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冠淋 陶季邑
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和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经常使用“农工”这个概念。例如，1927年3月16日，邓演达在对第四军第十一军官长的讲话中说：“现在党要极力扶助农工运动”等。学术界有观点认为，邓演达似乎在农民和工人这两者中更重视农民，因为他把“农”放在了“工”之前。
笔者认为，上述理解不属实。事实上，邓演达有时也使用“工农”这个概念，而且还将“工农”与“农工”两个概念同时换用。例如，1927年4月2日，邓演达在《中国革命的新阶段与国民革命的新使命》一文中说：“照道理，要求革命最迫切的——为革命的主力的是农工，所以革命军应该是农工群众的先锋队。革命军应该是代表工农的利益而奋斗，而且是工农群众当中最勇敢最进步的武装分子。”1927年11月1日，邓演达与宋庆龄、陈友仁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一文中既使用“工农群众”概念，又使用“农工群众”概念。值得一提的是，邓演达还明确地表示农民和工人在地位上应是平行的。例如，1930年9月1日，邓演达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一文中说：“我们却是要使农工的利益都确实得到保障，使工农的利益能够平行的发展。”这里邓演达将“农工的利益”和“工农的利益”两个概念换用，并说要使工人的利益和农民的利益能够平行发展。可见，在邓演达眼里，农民和工人是平等的，亦即这两个群体是被邓演达平等看待的。
当然，邓演达还是较多地使用了“农工”的概念。例如，1931年4月，邓演达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反对南京伪国民会议宣言》中三次使用了“农工”概念，但该文一直没有使用“工农”概念。笔者认为，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孙中山在晚年确定了联俄、联共和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而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邓演达竭诚拥护孙中山的这些政策。国民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继续执行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尤其是继承和发展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政策，探索复兴中国革命的道路。所以，受孙中山扶助农工思想和政策的影响，邓演达较多地使用了“农工”的概念。
尽管邓演达的“农工”和“工农”是同一个概念，亦即在他眼里，农民和工人是平等的，两者应被同等看待，但是，他又认为农民和工人在中国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与地位上还是各有特点的。
邓演达认为，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在国民大革命时期，邓演达看到农民在全国人口中约占80％，而且“苦无土地可耕”，遭受封建军阀和土豪劣绅的残酷剥削和压迫，“痛苦到不得了”，所以他于1927年6月19日在《农民运动的理论和实际》一文中说：“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换言之，“中国的国民革命，可以说就是农民革命”“农民爆发了农村大革命，才能把中国革命的对象消亡。”当然，邓演达此时也认识到农民存在一定的缺陷，例如缺乏“领导”或没有“统一组织”，因此迫切需要“得力”的“领导者”来“唤起”农民参加民主革命。
同时，邓演达还认为，产业工人更容易取得领导地位。国民大革命时期，邓演达看到城市工人遭受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以及资本家的残酷压迫和剥削，同样生活“很痛苦”。他还看到工人“因住在一堆，容易团结，做了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所以，邓演达主张农民在进行民主革命的过程中“要联络”工人，“要学他们”“拜他们做老师”。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邓演达于1926年5月1日在《今年“五一”节之意义》一文中提出：“进步的产业工人自然更容易取得领导的地位。”
总之，在国民大革命时期和国民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认识到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但又缺乏“领导”和没有“统一组织”；而工人生活与工作则更为集中，“容易团结”，尤其是产业工人更容易取得领导地位。换言之，农工在民主革命中各有其特点。此外，邓演达还认识到农工具有共同点，例如都是“直接生产者”“在政治上受着严重的压迫，在经济上受着残酷的剥削”“在数量上占中国人民的绝大多数”，十分“需要解放的争斗”。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邓演达在国民大革命失败后逐步提出了著名的平民革命理论。据此理论，“平民”是“以农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的联合”“作为阶级争斗的同盟”“共同争取社会、政治、经济的解放，以求民族的独立和自由”。
显然，邓演达的平民革命理论追求农工当家作主，这比国民大革命时期孙中山的扶助农工思想和政策更前进了一步。当然，其不足之处亦是存在的。例如，他认为只有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才能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和建立“平民政权”。这自然是错误的，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只有中国无产阶级的政党亦即中国共产党才能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和建立人民政权。
（作者单位：暨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