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凡是了解中国近现代史的朋友们都会产生了一个巨大的疑问，那就是早年甘愿冒险刺杀摄政王，写下《慷慨篇》的汪精卫，为何后期却投日叛国，成为中华民族头号大汉奸？
让我们先从汪精卫的一生经历说起。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1883年出生于广东三水于，1944年病逝与日本名古屋。幼年上过私塾，1901年考中秀才。1904年，汪精卫考取官费留学生赴日留学，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运动。1905年汪精卫参加同盟会，任评议部部长。同年11月，《民报》创刊，汪精卫为主要撰稿人，他以“精卫”为笔名在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中山的赞赏。这个时期孙中山对这个青年人还是很有好感的。
1906至1908年，他随孙中山到南洋为革命筹集款项。1909年，任《民报》主编。1910年，他在北京银锭桥谋刺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武昌起义后，由袁世凯开释出狱，并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结为把兄弟。此后，他不断宣扬以前曾为他批判过的革命招瓜分生内乱的论调，南北和议时他活动于南方代表伍廷芳和北方代表唐绍仪之间，散布非袁莫属的谬论。此后，他便逃避斗争，远走异国。1920年，汪精卫回到广州，1923年，国共合作时，他先是起劲反对，继而佯装拥护，并因此当选为中央执委、宣传部长。1925年，孙中山病逝，汪精卫是孙中山遗嘱记录人。7月，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他被举为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1927年他撕下“左”派的面纱，制造了“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后与蒋介石合流，任南京政府行政院长、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七七”事变后，汪精卫悲观失望，决心叛国投敌。1938年底，汪精卫带着党羽周佛海等人潜离重庆，次年5月到日本。1940年3月，在南京成立伪“国民政府”,遥尊在重庆的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为主席，自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不耻于人类的汉奸卖国贼。他秉承日本人的旨意，在沦陷区实行白色恐怖，建立伪军和特务组织，大搞殖民统治，为日本强征战略物资。1943年，枪伤旧疾复发，1944年赴日医治，同年11月10日，死于名古屋。
这就是汪精卫的简单的一生。
有人说汪精卫叛变是为了自己的荣华富贵，有人说汪精卫的投敌是因为与蒋介石的私人恩怨，亦有人说汪精卫是为了“曲线救国”。从史料及汪精卫的人格特征来看，前两种说法的可信度并不高。那么汪精卫真的是如第三种说法那样是为了“曲线救国”吗？也许前期他确实是为了“救国”，但是最终他还是成为了一个彻彻底底的汉奸。
自九一八事件爆发以来，汪精卫便被恐日情绪所围困，他认为：日本是个“强邻”，中国不可与之相比，“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亦幼稚不完备”，故而主张对日本的侵略应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据此，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妥协方针。正是在这种妥协求和的思想指导下，汪精卫在当行政院长时，亲手与日本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和《何梅协定》，并认为是对国家负责的表现。
抗战爆发后，汪精卫仍顽固地坚持其中国比日本落后六七十年，抗战必败的观点。他说：“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地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以一个刚刚图谋强盛的中国来与已经强盛的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可知。”正是从“事事不如人”的国情观出发，汪精卫认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所以应该能和则和。”但是，蒋介石拒不接受其议和主张。对蒋介石极度失望的汪精卫除单独与日本商定和谈条件外，似乎已别无良策。1938年重光堂密约的签订是汪精卫撇开蒋介石单独议和的标志，在汪精卫叛国投敌的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关于这次密约的内容，1938年11月12日，国民党立法委员梅思平与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潜赴上海，代表汪精卫同日本特务谋略机关的今井武夫、伊藤芳男在重光堂密商和谈问题。
20日，双方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日华协议记录谅解事项》，并作了《日华秘密协议记录》。协议规定：一、 缔结日华防共协定，中国承认日军防共驻兵，以内蒙古为特殊防共区。二、 中国承认满洲国。三、 承认日本人在中国有居住、营业之自由；日本则考虑废除在华治外法权和交还租界。四、 中日经济提携，特别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承认日本有优先权。五、 赔偿日侨损失。六、 协议以外的日军于两国恢复和平后开始撤退，两年内完成。此外，还拟定了汪精卫逃离重庆后日本政府发表以上述内容为基础的诱降声明，然后由汪精卫出面响应，并相机成立新政府的行动计划。这次会谈为汪精卫集团叛国投敌作好了准备。
在日军已占领中国大片领土的条件下，要议和，撤军乃是最关键的问题，按照重光堂密约，“防共以外的日军，在和平恢复之后，立即开始撤退。随着中国治安的恢复，两年内撤退完毕”。这是对汪精卫最具有吸引力的一条。但是，日本的议和只是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本来就没有将原密约“如实地见诸实行”的诚意，而是得寸进尺，得陇望蜀，非将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不可。
1939年12月30日，日本政府逼迫汪精卫签订了《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其内容远远超出了重光堂密约，汪精卫所担心的日本不讲信用的局面出现了。到1940年9月，汪氏政府与日本签订了较《调整中日新关系之协议》变本加厉的《汪日基本关系条约》，企图使中国完全成为日本的殖民地、附属国。但是，汪精卫寄身于敌占区，已经丧失了讨价还价的余地。至此，汪精卫演完了他由主和派到单独议和再到充当汉奸的三部曲，尽管汪精卫自我标榜其和平运动为“曲线救国”，但仍掩盖不了其出卖民族利益的卖国实质。
从刺杀到被刺，从初为全国第一人终至遗臭万年，汪精卫的一生实在是很讽刺。明知刺杀风险极大，仍然踏出一步的人。能以精卫之名，曾执笔宣传三民主义之人。曾经为孙中山先生订立遗嘱的人，最后却当了汉奸。
如果1910年他被清政府斩首了，他就是民族英雄；如果1935年他被孙凤鸣刺死了，他就是烈士革命家；即便是1939年被军统杀死在河内，他也不至于遗臭万年，顶多算一时糊涂，汉奸未遂。
汪精卫所谓的曲线救国，哪怕其中有苦衷，有一些积极的东西（避免被分裂、争回了一些主权、收回租界、保持了一定秩序等），但上了贼船，一切都否定了。说到底，好坏不过是汉奸傀儡的自我安慰罢了。
因此人这一生，一定要走好自己的人生道路，千万不要走汪精卫的这条令人唾骂万年的汉奸卖国贼的人生道路。
且行且珍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