘税、开彩筹款等多项措施，支持辛亥革命后军政府的财政，以及支持秦陇复汉军在东、西两路与清军历时半年的战争，度过了辛亥革命后秦省财政最困难的时期，这三人主持财政的娴熟能力不能不说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三）西北大学两留学生参加孙中山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并为陕西革命筹集军费

留日陕西高等学堂学生中的马凌甫（1886—？）、张荫庭（1884—？）在日本已加入同盟会。马凌甫在辛亥革命中回到上海，并即与在民立报馆的于右任联系，得知清军正从河南开封调派新军一混成协向潼关进攻。于右任告之说：“陕西最需要的是军火，不断有人来求我在外设法。顷有普陀山僧人代表向《民立报》表示愿助军饷，你最好在回陕前去一趟普陀山”[16]。经与宋教仁、陈其美等协商，遂派马凌甫与同乡雷震至普陀山安抚，张贴保护寺庙的布告，在山上住了三天。前后山各寺的捐款后被存入陕西烟商义源厚，成为陕西辛亥革命购运军火的专款。受陕西起义军的委托，马凌甫、张荫庭与于右任（未出席）、赵世钰还被推选为赴南京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陕西代表，并出席了总统就职典礼。

马凌甫、张荫庭与1912年3月均被聘为西北大学教师。其中，马凌甫，字步云，别号自力子，陕西合阳人，光绪三十一年（1905）官派赴日留学，入早稻田大学习普通科，后改习农科，毕业于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12月16日任南京代表会陕西代表（图3），1912年1月28日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3月，任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并被聘为西北大学商科学长、教务长，主讲经济学、宪法等课程，组织学生开展“制定宪法与选举总统二者孰先”的“雄辩会”，为民国的修宪与选举探讨政治理论基础和培养人才。之后，又赴日为西北大学选聘日籍教师、购置图书仪器设备和考察日本高等教育，与日本早稻田大学、明治大学、中央大学、法政大学、庆应义塾大学建立联系，使西北大学等校学生可直接进入以上日本高校学习，从而为培养辛亥革命后陕西以至西北建设人才奠定基础。张荫庭，又名蔚森，光绪三十一年（1905）官派赴日留学，入济美学堂习普通科，后改习工科，毕业于明治大学，获政治学学士学位，归国后于1911年12月16日任南京代表会陕西代表，参与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图4），1912年1月28日任南京临时参议院议员，1913年4月至1914年1月复任北京政府时期第一届国会第一期常会议员、参议院议员，后任陕西都督府司法顾问，1912年至1915年，任西北大学创设会委员，西北大学教师，主讲国际法，1916年8月至1917年6月任黎元洪时期第一届国会第二期常会议员，1917年8月至1922年6月南下护法，任护法国会（非常国会）参议员议员。

图3 参与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的马凌甫（步云）及代表证明

图4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宣告成立，孙中山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就职典礼，陕西高等学堂留日归国学生马步云、张蔚森以及于右任等4人作为17省代表（占一票）的陕西代表选举临时大总统，并出席就职典礼

（四）陕西高等学堂师生参与西线战役

升允在陕西巡抚任内，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拨库银两万两（实际支出3万两），筹办陕西大学堂，次年又就近奏准光绪与慈禧（时避难在西安）正式立案，为陕西作了一件好事，却在辛亥革命后成为革命的死敌。光绪二十八年(1902)5月，他又奏准在陕西大学堂设农务、工艺两斋。武昌起义爆发后，升允站在革命的对立面，率甘肃“精锐军”、陇东“壮凯军”等不下数十万人东进，妄图迎奉溥仪，建立偏安西北的小朝廷。

陕西高等学堂兵学教习与陕西农业学堂日文教习宋元恺（1870—1917，图5）参与了对升允的讨伐。宋元恺，又名相臣，宣统二年（1910）即奉孙中山指示在朝鲜、大连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后随井勿幕返陕，在任教期间曾介绍学堂中不少师生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稍事安定，他亲往军装局将枪弹配给学生，让学生回乡组织民团，保卫地方。秦陇复汉军政府成立后，他任外交部长(1911年11月22日接到湖北全国军政府颁发的“中华民国军政府秦省都督印”后，改大统领为都督，八部改为八司)，在西路战役中，他亲任炸弹队总队长，率部在醴泉(今礼泉)等地作战，几经大战，互有胜负，直到次年3月双方签订停战书。西路议和后改任交通司司长。1913年辞司长任陕西留日学生经理，先后组织派出200余名陕西留日学生。

图5陕西高等学堂兵学教习与陕西农业学堂日文教习

宋元恺（向辰，1870—1917）任炸弹队队长

陕西高等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凤翔人、清秀才杨荟桢（字茂斋），曾参加张凤翙、张云山在西安五味什字义聚楼密召的各县同盟会员起义前秘密会议。按照秦陇复汉军政府的统一安排，陕西高等学堂等学堂一律停课，组织参加起义，鉴于各县秩序混乱，遂分派省城各校学生回县倡办民团，并组织地方革命力量。杨荟桢与陕西高等学堂学生、同盟会会员、凤翔人、清秀才刘鋕（字介甫），在西安光复后，即按统一安排偕同回到凤翔。九月初七日（1911年10月28日）夜间，联合当地哥老会杨凤德等千余人，于1911年九月初六日（公历10月27日）夜间包围凤翔城，县衙差役张三保等在城内作内应，次日全城光复,将知县彭毓嵩和知府德祜斩首示众，清参将王志英刎颈自杀。之后，群众不懂革命意旨，寻仇报复，焚公署县衙、焚教堂、烧洋书、杀教民，一时城内混乱，杨会桢遂请当地哥老会大首领秦凤山主马秉乾（回族）出来维持，秩序渐稳，后又派人赴省城请求派来副大统领万炳南出镇凤翔，形成以马秉乾等为中、东、西、南、北营管带的军事部署，并派出知府、知县，很快稳定了地方[26]。凤翔人、陕西高等学堂毕业生周德润（字奋刚）与陕西优级师范毕业生王肇基也参与了凤翔民团的组织和计划实施[27]。

（五）辛亥革命后西北建设人才急缺与西北大学的应运而生

辛亥革命后，秦军政分府教育司按照全国统一做法，改陕西高等学堂为陕西高等学校；陕西法政学堂改为关中法政大学，并设政治、法律、经济三系，秦军政分府司法部副部长钱鸿钧出任校长；陕西临时议会中部分议员发起，以陕西农业学堂部分校舍为基础，新创办了以留学教育为特色的三秦公学，设有高等英文班、高等数学班和留学预备班等，田仲玉(蕴如)任校长。这是民国初年陕西高等教育的大致状况，显然，这与辛亥革命后陕西以及西北地区需要大批建设人才的局面不相适应。

鉴于此，在1912年3月，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张凤翙提出创立西北大学的主张，并成立西北大学创设会，亲自出任会长。委员有钱鸿钧(陶之)、马凌甫(步云)、崔云松(叠生)、郗朝俊(立丞)、谭耀唐、党松年(积龄)、康寄遥(炳勋)、寇锡三(鸿恩)、惠甘亭、谢文卿(增华)、王芝庭(觐墀)等。创设会推关中法政大学校长钱鸿钧(原陕西法政学堂监督)为校长，并决定以陕西高等学校、关中法政大学、原陕西农业学堂、原陕西实业学堂，原陕西客籍学堂为基础，筹组西北大学。

张凤翙（图6）为什么要创设西北大学呢?

首先，他认为创设西北大学“关系于现时建设”。他写道：

“武昌起义，秦中继起，甘新僻远，亦举义旗，比较东南，未遑多让。自统一政府成立之而后，服务中央政府者，西鄙之人，乃落落如晨星，非勇于破坏，不懈于建设，人才难得，无可如何，不得不诱卸于东南诸贤，使之独任其难巨，国民责任之谓何，无以对国家，尤无以对东南各省，积渐恧而为奋勉，求根本之解决，固之有西北大学之发生。” [28]

其次，他认为创建西北大学“关系将来之建设”。因为

“政体改良而后，无论立法、行政，非有高等学识者断难胜任而愉快，东南风号开通，具有高尚知识者所在多有，尚力图进步，急急然有南京、广东、湖北大学之经营，西北闭塞日久，若不早为培植，恐愈趋愈下，将来文武法官之考试，西北必少合格人才。东南纵号多才，未必能敷全国之应用，即使敷行政机关之用，而地区所限，于立法机关将奈何?以不健全之分子，而畀之以立法之特权，影响所及，良非浅鲜。一肢痿痹，累及全体，西北不竞，岂国之福?”[28]

再次，他还认为创建西北大学“关系于外部之防御”。因为

“俄库协约，西北首当其冲，纵此次和平解决，而野心未死，来日大难，欲取决于疆场，须布置于平日。布置方法，千经万纬，要必以培养人才为前提。东南(与西北)风气悬殊，风霜之苦，跋涉之艰，与夫鞍马之驰骤，食麦饮酥之淡泊皆西北之所长，而东南所不能耐者也。重洋商战，宜注重东南，大漠边防，宜注重西北。”[28]

图6秦陇复汉军政府大都督、西北大学创设会会长张凤翙

根据上述理由，张凤翙认为，“交通便利之省分，设立大学尚可暂行缓图，若西北则地方如此辽阔，关系如此重大，人才如此缺乏，内观外顾，忧心如焚，急起直追，犹虞不及”^[28]。因此，他迅速和甘肃、新疆两省商议，得到支持后，即决心排除万难，全力以赴创设西北大学。当遇到袁世凯政府阻挠时，坚决声明若要西北大学停办，就好似“荡舟激流，势难中止”，终于1912年3月力促西北大学开学。他为西北大学学报《学丛》创刊号题词：“障百川而东之，挽狂澜于既倒”[29]，表达了他对西北大学培植西北建设人才寄托了极大的希望。西北大学校长钱鸿钧所题“中原板荡起纷争，手挽狂澜不用兵，沧海横流谁砥柱，文章经济勖诸生”[30]的题词也颇能显示西北大学诞生于辛亥革命之中，以及决心以“文章经济”救助苍生的远大志向。

四、辛亥后以五学堂合组西北大学的重要历史意义

总之，西北大学前身陕西高等学堂、陕西法政学堂、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实业学堂、陕西客籍学堂等五学堂大部分均在辛亥革命前爆发过学潮或进行过各种革命活动，为革命力量的积聚和舆论酝酿作了积极的准备，是陕西辛亥革命爆发的重要因素之一。其中，尤以陕西高等学堂抗议向英国出卖陕西铁路权，呼吁陕西自办洛潼铁路、陕西法政学堂保卫路矿主权的斗争、陕西农业学堂抗议反动统治举行大规模罢课等为代表。西北大学在学堂时代为陕西辛亥革命作了积极的舆论酝酿，前身陕西高等学堂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总司令部，学生或教师成为秦陇复汉军政府的骨干。

一个维系了260余年的封建政体终于被彻底推翻了，晚晴在陕西的各层组织也被辛亥勇士们逐个摧毁。从1911年10月22日西安响应武昌起义，到1911年10月27日，即陕西辛亥革命的第5天，张凤翙大统领在陕西高等学堂宣布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从1911年10月东西两路同时爆发战事，到1912年2月18日张伯英在潼关与清军总兵赵倜签字议和标志着东路战役结束，再到1912年3月8日秦省兵马大都督张云山与升允部下彭英甲、马安良签订停战书、1912年4月10日前后升允撤离陕境和西路战役结束，敌我相持数月，几乎每天东西两路都有战事发生。无论是在西安光复战中，还是在东西两路辛亥保卫战中，文治武功之才都显得格外重要，西安巡警学堂学生、陕西高等学堂学生、陕西优级师范学生在东西两路战役和维持地方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秦陇复汉军政府中陕西高等学堂、陕西法政学堂、陕西农业学堂、陕西师范学堂等校毕业生在司法、财政、外交等方面也发挥了格外引人注意的重要作用。随着战事结束和建设时代的开始，辛亥志士们更为迫切地感触到陕西以及西北建设人才的紧缺。这就是张凤翙创设西北大学的背景，这就是他从发动起义到东西两路战役120余天的腥风血雨中刚刚坐下所考虑的第一件大事——成立西北大学创设会并出任会长。他斩钉截铁地指出：“求根本之解决，固之有西北大学之发生”。“本都督环顾东南，起视西北，默察现在，悬想将来，无论从何方观察，似应为破釜沉舟之计，不敢贻因噎废食之机”[28]。在他的主导下，辛亥战事甫定即有五学堂合组西北大学之发生，确定西北大学“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材，应国家需要”的办学宗旨，并于1912年3月正式开学，招收了来自陕西、新疆、甘肃的六七百名学生。这使西北大学成为陕西辛亥革命的重要成果之一。

这一切使人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那就是陕西辛亥革命到底是胜利了还是失败了，以及留下了什么胜利果实？对于第一个问题，从全国辛亥革命举义不久即被袁世凯窃取，无疑意味着辛亥革命在全国的失败。但是，陕西不同于全国的是：武昌起义自1911年10月10日爆发和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到1912年4月孙中山被迫解职、袁世凯窃取政权，革命遂告失败；西安起义则自1911年10月22日爆发和1911年10月27日宣布成立秦陇复汉军政府（11月22日地处湖北的全国军政府办法中华民国秦省都督印），到1914年6月30日袁世凯下令裁撤各省督军，张凤翙被免去督军任命为无地盘无兵权的“扬威将军”，袁世凯亲信陆建章被任命为有地盘和兵权的“武威将军”督理陕西军务，陕西才全部被袁世凯政府直接控制。在陕西，这期间虽然也有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后陕西“声讨”孙、黄“通电”甚至派兵入川镇压反袁斗争、1913年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和陕西井勿幕、胡景翼、宋元恺、张义安等被迫离陕或出国、陕西民军改编、陕西辛亥统领之一万炳南被杀和革命力量受到严重摧残、1914年初河南白朗入山和陆建章率20万大军入山“剿匪”等重大事件发生，但是辛亥西安起义的首领张凤翙从起义到1914年6月底仍然是陕西督军。这就为陕西辛亥革命取得政权后赢得两年多的时间，可以在地方建设方面有所作为。于是，这一时期发生有：1912年3月西北大学开学，稍后三秦公学成立（后于1914年并入西北大学）；1912年9月24日有与比利时筹修陇海铁路接展西安之议（1915年9月通车到洛阳至观音堂因一战爆发而止）；1913年，张凤翙以“怀西北前途，不惜为剜肉补疮之计，而亟亟以兴学育才为要，图莘莘学子”[31]，支持西北大学派出留日学生62人；1913年7月22日，与比利时、法国修筑同（大同）成（成都）铁路，途径蒲城、西安、汉中之议（因一战爆发搁浅）；1913年4月美孚公司提出租借延长油矿和1914年2月签订正式租借合同，陕西石油民族资本被排挤；1914年秋，西北大学预科学长康寄遥，利用出席北洋政府财政会议之机，用7000余元从上海购回百部电话机和配套器材，在西安钟楼成立陕西电话局（1917年改为军用电话局，直到1923年后才改回民用）。以上这些“成果”要么化为泡影，要么无足轻重。因此，如同洋务运动失败后仅剩下一个京师大学堂（也认为还有一个“总理衙门”）这一成果一样，陕西辛亥革命的惟一成果就是以晚清陕西大学堂为主合组而成的西北大学。

这不仅使陕西大学堂的高等教育架构得以保留和提升，也组合进了国学的文学、经学、和西学的外国语言学、法学、政治学、经济学、农学、工业技术等教育元素，将之提升到高等教育层面，从而首开陕西以至我国整个西部高等教育的先河，也构筑了秦文化和西北文化的新起点。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周秦汉唐以来陕西向为中华文明发祥之地，亦为“辟雍”、“成均”、“国子监”等国立高等教育的发祥地，然而宋元明清以降除关学而外不再有昔日文化鼎盛之象，如果没有合组西北大学之发生以及由此整合陕西高层次文化的壮举，自宋以来文化重心东去南迁之局面便永远不会改观，秉承和光大周秦汉唐文明就永远是秦人难以实现的梦想。因此，西北大学的成立圆了秦人之梦，是陕西周秦汉唐文明在唐末衰败近千年后重新崛起的一个历史性转折，也是中华文脉在大西北发祥地重续的一个象征。

诚如国立西北大学教授黎锦熙1944年在其所撰的《国立西北大学校史》中所说：“学府在此，提挈群伦，当以继往开来为务。文化者，合精神与物质，综古代与现代而言，非可偏举。此又一端也。西北民族杂居，异于东南，而其开化亦久异于西南；融为‘国族’，正学府之任务矣。四千年使华夏之雄风，宁以遇暴敌而遂摧挫？惟在西北，必借教育学术之力，努力铸成‘国族’以发扬之。西大之责，无可旁贷”[32]。抗战时期的西北大学校长赖琏也在《一个最愉快的回忆》一文中强调：“西北大学创设陕西，吾人远观周秦汉唐之盛世，纵览陕甘宁青新区域之广大，不惟缅怀先民之功绩，起无限之敬仰。……恢复历史的光荣，创建新的文化，实为西北大学所应负的抱负”，“为最高理想”[33]。这说明，从晚清升允创建陕西大学堂、到张凤翙以陕西大学堂灯五学堂合组为西北大学，再到抗战时期京陕两源合流城成的西北大学，一直到21世纪西北大学提出的211工程建设目标，无不以远承周秦汉唐文明，近创新的秦文化和西北文化为己任。它将新的思想播撒到这片广袤的黄土地；它将西学系统地引入陕西，开创了西北的新学体制，加速了西北的现代化进程；它不仅是一所高等学府，也是近代秦文化的策源地，其民风教化、文治武功、谱写新关学、接续西源中华文脉和彰显新文化的功绩，彪炳史册，千秋不没。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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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姚远.西北大学的源流与承袭(1996年12月29日向西北大学提出报告，原题为《对早期西北大学源流与承袭的几点看法》)[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27（3）：81-86

[5]姚远.西北大学的两个历史源头[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30（3）：127-131；中国人民大学复印资料《高等教育》全文转载

[6]姚远.中国西部最早的高等学府——陕西大学堂[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0,10（3）：77-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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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姚远.陕西大学堂与西北大学一脉相承[N].各界导报，2002-01-11（6）

[11]姚远.陕西大学堂教学活动考[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32（4）：164-169

[12]李永森，姚远主编.西北大学校史稿[M].修订本.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2002

[13]姚远主编.西北大学学人谱[M].西安：西北大学出版社，1994年12月第一版；1997年修订版，2002年续编再版

[14]高立勋.西北大学学报编辑姚远发现西大早期《学丛》为我国最早学报之一[N].光明日报，1990-07-24（2）

[15]孟西安，高立勋.西北大学成立百年的证据：清末皇帝朱批开办“陕西大学堂”奏本被发现[N].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11-26（2）

[16]马凌甫：回忆辛亥革命，见:陕西省政协编.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83—100。

[17] 陕西学司：《学部札凡学堂管教各员随时董戒学生不准联盟纠众开会演说及与闻各会之事一体遵照文》，《教育官报》，1910年第6期，第11—12页。

[18]郑伯奇：《回忆辛亥革命前夕陕西的学生运动》，陕西省政协编《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01—105页。

[19]曹鸿勋、批高等、师范、法政、中学、陆军各学堂全体学生等为全陕铁路必欲自办恳请代电以杜觊觎禀，《秦中官报》，丁未年(1907年)五月份第二期，第98—99页。

[20]马彦翀，师子敬，焦子静的革命活动，陕西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4—194页

[21]杜石然，范楚玉，陈美东,等.中国科学技术史稿.下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83:298-299

[22]抚部院曹：《行学部电以后游学速成学生一律停派文》，《秦中官报》，丙午年七月(1906年8月)第1期。

[23]编者：《秦陇报发刊词》，《秦陇报》，1907年版第1期，第1页。

[24] 编者：《关陇杂志广告》，《夏声》，1908年第3号。

[25]民气：《论中国之国体》，《关陇》，1908年第4号。

[26]朱叙五，党自新.陕西辛亥革命回忆，见陕西省政协编《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82页

[27]王丕卿，辛亥凤翔起义简况，见陕西省政协编《陕西辛亥革命回忆录》，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1-146页

[28] 张凤翙：《给教育部的函》，1912年12月。

[29]张凤翙：题词[J].学丛，1913,1(1):1

[30]钱鸿钧. 题词[J].学丛，1913,1(1):1

[31] 崔云松.送西北大学学生留学东瀛序[J].学丛,1913，1(2)：

[32]黎锦熙.国立西北大学校史（1944）[M]//尹雪曼.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台北：国立西北大学台湾校友会，1969

[33]赖琏. 一个最愉快的回忆[M]//尹雪曼.国立西北大学建校卅周年纪念刊，台北：国立西北大学台湾校友会，1969

（原发表于《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5期；西安市档案馆《西安辛亥革命记忆》（三秦出版社，2011）转载；此次发表网络版时有修改，并增6幅图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