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书能改变人的一生。

曾经获得“上海十大藏书优胜奖获得者”的邱根发先生对此深有体会。邱根发先生退休前曾是丁香花园宾馆总经理兼党总支书记。因为爱读书，恢复高考后他圆了大学梦，因为爱读书，他在长期接待重要客人的工作中与不少老领导交上了朋友，也因为爱读书，退休后的他，每一天都过得快乐而充实。

△邱根发先生 (摄影/陈思众)

1981年7月至1982年7月，邱根发毕业后被分配到西郊宾馆搞接待服务工作。“怪屋”是西郊宾馆里一幢专供住客小憩的独立别墅的别称。最近，他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日记，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方式，写了一组“以书为媒”的文章，回忆他在接待一批老辈革命家过程中，收获有关学习知识与为人处世方面的小故事。

这些领导干部工作岗位不同、年龄不同、经历不同，但邱先生认为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特别爱读书、爱学习，并敬重知识分子。

东方网·纵相新闻取得邱根发先生独家授权，刊登这些文章。今天是第一篇。

特约作者 邱根发

1981年12月25日，方毅同志来上海公出，顺便来西郊宾馆参观。

参观？

是的。西郊宾馆在改革开放之前叫414招待所。其中一号楼是当年毛主席在上海住的地方。

在过去的特殊年代里，不要说一般人，很多中央领导和上海市委领导都不曾进去过，使之颇具神秘色彩。改革开放以后，414招待所改成了西郊宾馆，许多来沪开会或办事的中央领导，都饶有兴趣前来参观、考察。后来，神秘面纱才渐渐褪去。

我当时刚从上海旅游专科学校毕业不久，分配在西郊宾馆工作，是“怪屋”（现为四号楼）的管理员。12月25日上午，宾馆时任总经理孙继豪一上班就关照我：“一会儿一位领导要来参观，你不要跑开啊！”

老孙是1945年参加革命的老同志，工作一贯勤恳负责、任劳任怨，但不太善于言辞，遇到文化水平较高的领导同志前来，总是把我拉在身边，关键时刻可以帮他回答些问题。

果真，这次来的是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科委主任方毅同志（曾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部长），是我党为数不多的见过大世面、有文化、懂经济的老革命。

△1978年，方毅（右）与陈丕显在武汉东湖船上（图片由本文作者提供）

方毅同志一行参观完其他地方，就来到号称“怪屋”的200号。我在“怪屋”门口迎接了他们。

方毅同志非常细心、务实，他一边参观，一边询问。他问这栋房子原先的主人是谁，房子在建筑上有什么特殊意义，对外开放不开放，价钱是多少，还问到我们宾馆的基本情况和经营情况。

我都一一作了回答：这个宾馆有1100亩绿地，解放前是一些大实业家和外国人的私人别墅，还有一些苗圃；60年代初建立了414招待所，主要任务是接待毛泽东同志；1979年，根据邓小平同志的指示，开始对外开放……

还谈到当时宾馆的就餐住宿标准。当说到每餐人均50元人民币已经是相当高的标准时，方毅同志非常感慨地说：“不能拿我们在国内的眼光来看问题啊。既然对外开放，就要有世界性的眼光。这里环境这么好，地方又这么大，很有特色，收费规格要高一点嘛！

“人均50元，太便宜了，国外那些大老板，根本不在乎这几个钱，他们的理念与我们不同。我们往往觉得越便宜越好，但他们不是这样，你太便宜了，他反而会觉得掉身价。你们把餐费提高到100元、200元绝对没有问题。”

他还讲到，1979年他和外交部长黄华陪同邓小平同志出访美国，期间出席过当地一些知名实业界人士的欢迎宴会。

那些宴会吃的很简单，按中国人的眼光看，可以说根本没有什么东西吃，但是排场很大，规格很高，价格自然也很贵。当地那些大老板就是讲究这一套，我们要掌握他们的心理。只要是物有所值，价格高了他们才高兴，他们觉得规格高，有身价，价格低了，他们反而觉得很没面子……

“你们这儿是大上海的高级宾馆，有这么大的花园，这么漂亮的草地，还有小桥流水，这样的宾馆在美国也不多见，你们可以研究一下国际大都市同类型的宾馆，把价格以及整个管理工作提上去。”方毅同志直接给出了工作方向，而且有理有据。

听了方毅同志的一番话，我的脑子好像打开了另一扇窗户，一下子涌进一大股新鲜空气。原来我还以为，人均50元的饭钱已经是天价了，因为那时普通员工一个月的工资也只有50元左右，一顿饭吃掉一个月的工资，这在老百姓来说，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但也难怪，因为那时才刚刚改革开放，信息不畅通，国外的情况不了解，具体怎么改革都还没有数。方毅同志要我们参照国际大都市的做法，切实做好旅游这个“无烟工业”的大文章，包括宾馆价格的调整，给了我们很大启发。

在谈到接待对象时，方毅同志还说，这样的宾馆条件完全可以接待各国的国家元首，并用英语问我，知不知道美国总统的情况。

我根据平时积累的有限知识，也用英语回答他：现任美国总统里根，原先是加利福尼亚州的州长，演员出身，口齿清楚，演讲能力很强；上一届总统是卡特，原是佐治亚州的州长，木匠出身，所以讲话有些带地方口音，还发生过一桩在1979年美国驻伊朗大使馆解救人质的事情，很轰动……

方毅同志听了很高兴，问我怎么会了解这些情况，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我说我是上海旅游专科学校毕业的，在校时，学校为了加强英语教学，就用美国之音里的有关内容作为辅助教材，所以获得了不少关于美国的知识。

我这么说，他的兴致顿时提高了许多，接着给我们介绍了很多外国人怎样做生意的情况。那时国家外汇很紧张，搞“四化“建设，要引进国外的新技术，很多地方都得用外汇，他当外贸部长时，整天动的脑筋就是如何赚取外汇。

他对我们说：“要努力赚取外汇，多赚外汇，来为我们的‘四化’建设服务。”我也附和着说，我们在读书时就传达过廖承志同志的讲话：“要像挤毛巾一样，把旅游者口袋里的外汇挤干，同时还要让他们开心。”

又谈到他与邓小平在美国访问期间，他住的一个不大的房间一晚上就要960美元，还讲了美国政府与这些财团寡头的关系，他知识面很广，偶尔还说几句英语。

他叫我每天听九点钟播放的美国之音，而不要听八点钟播放的，可能是九点钟的美国之声发音准确，比较适应我们这样水平的人听吧。可见方毅同志这么大的领导，是多么的细心和内行啊！真的太有水平了。

我忍不住仔细打量起他：方毅个子不高，穿着军大衣，当时右眼上还包着一块纱布，可能是皮肤上的疾病。随行还有他的妻儿等。他说他很久没到户外活动了，最近身体不太好。

后来，我们看已经到吃饭时间，要挽留他们用餐，他说不麻烦了，谢谢我们，婉拒了。

临走，方毅同志还关照我要学好英语，开阔视野，关心天下大事，进一步做好接待国际贵宾的工作。

方毅同志走后，老孙把方毅同志的指示向上级领导汇报了，经上级领导研究后，随即上调了宾馆的各种服务收费价格，果真，后来并没有听到有什么不好的反馈。

1982年6月8日至10日，香港船王包玉刚先生下榻我们宾馆，指明要住200号，也许他事先已经风闻了“怪屋”的不同凡响。他那次是来交通大学，出席由他捐建的包兆龙图书馆的揭幕典礼。他住三天，最后一天要在上海展览中心（原中苏友好大厦）举行一场大型答谢宴会，将有300人参加，也就是说，要在上海展览中心摆30桌！

可想而知，这是一次影响广泛的、重要的外事活动，既要搞好接待，又不能掉“份子”。本着与国际接轨的原则，我们第一次收取了每天1500元的高额房价；那次宴会，按每人100元的标准，共收取了3万元。

这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因为1981年西郊宾馆全年的餐饮营业收入只有16万。

1982年以后餐饮收入大大提高，甚至逐倍增加，但客人并没有感觉离谱。我在某月17日周三的日记中曾记录到：晚上“怪屋”宴会标准每人120元，共19人。当晚总共收入2567.90元，好大的一笔生意啊，结账时我数了又数，老实说第一次收到客人这么一大笔外汇券现钞，我真怕搞错呢。

想到这些中国特色的家常菜配上一些精美的装盘，就能收到这么多外汇券，而且用餐的客人还都非常满意。我心里说不出的高兴。

随着类似餐饮大单的增多，我们渐渐体会到了方毅同志讲的道理：优美环境和优质服务所能带来的无形价值。他的确有世界眼光。心中有了谱，改革开放的思路就更清楚了。后来西郊宾馆也从吃国家财政拨款，逐步变为年利润几千万元的创汇大户。这些经验的积累和推广，逐渐和世界旅游接轨，大大促进了上海整个旅游业的发展。现在西郊一桌高标准的宴会甚至要几万元呢！

△截图自央视纪录片《难忘方毅》

前段时间我在电视上看到纪录片《难忘方毅》——记录方毅同志的革命历程，一共四集。第三集，讲述的是方毅同志在我们国家的经济、外贸、科学、矿业领域担任领导时的工作。尤其看到他在采矿业中的贡献，深有感触，倍感亲切，因为我也有在矿区工作的经历。

1977-1987年的十年间，方毅同志八次亲临攀枝花基地，九次组织攀枝花资源综合利用会议，当时的攀枝花生活条件十分艰苦，方毅同志还亲自下井。他曾向中央递交过一份改善矿区生活的报告，每人每月增补15元生活费，延长探亲假一个月，更可贵的是，他把矿区的工人户口从农村户口转为城市户口。

上世纪70年代我曾在江苏沛县大屯煤矿工作，知道每月15元的补贴和城市户口的改变对矿区工人来讲是多么大的奢望，但是方毅同志想到并解决了，他真是人民的好领导。

他在西郊宾馆观察时，实际是有病在身，他那瘦小的身躯穿着略显宽大的军大衣，和电视纪录片《难忘方毅》中视察井下工作时一样，和善的面容，轻松的聊天，使我感到他无比的高大，对他由衷地敬佩。他的形象至今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