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 与黄家驷 荣毅仁
1956 与颜福庆
毛泽东背杨开慧到湘雅医院治痢疾
1956年2月，全国政协三届二次会议期间，毛泽东和颜福庆亲切交谈。
在湘雅，提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现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前身）第一任校长颜福庆无人不知，而“颜福庆曾为杨开慧看过病”的这段经历也是一直流传至今，成为佳话。
颜福庆1909年获美国耶鲁大学医学院博士学位后返回祖国，便应聘到雅礼医院（湘雅医院前身）行医。颜福庆以培养医生、为病人看病为己任，经常外出巡回医疗，为当地百姓诊疗。
当时，湖南农村闹痢疾，颜福庆用西医治疗，效果极好。因此，他的美名传遍乡里乡外。有一天，下着瓢泼大雨，四周冷清。突然，门诊来了一个年轻人，高个儿，身披蓑衣，头戴斗笠。他背着身患痢疾的妻子来求医，两人全身湿透，女的脸色灰白。病人本已患痢疾，再受大雨风寒，雪上加霜，危在旦夕。颜福庆见状，也顾不得雨水扰人，急扶病人上床，进行抢救。在颜福庆精心治疗下，病人日见好转，家属高兴，颜福庆自然也高兴。颜福庆还免收了病人所有的医疗费用。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直到上世纪50年代初，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宴请全国知识界知名人士。宴席上，毛主席特地点名颜福庆，请他坐到自己的右边。酒酣时，毛主席饶有兴致地谈及当年他背夫人杨开慧求医的往事。也许是颜福庆救治过的病人太多，故而一时想不起来，经毛主席再三提醒，才依稀记起这淡忘了的一幕，他想不到自己治愈的是毛主席的夫人杨开慧，更想不到毛主席还记在心中。1956年1月，毛主席视察上海，在上海锦江饭店又一次接见颜福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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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福庆
颜福庆于1906年被选入到耶鲁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是当时班里唯一的黄种人。毕业时，他荣获耶鲁该年度优秀博士毕业生，也是第一位获得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回国后，他创建了湘雅医学院、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山医院等，为中国的医学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
颜福庆（1882~1970）是复旦大学医学院的创始人，中国著名的公共卫生学家，也是中华医学会的创始人之一以及第一任会长。颜福庆于1906年被选入到耶鲁大学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全班25名学生，他是唯一的黄种人。
后排左三为颜福庆
1909年毕业时，他荣获耶鲁该年度优秀博士毕业生，也是第一位获得耶鲁医学博士的亚洲人。随后他到英国利物浦大学攻读热带病学，此时雅礼协会向他抛出橄榄枝，聘请他去长沙雅礼医院任外科医生。在雅礼医院期间他曾经为杨开慧诊治过疾病，毛泽东在后来接见颜福庆时还专门提到了此事。
1956年1月毛泽东接见并宴请颜福庆
1913年北京，参加湘雅谈判的爱德华·胡美、颜福庆（右）及官员们
颜福庆在雅礼医院积攒了从医经验后，开始了创办一系列医学院的计划。他首先于1914年创立了湖南湘雅医学院并任校长。临床从医的经历让他认识到比起治疗来，国人对于预防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够。于是他再赴美国进入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学习，获得公共卫生学证书。
1927年颜福庆又创建了第四中山大学医学院（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中山医院、澄衷肺病疗养院。此外，他还接管了中国红十字会总医院。
颜福庆创建的湘雅医学院和澄衷疗养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颜福庆在上海和浙江等地负责传染病防治工作，并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负责招募志愿者上前线参加医疗工作。
颜福庆还提倡捐赠遗体，他在去世前曾立遗嘱将自己的遗体捐给医院做解剖之用。可是没人想到，这位中国现代医学的设计者和开创者竟在84岁那年面临他一生中最深重的痛苦：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自己募捐创建的校园里被押着接受批斗。批斗完了，儿孙接他回家时，家里人都想法安慰他，颜福庆却说:“不必把这些事放心上。我从前在湖南看到痞子造反也是这样。”后来颜福庆就这样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而死，他的遗体也并没有被医院接受。
颜福庆塑像
颜福庆的一生为中国的医学现代化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帮助国民政府建立卫生部却不求担任职位；他组织建立的中华医学会成为中国西医独立的标志，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建立的上海医事中心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在共和国时期，他对重大流行病控制和预防观念的传播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颜福庆在从耶鲁毕业的时候，就说医学应当是为全人类服务的，为公众利益服务的，学医的目的是服务大众而非是赚钱。他用他只求贡献不问回报的一生证明了自己对服务社会这一耶鲁传统的恪守。
颜福庆英文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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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电部于1992年发行《中国现代科学家》纪念邮票，纪念数学家熊庆来、微生物学家汤飞凡、内科专家张孝骞、建筑学家梁思成。
与 林巧稚
左起：儿科学家吴瑞萍、外科学家吴蔚然、泌尿外科学家吴阶平、免疫学家吴安然
1949年4月底，上海市区已经进入混乱，国民党在南京路公开枪毙在军队中策反的共产党人。这时的蒋介石隐居在黄浦江边的复兴岛上。
在这情况下，蒋介石亲自驱车20多公里，差不多是穿过整个上海到西区的武康路40弄4号，专门拜访一位医学院的校长，希望他能够离开上海，去台，去香港由他选择。
这位校长就是颜福庆。
在这关键时刻，颜福庆选择留下来，拒绝蒋介石的诚意，等待共产党的到来。
1928年6月，颜福庆辞去北京协和医学院职务，坐火车回到上海，正式到医学院担任校长。这家医学院1932年9月成为独立的一家医学院，名称是国立上海医学院，1952年改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1985年5月改为上海医科大学，后又改名为今天的复旦大学医学院。
颜福庆与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是有沾亲带故的关系。宋氏三姐妹的母亲倪桂珍逝世，全国各界赠送了巨额丧仪，颜福庆上门拜访。
“丧仪用于建造医院，这是替老太太造福啊！” 他诚恳地对倪桂珍的长女宋霭龄说，“老太太小时候寄居在吴虹玉家，吴虹玉是我的舅舅，我们还是有渊源的呢。”
宋氏三姐妹就这笔巨额丧仪转入了中山医院的账户。
经过颜福庆等人的不懈努力，中山医院筹建得到了宋氏家族、嘉道理、沙逊、张学良等社会名流和浙江政府、江海关、银行公会等机构的大力资助。1936年4月，中山医院、国立上海医学院新校舍同时奠基。
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宋霭龄夫妇、卫生署长刘瑞恒、教育部次长段锡朋、驻美大使王正廷、中华医学会会长朱恒璧、淞沪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海上名人杜月笙、画家刘海粟等数千人集聚上海西区枫林桥畔，共襄盛举。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北京宴请全国知识界知名人士，颜福庆坐在毛泽东左边。毛泽东进入宴会厅，刚落座就对颜福庆说，“30年前，在湖南湘雅医学院我就认识你了。”
颜福庆一愣。他记得，有一天湖南都督谭延闿患上大叶性肺炎突发高烧，多位老中医诊治体温仍然高达40度。谭延闿请他上门就诊。颜福庆测了谭延闿体温，询问了病史，开了西药就告辞了。第二天，谭延闿的高烧居然退了。除了谭延闿，其他名人要人都记不得了。
想到这，颜福庆茫然地对毛泽东说，“我一点印象也没有。”
“当时你是一个知名大学校长，我是一个无名小卒。”毛泽东笑道。
原来，那天是下着瓢泼大雨，颜福庆正在办公室，助手进来说：“有一位青年求见，他的妻子刚生下孩子就得了妇科病，希望能免费住院，他穷，没有钱。”
时任湘雅医学院院长、湘雅医院副院长的颜福庆说，“让他进来吧。”
一个身披蓑衣、头戴斗笠的年轻男性走进来，诉说了事情经过，恳求医院能够免费让他妻子入住看病。
颜福庆当场同意免费住院。就这样，这个青年人的妻子马上住进了医院，很快就恢复了健康。这个年青人就是毛泽东，他的妻子就是杨开慧。
中国人说‘知恩必报’。
在文革浩劫来临后，颜福庆却被扣上“卖国贼”“洋武训”的帽子，在耗尽半生心血、由他一手创建的校园里，84岁高龄的老人被拉去游斗，时不时受到唾沫侮辱和拳脚相加。
颜福庆多次遭受批斗，他头上被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祖师爷”的超高纸帽，胸前挂上“我是混蛋”纸牌；颜福庆被迫左手拿一只破铁皮畚箕，右手执一短棒，在他创立起来的校园里边走边敲，口里还不断地喊叫：“我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是医务界反动权威的祖师爷”、“我是牛鬼蛇神”等口号，紧跟在他后面的有七、八个教授，同样也是戴高帽、敲畚箕、喊骂着自己。颜福庆在批斗会上和游斗途中，不时受到拳打脚踢；有一次，有人把写大字报用的墨汁浇在他头上，顿时墨汁流淌淋到他身上，连鞋袜都是墨迹斑斑……
批斗结束，回到家中，儿孙们想找些话安慰他，他却摆摆手道：“不必把这些事放在心上。”
最叫人愤慨的是在辞职会上，居然有人大声质问他为什么不自杀，他心平气和地反问对方：“我问心无愧，为什么自杀？”
无论时代的恶风如何吹拂，他都保持做人的尊严和善良，从未以求自保说任何违心的话。
1968年后，颜福庆身体每况愈下，一天肺气肿复发，家人用藤椅将其抬到中山医院急诊室。
然而令人无比寒心的是，医生看到他，立即向工宣队请示，工宣队拒绝为颜福庆治疗，最后只开了药打发他离开。
家属要求给呼吸困难的老人吸点氧，遭到了院方的冰冷拒绝。
这时颜福庆叹了口气，对儿孙说：“我们回家吧…”话音未落，紧闭的双眼流下眼泪。
不久，他被迫离开自己的住所，住进与上海医学院一墙之隔的小楼。
1970年11月29日上午，隔壁“上医”的围墙突然坍塌，孩子们都跑去看热闹时，坐在家中的颜福庆也倒了下去。
家里人问他说：“不舒服吗？”老人摇了摇头。“要不要去医院？”还是摇头。谁能想到，这个一生为中国医疗事业奔走的老人，在这个问题面前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再问，老人没有了反应，一代医界巨星，就此陨落…
而隔壁医院坍塌的墙壁，仿佛一个时代的隐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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