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颉刚与邓嗣禹在燕京大学的岁月

    顾颉刚作为现代中国最为重要的历史学家之一，在古代史、古代地理和边疆地理、民俗学和民间文学，以及古籍整理等领域，都取得了极其丰硕的成果。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前，他先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和燕京大学等九所大学执教。其中，以在燕京大学的时间最长，前后有八年多的时间，但目前学界对于这方面的史料却很少有人提及。外公邓嗣禹自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师从洪业、顾颉刚、邓之诚三位先生，1935年获得硕士学位，并留校任讲师，曾担任历史学会主席、《史学年报》主编等职，见证了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工作和活动的全过程。今年是顾颉刚先生诞辰120周年，重新疏理和回顾这段历史，以纪念他对燕京大学史学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

    实现“企望的生活”

    顾颉刚先生1929年到燕京大学的职务是“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兼历史系教授”。由于他在北大任国学讲师期间，曾与胡适、钱玄同等人书信来往，探讨中国上古史上的一些问题，并于1926年编写、出版《古史辨》第一册，在国内外学术界引起轰动，一年内多次重印，其影响难以估量。当时各大学纷纷设立历史系、国学研究所，历史研究人员和历史系学生人数剧增，其原因之一就是这场历史大讨论所产生的影响。1928年4月燕大成立国学研究所，所长由著名史学家陈垣担任。经郭绍虞、容庚介绍，顾颉刚来到燕大任教。当时聘请他的还有北大和清华，但他却选择了燕大，在《顾颉刚自序》中他曾说，“理由很简单，只为燕京是一个教会学校，我既非教徒，也非校友，不至叫我办事，便可一心一意读书写作，实现我企望的生活。”

    顾颉刚对于燕大学也是相当满意的。他在晚年所写《我是怎样编写<古史辨>的?》一文中说:“当时因为北大欠薪太多，生活太苦，我回到北京后，就去了美国教会办的‘燕京大学’。燕大待遇很优，每月给我二百四十元工资，电灯、电话等等，都不要钱，生活很好，我于是每日写作。”由于生活安定、心情舒畅，顾颉刚来到燕大之后，就着手编写《古史辨》第二册。又过了不到一年，第三册就出版了。如果说顾颉刚是因1926年编写《古史辨》第一册，而在学术上取得了轰动效应的话，在燕京大学八年中，他连续编写、出版了二到五册，更加说明了他在燕大期间取得的突出成就。

    参与主办学术刊物

    顾颉刚在燕大期间，先后参与及主办了三种学术刊物:《燕京学报》、《史学年报》、《禹贡》半月刊。编杂志、办刊物，一直是顾颉刚的拿手好戏也是他的特殊偏好。同时他还组建了燕京大学历史学会，并以此来扶持燕大年青学子。

    燕京大学历史学会成立于顾颉刚到任后的1928年秋，当时正是北京学界重新活跃之际。燕大历史学会是燕京大学历史系师生早年共同参与组织的史学研究机构，在当时北平很多学会大多无法生存的情况下，这个学会却存活了14年之久，连续出版12期《史学年报》，并在北方史学界组织的活动中表现活跃。围绕着这个学会，聚集了一批日后成为国内外史学大家的著名学者，同时培养了一大批史学人才，深受学界瞩目。

    外公邓嗣禹于1928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2年任燕大历史学会主席，1934年任《史学年报》主编。1935年他获得燕大历史学硕士学位，任历史学系讲师，并继续担任《史学年报》主编。这一年，他相继在《史学年报》、《大公报:史地周刊》上发表了《中国科举制度起源考》、《城隍考》和《城隍史略》等系列论文，至今仍被国内外许多学者所引用。邓嗣禹也成为国内最早研究科举制度、城隍历史的学者，见证了历史学会、《史学年报》从草创到发展的全过程。

    1933年前后，历史学会由“创始时期”进入“发展时期”，此时，洪业返校后参与了学会工作，加上有邓之诚、顾颉刚的帮助，学会工作更上一层楼。齐思和后来在回忆录中，特别提到邓嗣禹、翁独健的功绩，他认为这个阶段《年报》能够取得如此成绩，以他们二人居功最高。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7月28日日军侵占北平，“校园里人人惊恐万状，连最荒诞的谣言亦信以为真”。为了保护校园免受日军的破坏，燕大升起了美国国旗，而此前一直只升中国国旗和燕大的三角校旗。外公此时已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邀请，正准备办理签证赴美，看到旗杆上升起的美国国旗，不由得流下了眼泪。顾颉刚也因为“办通俗读编刊社，宣传民族意识于下层民众，久为日本特务注意”(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因此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不得已匆忙离开北平，辗转到后方，学会进入了维持时期。1938年，学会还专门为纪念学会创建和《年报》创刊十周年，出了一期特刊。

    顾颉刚到燕京大学后的另一项重要学术活动是参加《燕京学报》的编辑工作，这是燕大当时约请他来校工作的又一目的。顾颉刚一受聘，就为《燕京学报》组稿，到校后即名列于学报编委会成员，并于1929年12月出版了第6期，同时还发表了《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自第七期起，他接替容庚任编委会主任，直到1934年6月第15期为止。

    1934年2月，顾颉刚还与谭其骧等人编辑出版了《禹贡》半月刊，同年5月发起组织禹贡学会，引导燕京、北大、辅仁三校同学，把大家在考察时见到的关于中国地理沿革的材料公布出来，互相交流。这份刊物和这个学会团结、培养了一批历史地理人才，并在燕大促成了“边疆问题研究会”的诞生，使学术研究和实际问题进一步结合起来，

    其中就有顾颉刚的一番苦心。同年8月，邓嗣禹将在考察隋唐遗物的材料整理成论文《唐代矿物产地表》，发表在《禹贡》杂志第1卷第11期上;1935年7月，他又将《行省的意义与演变》的论文发表在《禹贡》杂志第3卷10期上，对于禹贡学会的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1934年邓嗣禹还编写了《太平广记篇目引得》一书，由燕京大学引得编撰处出版，因此他成为最早研究太平广记的学者。该书1966年在台北再版，同年被翻译成日文版，精装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出版。《燕京大学图书馆目录初稿———类书之部》一书，于1935年由燕京大学出版社出版，1970、1982年由台北大立出版社二次再版。

    与国外汉学家交流合作

    顾颉刚在教学之中，还非常注重与国外汉学家的交流与合作，并引荐他的众多学生参与，这些都对他的弟子们在后来的教学中产生过极其重要的影响。如他讲授《中国疆域沿革史》课程时，就亲自请来美国著名的边疆史专家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于1937年5月28日来校，作关于中国边疆问题的演讲，晚间宴请拉氏时又邀请梅贻宝、邓嗣禹、侯仁之等人作陪。拉氏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边疆史学家，曾任蒋介石的政治顾问。他生长于中国，又曾遍访中国的西北边疆，深入中亚细亚地区，在研究西北草原民族和中国历史上的关系，提出过许多新观点，创建了一系列“地缘政治”的概念，对于费正清的博士论文课题研究起到过重要的影响。邓嗣禹后来在哈佛大学、印弟安那大学教学时，多次建议他的学生读拉氏的著作，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

    1936年5月，顾颉刚还曾邀请来美国年青汉学家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卜德(Derk Bodde)等与燕大师生结识和交流。据《顾颉刚日记》1936年5月30日记载，邓嗣禹曾于当晚作为主人，在东舆楼饭店宴请毕乃德夫妇、卜德三人，并邀请顾颉刚、朱士嘉等人作陪。卜德于1930年到北平，是第一个领取哈佛燕京学社的奖学金奖金，来中国学习的美国汉学家，他以翻译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而知名，回国后任教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后来他还曾多次提议，要将邓嗣禹1936年出版的《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翻译成英文，但因多种原因没能完成。

    《中国考试制度史》是邓嗣禹在1932年毕业论文的基础上扩充而成的。该书最早的版本是1936年由南京国民政府考试院出版，陈大齐、顾颉刚、邓之诚分别作序;1966年由台北学生书局再版，1982年出版了第四版，到2011年已出版到第七版。在第四版中，应台湾中文大学吴湘湘教授提议，将1943年发表的“中国考试制度对西方的影响”一文编入其中。

    顾颉刚于1936年3月在杭州家中为该书撰写了长篇序言。据《顾颉刚日记》记载，3月21日:“草邓嗣禹《中国考试制度史》序文毕，凡一千八百字，未改汔”。3月22日:“改作《考试史》序毕，即抄清寄出”。顾颉刚在序言中指出:《中国考试制度史》一书“终之以结论，则列举其在政治、文化、社会风俗诸方面所发生之利弊，以备借鉴者之取舍。其搜集之广博，考证之精确，裁断之正平，凡在读者，谅有同感，不须颉刚，作私好之誉之”。同时，他对于科举制度研究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科举考试制度为中国古代制度文明的重大发明，在促进考试公平、区域均衡、体现民意和限制方面具有积极贡献，堪称“吾国政制中之最可称颂者也”。

    眷念

    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后，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之间有了交换留学生项目，第一个获得此项目奖励，于1936年被派往哈佛的是齐思和，1938年翁独键、邓嗣禹作为第二批，此后周一良、王伊同、王锺翰等人也陆续前往。邓嗣禹1937年7月接到美国国会图书馆的邀请，前往纽约协助恒募义博士编撰《清代名人传略》，结束了他在燕京大学九年多的学习生活。顾颉刚于“七七事变”后不久，也被迫离开了北平，但他并未与燕大了断关系。据他在《西北考察日记》记载，他曾写信给燕大校方，要求只给他一半工资，供他留京的老父生活所需。1941年12月，顾颉刚还与吴文藻、梅贻宝等人在重庆会面，商讨燕大在后方复校的问题，并负责草拟了恢复燕大研究院的计划书。这些活动充分反映了他对燕京大学的眷念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