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凤鸣，曾用名孙凤海，出身于贫农家庭，曾随父孙纪奎逃荒到东北。1928年底，在江苏结识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青年部长华克之，次年与江苏人崔正瑶结婚。1930年，随同华克之到上海，先后认识王亚樵、余立奎，并加入他们组织的“安徽劳工会”，成为该组织主要成员，参与行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上海招商总办赵铁桥等行动。 [3]“九一八”事变后入关投军，在十九路军当后兵，后升任排长。浙沪抗战后，离开军队，留在上海，与中共地下组织发生联系，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34年11月与华克之(又名张建良)、张维、陈惘之、李怀诚、贺坡光等合作，在上海创办晨光通讯社，从事抗日宣传。1935年初，华克之等将晨光通讯社迁至南京陆家巷23号，继续从事抗日宣传，并密谋策划刺杀蒋介石。孙曾为军人，枪法较好，互推由孙执行。1935年春夏之际，孙曾有两次刺蒋机会，均未得手。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召开六届四中全会，当日上午9时30分，全体中委集合在南京湖南路国民党中央党部会议厅前合影，孙凤鸣以晨光通讯社记者身分亲临现场采访，在照相器材内暗藏左轮手枪，伺机行刺。因蒋临时缺席，改以汪精卫为行刺对象。汪被击中三枪，但未致命，而孙则被在场的警卫人员开枪击中，倒在血泊之中，于次日黎明伤重逝世。事发后，晨光通讯社遭到查封，孙的妻子崔正瑶被捕遇害。 [2]
1931年，在蒋介石与宋子文的排挤下，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被逼下台。孙科对此异常气愤，一直怀恨在心，便派其亲信马超俊面晤王亚樵、孙凤鸣、华克之等人，请予设法刺杀宋子文，并答应先付给一笔巨款，作为各项活动费用。自宋子文爬上财政部长后，不仅孙科要刺杀宋子文，广东的陈济堂、国民党西南政府的胡汉民也有此打算，并表示愿意互相配合，以开展暗杀活动。孙凤鸣等接受巨款后，立即着手在南京、上海两处各设一个刺宋小组，华克之等人在南京专门了解宋子文的活动情况，并暗下监视宋子文的行动，以便寻找暗杀机会。孙凤鸣在上海准备武器，以便即时动手。直接参加暗杀的人分成两个组，一组在南京有华克之、张玉华、成诚、张慧中、郑抱真等，均住南京余立奎家，另一组在上海有孙凤鸣、刘刚、李恺、谢文达、肖佩伟等八人，各发手枪一支，并配足子弹，另有一枝杀伤力较大的炸弹，和两板烟雾较强的小炸弹、待行动后，迅速离开现场，以作拒捕之用。1931年7月23日，南京刺宋小组从财政部内获得可靠消息：宋子文当夜要乘火车赴沪，与财团商洽借款事宜，便立即电告王亚樵、孙凤鸣等人，暗号说“康叔准于本晚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孙凤鸣等一伙人得信后，真是喜出往外，立即星夜组织内外力量，专候“高贵的客人”到来。几乎忙了一个通宵也未合眼。做好一切“接待”准备后决定准时前往上海北站，同时决定站外增派十余人，作监视和观察路警行动，以便抵抗各种围捕。24日上午八时许，孙凤鸣小组人员，一切准备就序，即待“迎接”这位“特殊”客人的到来。当时站内军警们更是戒备严密，各类军、警人员都武装整齐地站在月台上等候，就连铁路的管理人员，也是各就各位地站好，不许乱走乱动。这时站台上又新添一批穿着长袍马褂柱着文明棍，满面银须飘飘的老家伙，也有一些头带礼帽身穿西服，颈上佩戴着各色领带，脸上挂着一付金丝眼镜的少壮派，眼睛凝视着专车到来的方向，满腔热忱地迎接这位“财神爷”的光临。专车终于到站了。车刚一停稳，有“威望”的“高等”人，都拥向宋的车厢，最先是宋的随员、卫士下了车，接着就是宋的随身秘书唐腴庐走在前面。狡猾的宋子文自己也知道，平时坏事做了不少，随时都担心有人暗算他，所以宋在每次出动时，总是前后面都有几个装扮和宋子文模样相似的人，跟着他同行。想不到这几位暗杀能手孙凤鸣等人，果真被宋之圈套所迷惑。他们一见唐腴庐走在前面下车，误认为是宋子文了。于是一拥而上，集中火力，对唐开枪射击，唐当场中弹多发，倒地而亡。就这样唐腴庐终于做了宋的替死鬼。老奸巨猾的宋子文，见势不妙，便像乌龟一样，立即把头缩回车厢，巧妙地躲过这场枪杀。这时的孙凤鸣等人，怎能知道他们打死的不是宋子文，而是宋的替死鬼唐秘书，还满意地认为目的已达到，便掷下两颗炸弹。轰的一声震响，顿时黄烟四起，烟雾迷漫，整个站台，混乱成一团，相互间谁也看不见谁，迎宋的那些财团老爷们，也忘记了刚才的那股威风，互相碰撞，哭爹叫娘，有些人丢了眼镜，有些人丢了帽子，也还有些人碰得头破血流，和旅客们混在一起，东奔西逃。刺宋的刺手们，在外围人员的接应下，乘着浓浓的烟雾，混在旅客们中间一起安全地离开了火车站。刺宋案发生后，各地风声很紧，倾刻间传遍全上海市，以至全国各地。警方开始到处搜捕凶手。参与刺宋者，亦知上诲无法兜留，只得各自暂避，官方也未捕获到一个参与刺宋者。这次刺宋虽未成功，但是，蒋帮在上海的上层要员们个个提心吊胆，处处小心翼翼。而孙科仍暗在一旁，洋洋得意，谀之孙凤鸣等人为“江淮大侠”，赠孙凤鸣等人各一千大洋。住在南京的蒋介石，闻悉宋在上海北站遇刺未中的警讯之后，大为震怒，而心内发抖，为此事吓了一身冷汗。为此蒋介石对王亚樵、孙凤鸣等人，更有戒心，故而表示要决心除其隐患，急令大特务头子戴笠，亲自带人到上海侦破此案。其实刺宋的人，早已改名换姓，纷纷离京远走高飞，逃往香港避难去了。 [6]
1935年，李济深、陈铭枢、王亚樵等人在香港密议，决定于国民党的四届六中全会期间，伺机刺杀蒋介石、汪精卫。 [4]在计议中，王亚樵当场提出： “今后必须继续暗杀蒋贼，请大家商讨出一个如何能接近蒋贼身边，以便有机会下手的办法”。当时孙凤鸣、华克之建议说：“最好是设法在南京创办一个通讯社，取得记者合法身份，就能接近蒋的身边，才有下手的机会。”孙风鸣接着又说： “我有个同乡叫俞新武，在南京也是搞新闻的，有关办报方面，还可取得他的支持”。大家一致鼓掌表示同意，当即决定创办“晨光通讯社”。公推华克之为社长，孙凤鸣、张四明、贺坡光等三人为记者，其他入员由华克之负责慎重考察录用。不久，华、孙等四人就离开香港，直接前往南京，托友人在城南大夫第租定一所房屋为社址。经申请（伪）行政院，（伪）南京市政府批准，通讯社遂于5月正式成立，开始发报。一个挂着报社名义的暗杀蒋、汪的地下组织，就这样在南京披着晨光通讯社招牌的外衣，公开出现。晨光通讯社的一切经费，经余立奎前往广州西南政务委员会，面晤肖佛成、黄季陆、邹鲁等人，又征得胡汉民的同意和支持，得到每月大洋三千元的补助。这项补助只领了九个月，以后停发。 “晨光通讯社”发报后，孙凤鸣、张四明、贺坡光等以记者身份前往顽中央各院、部、会内采访新闻。不久获悉国民党中央党部订于11月1日召开国民党六中全会的消息。并决议以蒋介石为第一目标，汪精卫为第二目标。由于孙凤鸣受过军事训练，练有一手好枪法，此事有孙凤鸣亲自动手，在香港孙凤鸣曾向王亚樵表示过说数年来刺蒋反蒋活动我们都失败了，实在惭愧。此次前往南京，抱坚决必死之心，定要干掉蒋、汪二贼，以完成任务，大解心头之恨。在王亚樵暗杀集团秘密会议上，孙自报奋勇，由他一人在参加开幕式的时候下手。 [6]
1935年11月1日上午，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开幕。这天早上7点，晨光通讯社记者孙凤鸣，便赶到了开会的地方。但由于没有特别采访证，他不能进入会场。直到上午9点30分，开幕式结束了，晨光通讯社采访部主任贺坡光，才匆匆送来特别采访证。孙凤鸣便飞一样进入会场。 孙凤鸣，身材修长，皮肤白净，谈吐儒雅，很像一个记者。这时，中央委员们纷纷排队站好，准备与国民党总裁蒋介石、副总裁汪精卫等人合影。但蒋介石会前发现，张学良、冯玉祥、阎锡山、龙云等人，每人都带了两个护兵，就怀疑他们有什么不轨行为。蒋介石对汪精卫说：“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合影，我也希望你不必出场。”但汪精卫不听，还是去了，而且排在第一排正中。刚开始合影，忽然记者人群中就闪出一个人，手举左轮手枪，高呼“打倒卖国贼”对准汪精卫连发三枪，汪精卫应声倒地。这个记者，就是孙凤鸣。孙凤鸣随后也被汪精卫的卫士射倒在地。为了能从他身上挖出口供，医生奉命每小时给他注射十次强心剂。孙凤鸣挣扎着说：“我是个大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要我刺汪的主使人，是我的良心。”又说，“请你们看看地图吧，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再不打，要亡国，要做亡国奴了”。次日凌晨，孙凤鸣的心脏停止跳动。 [5]
纪念碑1987年，孙凤鸣被追认为抗日爱国志士。
1988年7月铜山县人民政府在孙凤鸣的家乡铜山县黄集乡建立“抗日爱国志士孙风鸣纪念碑”，以示纪念。是县级文物保护单位和县级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2] [7]
民国二十八年元旦，冯玉祥将军在国民党中央委员团拜后的一次会议上曾感慨地说：“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那青年有先见之明。可是，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如今汪精卫飞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个铜像来纪念他。”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