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有训在西南联大

    一封书信

    梦家兄：

    别后时在念中。去年年底，弟已搬入学校新盖宿舍，地点在西仓坡，对于弟及诸儿均甚便当，租金每月七千，因弟自己装修费四万元，实租近万元，然较外间已属最低价格矣！

    最近物价飞涨，米已到六万，弟等每日菜四千五百元，简直吃得苦不堪言，诸儿嗷嗷，有时殊令人心酸也。好在本年为最后关头，总可糊涂过去。内人绣花业不佳，因卖价不易加，而原料价格已数倍，且做者更多。惟寒家维持，仍靠此业，亦可叹也。

    吾兄托端升兄带下之物品三包，早经收到，谢谢。如有便人，盼代内人购手表一只或派克51式水笔及铅笔一套。

    校中一切如恒，每日训急者，为同人生活，其他无法顾到。弟最近到渝一次，中研院事，旧事重提，仍不敢就，另一事体更不敢自讨苦吃。

    吾兄在芝，想能安心工作，内人极羡嫂夫人能有机进修，将来多一女教授，彼极言之得意。彼意嫂夫人多才多艺，应有此一机会也。

    这是闻名世界的物理学家和中国近代物理学奠基人，时任西南联合大学理学院院长的吴有训先生，于1945年4月28日，寄给正在美国芝加哥东方学院讲授中国古文字学的陈梦家先生的信。就在这封信寄出两天后，传来希特勒自杀的消息。之后，又有好的消息传到西南联大校园：1945年5月9日，德军无条件投降，欧战结束。

    两家交好

    吴有训，1897年4月26日出生于江西省高安市荷岭镇石溪吴村，1928年秋，受叶企孙先生之荐，任清华大学教授，物理系主任、理学院院长（包括1938年以后在西南联合大学的8年），1945年10月任中央大学（今南京大学）校长，1950年夏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所长，同年12月起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1977年11月30日在北京逝世。吴有训先生从事教育工作50余年，郭永怀、王淦昌、彭桓武、王大珩、朱光亚、邓稼先、杨振宁、李政道、钱三强、何泽慧、林家翘、陆学善、王竹溪、钱伟长、梅镇岳、郑林生、金星南、胡宁等中外知名的科学家都是吴有训先生的弟子。

    吴有训先生与陈梦家有着鲜为人知的关系。抗战时期，他们同在西南联大任教，并曾经住在一起。陈梦家夫人赵萝蕤在清华大学读研究生时，吴先生是清华大学教授，也算是有师生之谊。而赵萝蕤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与吴先生的夫人王立芬很说得来，她们因喜欢音乐、弹钢琴，并都喜欢书画鉴赏而结缘，王立芬比赵萝蕤大9岁，两人一直以姐妹相称。还有一层关系，陈梦家夫妇没有孩子，吴有训夫妇的二女儿湘如是陈梦家夫妇的干女儿。

    抗战之前，民国教授每月的收入通常是300至400元；校长是600至680元。这个收入，在1937年以前，可以使一个三口之家买得起汽车、洋房。然而到了1939年之后，由于日寇的掠夺和国民政府的全面腐败，以及战争导致物资极度匮乏，物价一日三涨。虽然教授们的薪水也涨了不少，但一名教授每月的薪金，也就是3至4只鸡的价钱。吴有训先生的薪金虽然比一般的教授高一些，但也捉襟见肘，难以维持温保。于是，王立芬不得不揽了份绣花的工作，以贴补家用。由于物价暴涨，他不仅衣着寒酸，而且常常食不果腹，不到50岁的吴有训，面容憔悴，未老先衰，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了许多。

    相互惦念

    1944年秋，美国哈佛大学的费正清先生，给在西南联大任教的陈梦家联系到了芝加哥大学东方学院教授古文字学的工作。在去与不去的问题上，陈梦家一开始并没有拿准主意，国内形势不稳定，去美国后能不能回来，回来是否还能回到清华，或者能到其他较好的大学应聘，这些问题都困扰着他。为此，陈梦家夫妇向吴有训先生倾诉了心中的疑虑。吴有训先生表示，不管梦家什么时候回国，他都会帮助解决任教问题。有了吴先生的鼓励，最终梦家夫妇决定赴美。

    陈梦家夫妇离开昆明西南联大，吴有训先生一家失去了每周总要小聚的朋友。远在美国的陈梦家夫妇，一直挂念着昆明的同事们，尤其是惦念吴有训先生一家和他们的干女儿湘如，常写信致吴家，嘘寒问暖。1945年的初春，钱端升先生去美国参加学术会议，取道芝加哥专程看望陈梦家夫妇。在钱先生离开芝加哥前，夫妇二人采购了许多礼物，请钱先生带回国内，分送联大同仁。其中特意带给吴先生一家各种所需物品并附信问候，萝蕤还为干女儿湘如买了一个漂亮的发卡。

    吴有训先生收到梦家、萝蕤夫妇的问候和礼物，当即回函致谢，并简述自家生活现状和目前的情形。吴先生信中提到的“中研院事，旧事重提，仍不敢就，另一事体更不敢自讨苦吃”，前者是中央研究院曾欲让吴有训先生接替叶企孙先生中研院总干事之职，但吴有训先生予以拒绝；后者“另一事体”乃指中央大学校长一职。1946年，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使命，清华大学复原。吴有训先生没有回清华大学，而是赴南京就任中央大学校长。

    1947年秋，陈梦家从美国回到清华大学任教；1949年春，赵萝蕤在芝加哥大学读完博士学位后，返回燕京大学任教。他们夫妇从美国归来，都要在上海短时间停留，时间紧迫，但仍安排与吴有训一家晤面后，返回北平，他们两家的再相聚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0年。

    (《北京晚报》4.4 方继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