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1862年12月12日—1938年5月17日 [12]），字仲珊，晚年自号乐寿老人 [11]。生于直隶天津大沽口（今天津塘沽）。中国近代军事、政治人物，中华民国直系军阀的首领，也是第五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23年10月10日－1924年11月2日）。因驻军保定，又称“保定王”。
曹锟自少以贩布为生，光绪八年（1882年）投身淮军，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毕业后为毅军哨官。后投靠袁世凯，曾任北洋军第三师师长、直隶督军兼省长等，拥护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死后，依违于段祺瑞、黎元洪及冯国璋之间。民国八年（1919年）被推为直系首领，组织八省反段联盟，在直皖战争中击败皖系军，迫使段祺瑞下野。民国十一年（1922年）通过第一次直奉战争击败了奉系的张作霖，以“法统重光”为旗帜迎回黎元洪为大总统，一时控制北方政局。次年逼黎元洪下台，并以重金收买议员、议长的方式被选举为大总统。民国十三年（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后被冯玉祥囚禁，获释后前往开封，又转赴天津做寓公，经营实业与房地产。 [9] [14]“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拒绝日本出面组织新政府的要求。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曹锟病逝于天津，享年76岁。 [13]重庆国民政府追赠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
曹锟素有“贿选总统”之恶名 [9]，且在传统历史认知中被认为是一个目不识丁、颟顸愚昧、凶残成性的军阀 [21]。但在其执掌北京政府期间，授意公布了《中华民国宪法》，支持顾维钧处理“临城劫车案”、完成中苏建交谈判，也有维护国家主权的功绩。 [1]
（概述内图片来源 [10]）
- 别 名
- 曹三爷 [6]、曹大帅 [21]、曹仲三 [30]
- 字
- 仲珊
- 号
- 乐寿老人
- 所处时代
- 清末民初
- 民族族群
- 汉族
- 出生地
- 天津
- 出生日期
- 1862年12月12日
- 逝世日期
- 1938年5月17日
曹锟幼年上过四年私塾，粗通经史 [27]，但稍长之后失学，推车贩布于津沽间。光绪八年（1882年），投淮军当兵，继而进入天津武备学堂学习，成绩优异。到光绪十六年（1890年）毕业时，北洋通商大臣兼直隶总督李鸿章曾专折上奏朝廷，列举该校十余名“屡考优等生”及“学生之著者”，请予表彰，曹锟就是其中之一。 [21]毕业后往宋庆的毅军当哨官。 [12]
袁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后，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委任曹锟为直隶常备军右翼步队第十一营管带。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京旗常备军成立，后编为北洋陆军第一镇，曹锟任第一协统领。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彰德秋操时，他曾担任北军第一混成协统领。 [12]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初，因新军尽先补用副将，曹锟被擢升为新军第三镇统制。同年，经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奏调移驻长春，后升记名总兵。日俄战争后，东北三省人民时常发动抗争，抵御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压榨。在此期间，曹锟率军镇压起义有功，屡获清朝统治者的嘉奖。宣统三年（1911年）4月，他被授为副都统衔，7月补总兵后以提督升用。 [12]
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重新起用此前被解职的袁世凯。曹锟受袁世凯之命，率第三镇全体官兵由长春移驻直隶、娘子关一带，镇压革命。次年（1912年）2月，在南北议和的默契条件下，袁世凯被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南京临时政府派专员迎袁世凯南下就职。当时曹锟驻京郊南苑附近，于同月29日在北京纵兵哗变，焚掠内外城，为袁世凯制造拒绝南下的借口。 [12]同年秋，改镇为师，曹锟改任第三师师长。 [13]
民国四年（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发起护国运动，组织、领导护国军讨袁，袁世凯决心以武力镇压。民国五年（1916年）1月5日，曹锟与第七师师长张敬尧、第八师师长李长泰等受命率军入川，并被单独任命为川、湘两路征滇军的总司令，统一指挥川、滇前线对护国军的战争。在此过程中，曹锟等部出现军纪败坏，烧杀掳掠的现象，尤以张敬尧部为最（曹锟部下吴佩孚旅则有军纪严明的记录 [21]），使川民恨之入骨。2月间，曹锟、张敬尧部在叙州、泸州、綦江之间与护国军进行激战，张敬尧军大败，曹锟军亦受创后退。不久，国内外形势发生变化，南方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北洋军阀内部亦出现反对帝制的声音。 [17]6月，袁世凯在内外交困中病死，黎元洪任大总统，曹锟遂率残部东归。此时，段祺瑞以国务院总理之职控制了北京政府，曹锟表面上被列为八位“帝制祸首”之一，实际上段祺瑞政府对其采取“通而不缉”的状态，并在颁布通缉令前透露风声，使曹锟顺利逃出北京 [18]。而曹锟适时投靠段祺瑞，又成为段祺瑞实行独裁所依靠的军事力量之一。9月，曹锟担任直隶督军，驻于保定。 [12]
在黎元洪与段祺瑞发生的“府院之争”中，曹锟的态度基本为附和段祺瑞，但也不愿结怨于黎元洪。民国六年（1917年）4月25日，在段祺瑞主持召开的“督军团”会议中，曹锟与其他各省督军及代表均同意中国向德国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5月23日，黎元洪下令免去段祺瑞的总理职务后，附段的各省督军宣布独立，向黎元洪示威，曹锟迫于形势，也于6月1日宣布独立，但仍与黎元洪保持一定关系。在此前后，徐州督军张勋召开“督军团”会议，策划拥立逊帝溥仪复辟，曹锟派代表参加，对其计划早有默契。待到张勋复辟不久后，曹锟转投段祺瑞，参与其于7月3日进行的“马厂誓师”，担任西路讨逆军总司令，自保定北上，进驻涿州、良乡，占领卢沟桥一带，以讨伐张勋 [20]。借着这次政治投机，曹锟于事后仍担任直隶督军兼省长。 [12]
张勋复辟被平息后，黎元洪下野，副总统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仍然攫取总理职位。段祺瑞采纳梁启超、汤化龙的策划，拒不恢复被黎元洪解散的旧国会，而以各省指定代表，炮制非法临时参议院，代行国会立法职权。在北洋军阀随声附和中，曹锟也通电助威。而南方的革命领袖孙中山联合西南军阀，在广州建立军政府，进行护法战争。自此以后，中国国内形成了南北两个政府的对抗。 [12]
曹锟段祺瑞的亲日与武力统一的政策，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并受到直系将领的牵制。在派往湖南作战军队溃退之后，段祺瑞就以退为进，辞总理职，另派徐树铮联络北洋派军阀多人，于12月2日召开天津会议。因徐树铮许以“副总统”之职，曹锟遂成为天津会议上主战派“督军团”的盟主。在皖系策动的“督军团”要挟下，冯国璋只得任命曹锟和张怀芝为南征军第一、第二路总司令，曹锟还兼任两湖宣抚使（12月15日）；同时又策动“长江三督”拒绝南征军过境，并仍与滇桂军阀密商和谈。随后，在皖系压力下，冯国璋态度软化，曹锟乃于民国七年（1918年）2月南下汉口，督师前进，命吴佩孚以代理第三师师长兼前敌总指挥。由于护法方面的湘桂军内部分歧，自动撤防，吴佩孚所部于3月入岳州，占长沙，4月23日又进取衡阳。段祺瑞在这种“捷报”声中，于3月23日再度组阁。二次组阁后，段祺瑞委任亲信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剥夺了曹锟、吴佩孚抢到的地盘，引起了他们的不满。 [12]
与曹锟关系紧密的吴佩孚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英美列强重新参与对中国的争夺。在这一国际背景下，吴佩孚接连通电攻击段祺瑞，甚至与南方将领联名，公开要求停战议和。曹锟对吴佩孚的行动，佯作训斥姿态，实则暗中支持。 [12]
民国八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段祺瑞及其安福系声名狼藉，直系军阀乘机加紧策动反皖系活动。12月，冯国璋病死，曹锟被奉为直系首领。他利用皖、奉两系间的矛盾，积极争取奉系。民国九年（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开直、苏、赣、鄂、豫、奉、吉、黑八省代表会议，组成反段同盟，直、皖双方遂接近正面交锋。5月，吴佩孚从湖南前线撒兵北上，段祺瑞也调动兵力，作迎击准备，双方剑拔弩张。7月初，段祺瑞逼迫大总统徐世昌下令给曹锟、吴佩孚以处分，并自称“定国军总司令”，下令动员，直皖大战遂于14日爆发。奉系从东战场助直攻“定国军”，不过四天，皖系军队溃败，段祺瑞下野。从此直、奉两系军阀共同垄断了北京政府。9月，曹锟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 [12]
皖系战败后，奉、直两系为争夺中央与地方权力，不断发生争吵。民国十年（1921年）12月，由于奉系首领张作霖的推荐，徐世昌任命旧交通系的梁士诒组阁。梁士诒倾向奉系，并以亲日著名，他的组阁激化了美、英与日本争夺中国的矛盾。梁士诒内阁于华盛顿会议期间举措失当，引起全国声讨。以吴佩孚为首的直系将领乘机电斥梁士诒媚日卖国，矛头实际直指奉系。张作霖于是调大军入关，向直系进逼。曹锟、张作霖本系姻亲，因而曹锟最初主张对奉系让步，但在奉军咄咄进迫的形势下，他终于同意了吴佩孚的应战主张。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直奉战争终于爆发。吴佩孚在冯玉祥的支援下打败了张作霖，奉军被迫退回关外，曹锟、吴佩孚一举控制了北方。 [12]
直系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影响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之后达到顶峰，而曹锟、吴佩孚的实力以及二人貌似尊重民意的政治路线选择，使不少人对其表示认同。如战争结束之初，熊希龄、梁启超、蔡元培、汪大燮、孙宝琦、王芝祥、钱能训、王宠惠、谷钟秀、林长民、梁善济、张耀曾等众多知识界与政界著名人士，都希望曹锟、吴佩孚出来主持局面。一些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如丁文江、胡适也一度看好二人。 [21]
主词条：曹锟贿选
直系独霸北方后，曹锟及其左右亲信，原想驱逐皖系支持的大总统徐世昌，自己来当大总统，但吴佩孚却主张召集民国六年（1917年）旧国会，恢复黎元洪大总统之位，以“法统重光”的办法作为过渡，这样既可为通过国会正式选曹锟为总统铺平道路，又可用“法统”的名义抵制南方成立的护法政府。曹锟勉强同意了这个主张，于6月间拥黎元洪重新上台。 [12]
1924年法国报纸封面报道曹锟当选大总统曹锟原拟于驱黎后立即进行大总统选举，惟因国会议员纷纷离京，总统选举会无法召集，他急不可待，便采纳吴景濂等收买议员的办法，在北京甘石桥设立议员俱乐部，为进行选举的活动机关，规定选举时出席议员每人贿以5000元支票。这一办法果然见效，南下议员中的一些人又由沪北返。10月5日，这批接受贿赂的议员选举曹锟为第三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0日，被讥为“猪仔总统”“贿选总统”的曹锟由保定入京，开始大总统任期（关于曹锟贿选一事参见“人物争议”目录）。 [12]
在此期间，由国会起草并通过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也被称为“曹锟宪法”“贿选宪法”）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10月10日颁布实施。 [15]这部宪法是中国第一部正式颁行的宪法。
自曹锟当上总统起，表面上直系势力极盛，而实际上内部陷入分裂，外部的反直力量也酝酿成熟。民国十三年（1924年）10月，又爆发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直系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在两军交战的紧要关头，按照事先与奉军的约定，于20日从热河前线迅速回师北京，23日控制了全城。冯玉祥通电全国，痛斥吴佩孚，主张罢战言和。曹锟、吴佩孚对奉作战遂告失败。11月2日，曹锟不得不宣布辞职，被软禁于中南海延庆楼；吴佩孚乘舰南逃。冯玉祥和张作霖主宰了北方，共推段祺瑞出来作为北京政府临时执政。 [12]
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不久后，冯玉祥、张作霖矛盾又激化起来。民国十五年（1926年）4月10日，冯玉祥部国民军将领鹿钟麟不满于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又想联合吴佩孚共同对抗奉系，因而发动了驱段兵变，并释放了曹锟。曹锟获释后去河南投靠吴佩孚，住在开封。 [12]
民国十六年（1927年）2月，奉系军阀为了阻止国民革命军东进河南，渡河南下，吴佩孚自郑州撤退而逃。曹锟只得匆匆离开河南回到天津。曹锟回天津后，住在英租界内的19号路（今河北路34中学），长期作寓公，也从事实业和房地产。 [12] [14]他是天津寓公中拥有当铺数量最多的，先后有：永聚当、同聚当、中通当、公懋当、万成当（后两铺均有总号及一、二分号）。曹锟不仅投资了北洋保商银行，还同时是农商银行董事长，边业银行、北洋保商银行、通易银行的董事。就地产来说，他仅在天津及近郊就占地约二千顷，是天津静海地区的最大地主，且不但占有巨额土地，还垄断了当地的水利设施。据不完全统计，其拥有的财富达5000万元。尽管如此，曹锟的个人生活是相对平民化的，时常寄情于书画，自号乐寿老人。 [14]
民国十七年（1928年）5月，日本制造济南惨案，并调兵青岛、京、津、山海关、沈阳、锦州。在此情况下，曹锟与徐世昌、黎元洪、王士珍、段祺瑞、熊希龄、汪大燮诸人联合发起“和平运动”，呼吁南北停战。 [14]在此期间的曹锟，虽蠢蠢欲动，但其在政治上的活动成效甚微。 [14]
民国二十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日本强占东北后，矛头指向华北。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一天，几个日本人身着便装，来到天津英租界，邀请曹锟“出山”。曹锟怕得罪日本人想开门召见，但刘夫人堵着门不许曹锟出去，并指桑骂槐高声叫骂。日本人讨了个没趣，灰溜溜地走了。事后刘夫人历数日本人在东北三省犯下的罪行，对曹锟说：“就是每天喝粥，也不能出去为日本人办事。”曹锟点头应允，同时也告诫他的一双儿女。日本人在曹锟家碰壁后，又派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做委员的曹锟的好友齐燮元来做说客。一天夜晚，齐燮元叩门求见。曹锟的门卫遵照刘夫人的嘱咐，不予开门，从此以后齐燮元没有再去曹家。 [31]
民国二十七年四月十八日（1938年5月17日 [12]），曹锟因肺炎在天津泉山里刘夫人寓所病故，终年76岁。 [5]
曹锟的葬礼十分隆重。吴佩孚派夫人张佩兰赴津吊丧，吴佩孚本人则在北平身穿重孝举哀致悼。伪北平政府方面、国民党方面都派人前来吊丧，并送给刘夫人大笔抚恤金，但遭到刘夫人的拒绝。6月16日曹锟出殡当天，曹锟家眷及旧部幕僚、亲朋好友几百人均披孝参加了葬礼，灵柩暂厝于天津英国公墓。 [5]
对于担任总统，曹锟有足够自负，称自己“作总统大约比黎（元洪）强，而不以正道，则不作也”。所谓 “正道”，是标榜要在法律规范下行事。因此，他执意重开国会，通过选举的形式登上总统位置。 [21]
为确定其统治的合法性，他在就职后立即进行立宪工作。为此，在民国二年（1913年）《天坛宪草》的基础上，迅速完成了多年议而未决的《中华民国宪法》。 [15]13章141条的宪法条文，于民国十二年（1923年）10月10日曹锟宣誓就职的同一天正式公布。《中华民国宪法》在《天坛宪草》的基础上主要增加了“国权”和“地方制度”两章。该宪法是中国第一部正式颁行的宪法，在内容上相较于以往宪法性更为完善，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诉求，但因为曹锟的贿选行为，该部宪法自其颁布以来就被称为“贿选宪法”，受到了国人普遍的唾弃。但这部宪法体现的民主宪政精神在以后的宪法中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在中国立宪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 [15]
- 临城劫车事件
主词条：临城劫车案
民国十二年（1923年）5月6日凌晨，以孙美瑶为首的“山东救国自治军”千令人在津浦线临城和沙沟站间，颠覆了由浦口开往天津的特别快车。中外乘客百余人被掳至抱犊崮，其中有外人26名，英人罗斯门被击毙。 [33]
由于事件涉及在华诸国侨民的生命安全，“临城劫车案”成为颇为复杂的外交问题，外人对此甚为重视，称其为义和团运动后中国最严重的涉外事件，成为曹锟入主北京政府前后碰到的一件十分棘手的问题。该案发生后，英、美、法、意、比5国驻华公使先后两次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抗议。日本虽无侨民被掳，也幸灾乐祸地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5月9日，5国公使再次照会北京政府，限今3日内救出被掳外侨，否则每隔24小时须增加赔款若干。由于北京公使团坚决主张和平解决，以免危及被掳外侨生命。实际掌控北京政府的曹锟面临“使团责难，外交日亟”，不敢轻举妄动，北洋政府被迫与该部土匪进行谈判。双方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于6月上旬签订条约，孙美瑶所部土匪接受政府招安，被改编为山东新编旅，由孙美瑶任旅长。而被虏的中外人口也相继被释放。 [33]
临城劫车案虽告一段落，但北京公使团在8月10日将由16国驻华公使署名的照会递交北京外交部，要求赔偿被害人损失；敦促中国政府速命地方军政长官“各出其最优军队及最严厉之办法，为治匪之用”，并“改组特别中国警察”，“由外国武官监督”，要求惩处山东督军田中玉、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津浦路警务处张文通、随车巡警队长赵德朝等“失职”军政官吏及津浦路局职员等。由16国驻华公使联合递交照会，为近代中国外交史上之首例。照会不仅提到《辛丑条约》，而且所提要求也和《辛丑条约》关于惩办与事件有关官员的规定有些相似。 [33]
北京政府一方面深感局势严重，另一方面又认为公使团所提要求是不公正的。外交总长顾维钧在与使团交涉中说明，“这一不幸事件并不是由中国国内哪一个排外活动引起的，而是那个地区的武装不法分子的一次纯粹强盗行动。而且事件发生的地区实际上是个无人居住的山区，在这里，很难保证不发生这类偶然事件。”因而“这个事件与1900年义和团动乱之类的排外运动完全不同”。9月24日，北京政府复照北京公使团，表示“愿本优厚之精神，给予公平之偿恤”，但对每星期累进加偿表示异议；对于“改良路政”，表示本国政府决意自动进行，但不能接受外交团拟议计划；对于“惩罚”，表示将依照法律处理，派兵“剿匪”。 [33]
其时，正值曹锟贿选总统成功，急盼各国驻华使节前来庆贺新总统就职。各国公使便以惩办田中玉作为先决条件。曹锟无奈，只得命外交部于10月13日将惩办田中玉一事照会各国。15日，他下令准田中玉辞职，并裁撤山东督军职位，同时授田中玉为上将军，许其体面下台。葡萄牙驻华公使符礼德再次质问北京外交部，指责升授田中玉为上将军，不是惩办而是奖励，限北京政府48小时之内撤消此令，否则各国将另行考虑对于新政府的态度，但曹锟对此不予理会。 [33]
- 中苏建交
十月革命后，苏俄为了摆脱在国际上的孤立局面，其副外交人民委员加拉罕于民国八年（1919年）和民国九年（1920年）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以期获得中国的理解和外交上的支持。苏俄宣布废除沙俄同中国缔结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及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俄政府及俄国资产阶级掠自中国的财产都无偿地归还中国，自动放弃沙俄在中国的治外法权、关税协定及庚子赔款等。苏俄政府先后三次来华与中国政府谈判建交问题，但因在中东铁路和外蒙古问题上双方的分歧，结果都无功而返。 [2]
在此情况下，曹锟督责外交部再开谈判。外交总长顾维钧在曹锟的坚决支持下，坚持维护主权的立场，使得加拉罕终于改变策略，转而采取和解的方针。经过一系列磋商后，双方在最终民国十三年（1924年）5月31日达成协议，正式签署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其附件。中苏两国外交关系正式建立。 [3]
曾任曹锟政府外交总长的顾维钧认为曹锟“恢弘大度，襟怀开朗，具有领袖的品格” [4]，他说：
我曾亲身接触过中国的几乎每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军事领袖，我认为曹锟总统确实是个有意思的人。我觉得他一定具有某些不寻常的品质，使他能从一个普通士兵登上中国政权的顶峰。为此我对他很感兴趣，注意对他进行观察和研究。我发现他有几件事给了我的探索以答案，表明他虽然几乎从未受过学校教育，却是个天生的领袖。举个例子：曹锟不仅能得到他的政治追随者的衷心拥戴，还能使他的军事将领们如吴佩孚大帅之流感到心悦诚服。吴大帅是个性情刚愎、相当专断独行的人，但每逢紧急时刻，他就毫不犹豫地执行曹锟将军的命令并尊重他的权威。 [25]
在追授曹锟为陆军一级上将的训令中，重庆国民政府评价：
故陆军上将曹锟息影津沽，抱道自重，比岁以来，值寇势之方张，遭奸佞之叵测，威胁利诱，逼迫纷乘，而该上将正气凛然，始终峻拒，不挠不屈，通国具瞻，且於痰革弥留之际，悔悔以抗战胜利为念，忠诚纯笃，志节昭然，尤见军人之风范，足垂奕祀之清芬，今者老成永逝，轸悼殊深，允宜明令褒扬，式资当世模楷。 [7]
外交家顾维钧在曹锟政府曾任外交总长。后来在回忆录中，顾维钧说与曹锟的接触中，有一件事给他留下深刻印象，使他了解到曹锟为何能从一个普通士兵上升到总统位置。一次，与顾维钧同处内阁的“保定派”交通总长吴毓麟、税务督办高凌蔚、陆军总长陆锦等人，反复向顾维钧要求任命黄荣良为驻伦敦公使。顾维钧表示黄荣良虽有外交经验，但作此任命还需慎重考虑，因伦敦公使是个很重要的外交岗位。但三人反复向顾维钧运动，并希望曹锟能与顾维钧商量。但当曹锟听完吴毓麟的陈述后，当即沉下脸来，说：“老弟，你什么时候开始学的外交？因为我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来当外交总长。顾先生办外交有经验，我把这摊事完全委托给他，你们为什么出来干预？这件事应该完全由顾总长决定。”由于曹锟回答干脆，其他人遂不再作声。 [4-5]
顾维钧回忆道：“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因为我并没有对总统提过黄的任命委托，也没有向他解释过对这项任命需要花时间考虑的理由。但他能立即作出判断，认为他们不应该干预。在这些行动上曹总统表现了他的性格。每当他任用一个他认为胜任的人，他就放手让他拥有充分的办事权力。换句话说，他信守这个原则：‘用兵不疑，疑兵不用。’我认为他处人处事的方式给人印象深刻。” [25]
据历史学家蒋廷黻回忆，有一次他问曾与直系军阀孙传芳在政治上合作过的学者丁文江：“那个自封为大总统的曹锟怎么样？他凭什么能当大总统？”丁文江说：“让我告诉你一件事，若干年前，曹锟检阅他驻在保定的军队，在他走过士兵行列时，发现有一名士兵在咽泣。曹停下来问他：‘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士兵说他刚接到家信，说他爸爸死了。他远在军队，无法回家奔丧。曹说：‘不要哭，不要哭，给你五十块大洋，回家葬你父亲去好啦，尽完孝道再回来当兵。’”说完，丁文江反问蒋廷黻：“如果阁下是那名士兵，遇到这种类型的长官，你是不是也和他对曹锟的感受一样？你能不忠于他吗？能不感恩图报于他吗？你能不觉得他是个可依靠的人吗？” [21] [26]
据《睇向斋秘录》载，曹锟性格急躁易怒，素来有“疯子”的名号，与他人一言不合，动辄说要“打嘴巴”“打屁股！”其任第三镇统制时，有人密银告某军的机械官营私舞弊，曹锟大怒，马上派人将其逮捕，亲持军棍击打数十下。不久后，曹锟知道营私舞弊事出仇者诬告，纯属莫须有，于是晋升那位机械官为管带，还安慰道：“我轻信他人之言，打了你的屁股，实在抱歉！现在你的屁股已经消肿了吗？谚语说‘越打越发’，我已经升了你的官了。” [30]
曹锟晚年病情好转后，每天早上起得很早，到院中练练自己编的一套虎拳，然后回到屋里打坐练气功。早饭后不是练书法，就是画画。曹锟喜爱国画，尤其擅长画梅花、山石、螃蟹、一笔虎等。他有一枚曲形章，上刻“一点梅花天地心”，每画完梅花后，便盖上这枚图章。他还有一块黑石图章，上刻“万代一如”。他画的画或书写的条幅有的右上角常常盖有一枚章，上写“弱冠从戎服劳国家四十年归田年七十以后怡情翰墨之作”，右下方署别号“乐寿老人”或“渤叟”。 [31]
曹锟不仅擅长书画，而且颇有文才。据高夫人的后人讲，高夫人的女婿李伯夫是曹锟几个女婿中最得宠的一个。一日，李伯夫请曹锟为自己新布置的一间书房起个号，曹锟略加思索后便挥笔疾书三个大字“伯雅轩”，并配了“青松直上千年余，红鹏高翔万里心”的对联一幅。 [31]
曹锟公馆(光园)生活在如此环境中的曹锟，心情是不会好的。他的糖尿病越来越严重。据刘夫人的女儿曹士英回忆，民国十八年（1928年）的一天，曹锟给刘夫人去信说：“庆（曹少珊的乳名）的心肝坏了，他们也不管我，我可能不久于人世了，对士英和士嵩我管得少，很觉对不住你，你要照顾好他们。”刘夫人见信写得悲凉，又心疼又生气。因为刘与陈夫人有矛盾，本想不管此事，但经不住母亲和姐姐的劝说，她只好找到大哥曹镇商议。曹镇建议刘夫人把曹锟接到泉山里。 [31]
刘夫人怕泉山里人多嘈杂，不利于曹锟养病，便在外面租了一所房子，接曹锟去住，又请来西医大夫梁宝鉴、德国医生巴勒弟给予精心治疗，自己也终日守候在床边细心照顾。几个月后，刘夫人见曹锟的病日益好转，便把他接回泉山里。 [1] [31]
（表格参考资料 [6]）
曹锟晚年以书画自娱，最后倾情于佛教。其书法从颜真卿出，颇有颜体和魏碑的味道，笔画粗重，善用方笔，结体不失奇险，苍劲挺拔，所书写作品以佛家言语居多。寓居河南开封龙亭时，还以画梅自遣，自号“乐寿老人”。 [11]今有部分书迹传世。
（图册参考资料 [11]）
关于曹锟“贿选”一事，当时的国会议员、历史学家陈垣曾有一番解释，说自己领到的5000元是补发历年所欠国会议员的岁费。现当代也有学者从“贿选”指控的法律证据角度做过辨析，认为对曹锟的指控材料尚存瑕疵，要坐实行贿，还需寻找信实的证明材料 [24]。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