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4日,杰出的诗人、散文家、翻译家余光中在台湾高雄病逝,享年89岁。他最为人熟知的作品《乡愁》象征着许多大陆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感受到的苦痛分离、流离失所,以及对文化统一的渴望。
余光中去世于高雄医学大学附设中和纪念医院。医院的声明称,他因呼吸衰竭去世。
1949年,余光中的家人跟随国共内战中被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击败的国民党逃往台湾时,他还是一名在大陆上学的年轻大学生。
他在新的家园获得了锦绣前程,成为一名成功的诗人和学者。但和许多离开了亲人、朋友及故乡,流亡在外的中国人一样,他始终无法改变自己对“祖国”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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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血管是黄河的支流/中国是我我是中国,”余光中在1966年发表的诗作《敲打乐》中写道。
虽然台湾与中国大陆只被一道狭窄的海峡隔开,但两岸之间的互通在1949年以后基本被禁止。余光中曾说,到1971年,他因为不确定什么时候,或者有没有可能返回故土,而感到痛苦。
“所以(我)是在这种压力之下写这个《乡愁》的,“他在2014年告诉香港的凤凰卫视,“我虽然花了20分钟就写好,可是这个感情在我心中已经酝酿了20年了。”
这首诗被收入了中国和台湾的标准文学课程,传授给一代又一代的学子,微妙而有力地唤醒着一代思念故乡的华人熟悉的意象。
即便是在今天,许多中国人,无论老少,都能背诵这首诗。全诗如下:
小时候,
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我在这头,
母亲在那头。
长大后,
乡愁是一张窄窄的船票,
我在这头,
新娘在那头。
后来啊,
乡愁是一方矮矮的坟墓,
我在外头,
母亲在里头。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他不仅是台湾,也是现代汉语文学成就最高的作家之一,”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中文及文化教授张诵圣(Sung-Sheng Yvonne Chang)说。“他能够把唐代的意象与大胆的西方现代主义美学相结合。”
1970年,余光中在香港的公寓内,他在香港教授中国文学。
1970年,余光中在香港的公寓内,他在香港教授中国文学。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在2003年访问美国时,时任中国总理的温家宝在谈及两岸问题时引用了《乡愁》一诗。中国共产党将台湾看做中国的一部分。
温家宝改用这首诗说:“一湾浅浅的海峡,是我们最大的国殇,最大的乡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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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余光中曾公开表达他反对共产党的观点,他对党派官员将其作品做明显的政治化利用基本上不为所动。
2006年,他对《人民日报》表示,“不管政治怎么发展,文化还是同一个民族的文化。”
“随着交流越来越多,了解也就越来越深,”他补充说,“我们不要为了50年的政治,而抛弃5000年的文化。”
余光中在1928年10月21日生于南京,当时南京还是中国的首都。他的父亲余超英是一名教育家,后来在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政府做一名公职人员。他的母亲孙秀君在福建南部当老师,在那里,遇见了余光中的父亲。余光中还有一位同父异母的哥哥余光亚,在童年就去世了。
1937年,九岁的余光中与家人在日本入侵南京后背井离乡,抗日战争及随后的国共内战波及全国,他们只好辗转于多个城市。1949年,在金陵大学读书的余光中与家人在最后一次迁居后,于1950年经由香港逃至台湾。
余光中的第一本诗集《舟子的悲歌》于1952年出版,同年,他从国立台湾大学毕业。余光中热爱西方文学,1957年,他翻译的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与欧文·斯通(Irving Stone)的《梵谷传》(Lust for Life,大陆译为《梵高传》——译注)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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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在1959年从艾奥瓦大学(University of Iowa)备受赞誉的创意写作课程毕业后,便重返台湾教书,并与白先勇、王文兴等作家一起投入了现代主义文学运动。
从1975年起,余光中在香港中文大学教授中国文学,11年后才再回台湾。他在台湾高雄的国立中山大学教授西方文学32年,直至去世。
余光中在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教书32年,直至去世。
余光中在台湾国立中山大学教书32年,直至去世。 National Sun Yat-Sen University
70多年来,余光中著作等身,出版了50余本诗歌、散文、评论、翻译。他也常常旅行。除了香港,他也曾在欧洲、美国以及在台湾于1987年开放旅行禁令后,去往中国大陆写作、教书。
“大陆是母亲,台湾是妻子,香港是情人,欧洲是外遇,”他在1998年的文章《从母亲到外遇》中写道。
尽管余光中在大陆受到的欢迎无可争辩,他在台湾的影响却时时引起争议。
在70年代,被称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台湾正经历着快速的工业化和社会转型。作为回应,本土作家开始留意他们眼中逐渐边缘化的农民和弱势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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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对岛内在他眼中兴起的左倾情绪开始警觉。因此,在冷战时期的紧张气氛仍然居高不下的1977年,他用一篇《狼来了》在台湾文学界掀起了论战。他在文章中抨击了几个支持无产阶级价值观(如中国共产党所拥护的那些价值观)的作家。
在台湾这个即使对共产主义表现出一丝同情都可能招致严惩和牢狱之灾的时期,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指控。许多人批评余光中与国民党政府勾结,打压左派作家。
许多年后,余光中否认了这些指控。“我从未参加过任何政党,”他于2004年写道
同时,他也对1997年写作《狼来了》一文表达了悔意。“当时情绪失控,”他解释道。“在‘文革’惊骇的压力下,心情沉重,对一般左倾言论都很敏感。”
他身后还有妻子范我存和四个女儿珊珊、幼珊、佩珊、季珊。
余光中对中国和中国传统文化依旧爱得坚定。在2010年的一个采访中,他估计,从1992年算起,自己回中国大陆已经回了“至少五六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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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回大陆太频繁,”他笑称。“乡愁诗写不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