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一说乾隆皇帝与法国大革命。
1789年的7月14日，法国民众攻陷了巴士底狱。这一天后来被视为法国大革命揭开序幕的日子。1789年，即大清乾隆五十四年。
乾隆知晓法国发生了大革命，与当时在宫廷服务的法国传教士有关。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钱德明（Joseph-Marie Amiot）。
钱生于1718年，1750年来华，次年抵达北京。获乾隆接见后，便长期在宫廷任职，以其掌握的近代科技文化知识为乾隆皇帝服务（或谓点缀）。据钱德明给远在法国的妹妹的一封书信，晚年的他曾有机会返回法国：
“缘乾隆皇帝有遣使臣至法见路易十六世之计划，德明将随使行也。法国王室似甚期待使臣之来，故普罗凡斯州知事曾接路易十六世大臣伯尔坦书，言国王将以德明所得之恩荣加之于其侄孙。”①
此说大体可信。早在康熙时代，法国国王路易十四便遣人赠送过版画《法国最美建筑图集》，乾隆后来兴起造西洋喷泉的念头，即是翻阅该书的结果。路易十六赠送给乾隆的壁毯，是由当时法国宫廷首席画家布歇设计的，乾隆也很喜欢，将其挂在了圆明园的远瀛观。据另一位服务于宫廷的法国传教士蒋友仁（Michel Benoist）讲，乾隆看了他绘制的世界地图后，曾问他“欧洲有多少个国家及各国君主能武装多少军队”，希望了解这些国家的内政外交，还询问了地图上的“新西班牙”“新荷兰”“新法兰西”等海外殖民地的名字是何意②。对乾隆来说，法国是一个有存在感的国家。
遗憾的是，这个计划没能实施。原因便是法国爆发了大革命，“事变突起，法国消息日益恶劣，德明忧悒日甚”③。钱德明是计划的推动者，也是计划的参与者（要随使团一同出行），自是需要向乾隆皇帝去解释为何计划必须推迟或者取消。如此，乾隆便知晓了法国正在发生巨大的变故。
钱德明究竟如何向乾隆讲述法国大革命，是否向他介绍过主张人权、法治、自由、分权、平等和保护私有财产的《人权和公民权宣言》？史料无载不得而知。可知的是，钱不太认同大革命。1793年1月，路易十六被革命党人处决。同年10月6日，消息传到北京，钱德明“跪地为此不幸君主祈祷，是日尚为其王举行弥撒”④。据此推测，他有可能在乾隆面前批评了革命者及其主张。
马戛尔尼使团1792年来华时的感受与见闻，也可以印证这一点。
使团成员斯当东在《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一书中写道：“近两三年的法国内乱消息在北京已有风闻，那里所鼓吹的种种破坏秩序颠覆政府的主张迫使北京政府加以防范。”据斯当东耳闻到的信息，这种防范虽然没有发展到全面驱逐洋人的地步，但“已经对在华外国人的行动注意监视”，外国技匠和天文学者们同欧洲的书信往来也要“受到严格的检查”。斯当东认为，这种做法大可不必，因为法国的传教士长期依靠汇款维持生计，而法国大革命破坏了这一点：
“现在法国的平民统治者断绝了这笔款项来源，这些传教士们比任何人都更厌恶法国革命。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受到小心而多疑的中国政府的提防。”⑤
据此，斯当东将使团在清朝遭遇种种困难的原因之一，归结为乾隆皇帝害怕法国大革命，同时也害怕与法国为邻的英国使团：“最近法国的种种理论，没有比中国政府更深恶痛绝的。使节团来自西方，中国不愿同地球的这一部分接近。英国与法国为邻，这一事实损害了它和远方中国的关系。”⑥
斯当东的上述印象，主要来自在华传教士，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源之一便是钱德明。
使团来华时，年逾七十的钱德明已病势颇重，但他很愿意协助使团取得成功，所以给马戛尔尼写了一封信，详细讲述了他所了解的乾隆和清廷。信中，钱德明劝马戛尔尼不要操之过急，提醒他“中国很少有与他国缔结条约的观念”，清廷的特点是“对于任何一种新的事物最初总是抱着强烈的反对态度，生怕自己上当吃亏”，所以许多事情必须慢慢来，不妨先建立一个友好的基础，“以后再陆续发生联系”。信中还提到，法国大革命给乾隆造成了很负面的印象，会影响他对使团的观感：
“近来广州下级官吏压迫外人的举动逐渐增加，……使节团越早来，效果越大。法国的动乱促使中国官方加紧提防。假如特使携带礼物在法国国内未发生暴乱以前来，遭遇到的困难要比现在少得多。”⑦
以上是斯当东的转述。钱德明原信的说法是：如果马戛尔尼使团早些到达，“在巴黎的消息尚未使政府及六部感到担忧前就到来”，那会好很多。现在，法国的动荡已经让清廷感到了害怕，使他们变得“敌视任何改革”。转述基本遵从了钱德明的原意。
但在法国当代学者阿兰·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看来，钱德明的说法未必可信，“仁慈的耶稣会教士是否在把他自己的恐惧说成是中国人的恐惧呢？”进而，他怀疑斯当东对钱德明说法的认同，也只是在为出使的失败寻找外部原因。佩雷菲特援引了一位当事人的看法，该当事人活跃于乾隆时代的广州：
“我怀疑法国大革命会引起清朝政府的不安。我甚至怀疑它能否理解大革命的原则（指平等、自由与天赋人权等）。”⑧
中文史料里，确实找不到只言片语来证实乾隆对法国大革命的担忧（至少笔者未见，如有敬请分享）。以乾隆的知识结构，期望他理解法国大革命背后的思想理念与发生逻辑，也不太现实。更何况向他传递法国大革命讯息的钱德明，本就是路易十六的同情者。
有学者称，“对乾隆来说，路易十六之死远比崇祯之死所引起的震撼要强烈得多”⑨，并将镇压白莲教等行动与之联系到了一起。该论断的想象成分显然过多。更接近事实的说法应该是：乾隆皇帝不喜欢法国大革命，但他也不会被法国大革命“震撼”，因为他理解不了法国大革命究竟“震撼”在哪里。
真正被法国大革命震撼的，其实是邻近法国的那些欧洲国家。马戛尔尼使团回国后，在英国王室任职的讽刺作家马蒂亚斯( Thomas James Mathias)，便虚构了一首乾隆皇帝批判法国大革命的诗作：
The flag of dire EQUALITY unfurl’d,
Drizzling with blood of millions streams in air,
The scroll, FRATERNAL FREEDOM, DEATH, DESPAIR!⑩
在马蒂亚斯的笔下，这位坐拥数千年古老帝国与古老政治智慧的“乾隆皇帝”现身说法，痛斥了法国大革命的领袖，说他们为了追求“可怕的平等”而让世界鲜血横流，充满了死亡与绝望。
乾隆皇帝不知道自己写过这首诗，他也理解不了这首诗。（来源：腾讯新闻）
①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78页。
②杜赫德编：《耶稣会士中国书简集》第六卷，大象出版社2005年版，第34-61页。
③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78页。
④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878-879页。
⑤（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216页。
⑥（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355页。
⑦（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群言出版社2014年版，第463页。
⑧（法）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版，第436页。
⑩Thomas James Mathias, The Imperial Epistle from Kien Long, Emperor of China, to George the Third, King of Great Britain (London, 1796), 30. 转引自：Henrietta Harrison，The Qianlong Emperor’s Letter to George III and the Early-Twentieth-Century Origins of Ideas about Traditional China’s Foreign Relations.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Volume 122, Issue 3, June 2017, Pages 680–7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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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丨唐博
编辑丨吴酉仁
宋仁宗时期，岭南发生了一场内战。主角分别是狄青和侬智高。
狄青的知名度很高，但侬智高鲜为人知。对于侬智高，有人说他是“反贼”，有人说他是“农民起义军首领”，有人说他是“爱国英雄”， 盖棺而不论定。
皇祐四年（1052）五月，东京（今河南开封）皇宫的福宁殿里，群臣俯首，默不作声，只听宋仁宗一人发牢骚。
就在一个月前，远在广南西路的部族首领侬智高，率众攻陷重镇邕州（今广西南宁）。随后，他在二十二天时间里，席卷广南西路，连克九座州城，并且包围了广州。侬智高宣布建立大南国，自称仁惠皇帝，年号启历，正式跟北宋王朝对着干了。
广州是广南东路的首府。首府被围，那可是大事。指望朝廷救援，肯定是远水不解近渴，广南东路只得自己想办法，派兵增援。结果援军不给力，非但没给广州解围，还把自己搭进去了。
侬智高围攻广州五十七天，没打下来，担心后路被断，只好悻悻而去。借着喘息间隙，北宋方面马上调兵遣将，派孙沔、余靖为经略安抚使，前去稳定大局。可是，看着战斗力孱弱的南方宋军，孙沔、余靖也是深感“巧妇难为无米之炊”。
就在北宋朝廷对南方战事一筹莫展之际，位于中南半岛的邻国交趾表示，愿意出兵帮宋朝平定侬智高。余靖对这样的援手来者不拒，甚至着手为交趾军队准备粮草了。
然而，此议在东京的朝堂上引起了争议。新任枢密副使狄青建议，婉拒交趾“好意”。狄青指出，交趾出兵，意在浑水摸鱼，倘若允许交趾兵进入宋境，万一引发新的战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宋仁宗采纳了。嘉祐四年（1059），交趾果然出兵进攻宋朝南境，抢掠人口财物，其对北宋南疆领土的野心昭然若揭。狄青没有看走眼。
前方需要主心骨，皇帝需要主心骨，边境老百姓需要主心骨。在其他人畏葸不前的情况下，狄青主动上表，慷慨自荐，奏请带兵平定侬智高。宋仁宗欣然同意，任命狄青为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治理节制盗贼之事。为表重视，还特地在垂拱殿摆宴饯行。
垂拱殿是皇帝处理政务和召见大臣的重要场所，在宫里的地位不亚于紫禁城的乾清宫、养心殿。在这个地方设宴，规格很高。接下来，狄青要把这份器重，转化为打败侬智高的智慧和力量。
侬智高究竟是谁？这还要从北宋王朝岭南的政治版图说起。
北宋时期，朝廷在岭南边境设立广南西路，作为边境行政区，与中南半岛各国接壤。这里虽是边疆，也是烟瘴之地，但战略位置非常重要。邕州，是广南西路重镇。北宋王朝在此设立军事指挥机构，构筑城寨要塞，形成了北宋王朝岭南地区的军事前哨和第一道国防线。
广源州，位于“邕州西南郁江之源”。虽然地处偏僻，但盛产黄金， 躺着也能养活自己。于是，当地部族聚居于此。只是这里经常搞内讧，今天你抢我，明天我抢你。《宋史》的记载是“善战斗， 轻死好乱”。
虽说是窝里横，但对中央政权还是一团和气。早在唐代，整个部族就接受朝廷招抚，连人带地盘一起归附唐王朝。广源州也就成了唐王朝的羁縻州，名义上划入唐朝版图，实际上还由当地部族首领当知州，形同自治。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陷入藩镇割据，顾不上广源州和再往南的交趾了。于是，广源州安静地过起了自治的日子，而交趾走向了分离建国。
宋太祖开宝元年（968 ）， 交趾的地方豪强丁部领建立“ 大瞿越国”，自称“大胜明皇帝”，迈出了分离建国的关键一步。丁部领在越南历史上被称为“丁先皇”，是越南第一个封建王朝——丁朝的缔造者。开宝八年（975），丁部领的儿子丁琏接受宋太祖册封，拿到了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交趾郡王的头衔。这样一来，中原王朝和交趾之间，从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变成了宗主国和藩属国的关系。
交趾分离建国以后，奉行对外扩张政策。多次派兵袭扰北宋边境，又企图拉拢和控制广源州，使其成为向北宋内地渗透的跳板。
对于交趾国的步步进逼，北宋王朝视而不见，消极退让。宋军精锐必须云集北方，对付契丹和西夏两大劲敌，拱卫京城。南方宋军的力量就相对薄弱，武备不修，将帅怯懦，往往一触即溃，弃城而逃。因此，跟交趾不能硬拼，免得丢人现眼，暴露军力不足的真相。北宋的软弱姿态，为交趾攫取广源州打开了方便之门。经过多年经营，到景祐三年（1036），交趾国在广源州开始征收赋税、征集黄金、扶植傀儡官员，实现了全盘控制。
侬氏也是广源州部族的大姓，世代聚居于此。交趾国的横征暴敛，导致自身权力即将架空。侬氏首领侬存福担心，一旦大权旁落，恐怕身家性命不保。他的对策，就是抱紧北宋。天圣七年（1029），侬存福正式归附北宋。垂帘听政的刘太后册封他邕州卫职，但没有把广源州的地盘划入北宋版图。毕竟，北宋的战备重心在北方，顾不上广源州，帮不了侬存福。
见北宋朝廷实在是不给力，侬存福只好靠自己了。北宋宝元二年（1039），他建立“长其国”，练兵修城，不再向交趾称臣。可是，交趾怎能容许侬氏有二心，立即发兵攻入了广源州。侬存福打不过交趾，只好束手就擒，被装进囚车，送往交趾的首都。所幸，侬家没有被一锅端。城破之时，侬存福的老婆带着十五岁的儿子，趁乱逃了出去。这个孩子目睹了广源州城夷为平地的惨状。为了救父亲，他只能忍辱负重，向交趾国称臣。
交趾国俘获了侬存福，认为奇货可居，便将他作为人质，向广源州索要大量黄金。金子送出去了，侬存福并没有被换回来，旋即遇害身亡。侬存福死了，这个孩子勇敢地接过了部族首领的重任，一边对交趾国佯装恭顺，一边召集旧部，准备复仇。他就是侬智高。
♦ 北宋广南西路、广南东路及邕州地理位置示意图，截取自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
两年后，也就是北宋庆历元年（1041），十七岁的侬智高开始了他的复仇计划。
这项计划的核心是“夺国”。侬智高以藩属的身份，前往交趾国朝拜，结交权贵，准备发动政变，推翻交趾国，自己取而代之。对于广源州来说，这是个一劳永逸的“翻身”良策。可是，消息走漏，计划还没实施就失败了。侬智高只好逃回了广源州，跟交趾国也彻底撕破了脸。
得不到北宋的支持，侬智高只能孤军作战。可是，胳膊拧不过大腿， 他战败当了俘虏。
交趾国的决策层认为，如果把侬氏斩尽杀绝，不利于对广源州的统治，更不利于以广源州为跳板，向北宋内地渗透，不如收买和利用侬氏， 替自己卖命。于是，交趾方面不但释放了侬智高，还封给他“太保”“郡王”的头衔，让他继续治理广源州。
交趾国这些“骚操作”，北宋决策层并非一无所知。然而，宋仁宗君臣认定：不能得罪交趾，不要轻开边衅，牺牲广源州，换得边境苟安，这买卖还是合算的。
与北宋的默然相比，侬智高一刻没闲着。北宋庆历八年（1048），怀着家国仇恨，他再次起兵反抗交趾。当然，这次他又输了，再次臣服交趾。侬智高意识到，广源州夹在交趾国和北宋之间，处境尴尬。为了赢得主动，他一面发展地方经济，团结周边部族，增强自身实力，一面帮着交趾国蚕食北宋地盘，以此作为筹码，跟北宋方面要价。他只有一个念想：侬氏部族要想长治久安，必须归附北宋，背靠大树好乘凉。
可是，北宋方面继续当“鸵鸟”，婉拒了他。思前想后，侬智高觉得还是要把事情搞大，才能让北宋重视自己、接纳自己。于是，他做出了惊人之举：进攻邕州，包围广州。短时间内，侬智高席卷岭南，攻陷不少北宋的城池，但既没有屠城， 也没有扰民，更没有派兵驻守，或是给交趾当“带路党”，打完就撤。
二十年间，侬存福、侬智高父子，先后八次申请归附北宋，均遭婉拒。是什么力量促使他们如此执着，一定要当大宋的臣民呢？
概括来说，就是一条根脉，一份理念，一个梦想。说“一条根脉”，是广源州和中原地区同根同源。同是农耕文化区，生产生活方式相似，儒家文化影响很深。说“一份理念”，是广源州“先经后政”的理念。为了生存下去，摆脱交趾的控制，回归宋朝版图，侬智高在政治上向交趾低头，换取经济发展的宽松环境。利用交通和黄金两大优势发展贸易，搞活地方经济。通过跟邕州、广州等地的宋朝商人做买卖，密切了与内地的经贸联系，也让广源州成了岭南重要的商贸集散地。说“一个梦想”，就是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当时，广源州的许多部族首领，依靠黄金致富，满足于封闭自守的过小日子。侬智高则是为广源州长远发展计，担心分散封闭、小富即安，会被各个击破，无法长期繁荣。他有个梦想，就是“请内属，求一官以统摄诸部”。即便在席卷邕州等州县后，他仍派人跟北宋方面谈判，甚至提出连官职都不要了，只求“内属”。
本来，宋仁宗已经“将受其降”了，但枢密使梁适认为：“若尔，则岭表非朝廷有矣！”恰好狄青自告奋勇，出征讨伐。于是，侬智高以战逼和，以战逼“附”的设想，归于失败。
皇祐五年（1053）正月，狄青的西北骑兵与孙沔、余靖所部会合，完成集结。十六日半夜，狄青悄悄带兵出发。顶着风雪，一路急行军九十里，突袭昆仑关得手。昆仑关是邕州的门户，地形险峻，易守难攻。夺占昆仑关，打乱了侬智高的军事部署。正月十八日，狄青率领宋军主力抵达了邕州城外的归仁铺。归仁铺一战，侬智高军队损失数千人，精锐丧尽，不得不放弃邕州。紧接着，狄青进占邕州，宣告战事结束。
在打扫战场的时候，将士们发现了一个穿着金龙衣服的尸体，都以为是侬智高。大家建议狄青上奏朝廷邀功。可狄青不同意。他认为，这具尸体究竟是不是侬智高，尚且存疑，没准其中有诈。在没有搞清楚之前，决不能欺瞒朝廷，冒功领赏。后来证实，这具尸体确实不是侬智高。他吃了败仗，还想东山再起， 在混乱中逃之夭夭。
关于侬智高的最后结局，历史文献说法各异。苏辙《龙川别志》记载：“（侬）智高至南诏，复谋为乱，为南诏所杀。”《宋史》记载：“（北宋方面）募死士使入大理取（侬）智高，至则已为其国所杀，函首归献。”马端临《文献通考》记载：“侬智高败奔大理，其国捕之以闻。”这些历史文献都认为，侬智高跑到了位于今天云南的大理国避难。然而，迫于北宋王朝咄咄逼人的架势，大理非但不敢继续收留他，还打算要他的人头。最终，大理方面干掉了侬智高，把他的脑袋装在盒子里，送到开封去了。
同样是《宋史》和《文献通考》，在别的篇目里又出现了自相矛盾的记述。《文献通考》说：“（侬）智高不知所终。”《宋史》说：“既而西川复奏（侬）智高未死，谋寇黎、雅州，诏本路为备。御史中丞孙抃又请敕益州先事经制，以安蜀人。然（侬）智高卒不出，其存亡莫可知也。”
虽然对侬智高的最后结局还有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侬智高给北宋带来的“肘腋之患”，就这样戛然而止、烟消云散了。
侬智高本来有机会成为十一世纪的风云人物。毕竟，他的起兵影响很大，让北宋朝廷为之震撼，让宋仁宗意识到，中央政权在南国投入的治理力量不堪一击，治理政策几乎完败。然而，他遇到了“战神”狄青，这让他的失败带有了更多的悲情色彩。
战后，宋仁宗下令，随狄青南征的宋军将士，不必都返回西北前线， 许多人索性留在这里屯垦，逐渐演化为新的世袭土官。这就是“土司”的前身。狄青带来的这些兵，多数来自山东青州。现在许多广西人自称祖籍山东，就并不奇怪了。
遗憾的是，北宋王朝并没有吸取侬智高起兵的教训。二十年后，交趾国派兵悍然进攻广西，横扫钦州、廉州，并在邕州屠城。尽管宋军把交趾军队驱赶出境，但在交趾国境内又吃了败仗。最后， 战略占优的宋朝，竟然把侬智高长期经营、狄青辛苦夺占的广源州“赐予”了交趾国。如果狄青和侬智高还活着，看到这样的场景，不知是哭是笑。
广源州的地理位置，就在今广西靖西和越南高平。从这个意义上说，侬智高是个跨境历史人物，中国壮族和越南侬族，都把他视为本民族乃至本国的历史人物。侬智高起兵事件，很难用“反宋”“起义”这样的字眼定性。北宋以后，侬智高一直被中国和越南的官方视为贼寇，饱受战争之苦的当地汉族居民，也对侬智高评价很低，将其称为巫师。不过，广源州的壮族百姓却将他奉为英雄。如今，在广西靖西等地建了侬智高庙，越南北部也建了卯岑庙、灵印庙、旗岑殿等纪念侬智高的庙殿，甚至把他进行了神化。
客观地说，侬智高是个悲情英雄。
本文摘选自《宋仁宗时代的大人物》，唐博著，广东人民出版社2021年出版，已获出版方授权。原文较长，有删节。标题系编辑所拟。
作者简介：唐博：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出版有《一驿过一驿：中国驿站2000年》《历史大变局：中国经济风云的50个桥段》《住在民国：北京房地产旧事》等专著，合译有《剑桥中国清代前中期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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