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展开四百年来的中国文化史，就可见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那就是十六世纪的西学东渐以及中西文化的沟通和融合。我们若是要探究沟通中西文化的功臣是谁，那就是明朝末年的大科学家徐光启了。《明史外国拂森意大传》称： “士大夫如徐光启、李之藻，首好其说，其说骤兴”。关于西方文化的传入，季羡林也说过：“从表面上来看，都是宗教的传入，但从本质上来看，实际上传入的是文化，是哲学，是艺术，是技术等等……天主教最初所依的不是国王，而是大臣和艺术家学者，前者可以徐光启为代表……”徐光启是中国明末向西方追求科学和真理的先行者，是明末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位重要人物。

徐光启会通中西文化是出于对中国前途和世界潮流的关切，是为了寻求科学知识，徐光启结识传教士是倾慕传教士的见识和博学，看中的是传教士带来的科学知识，希望的是天主教教义能“补儒易佛”，“可以补益王化，左右儒术，救正佛法”。

图片说明：徐光启与利玛窦

1600年，徐光启去南京看望恩师焦竑时，得知利玛窦正在南京，《明史外国拂森意大传》称：“意大里亚，居大西洋，自古不通中国；万历时其国人利玛窦至京师为万国全图，言天下有五大洲.....”当时徐光启已知有利玛窦其人，也已看到利玛窦绘制的一张世界地图，并深为赞叹。就是这张地图，在中国士大夫中引起极大震动，改变了当时国人的天圆地方学说，徐光启也耳目一新，眼界大开，对五大洲的分布有了清楚了解，从而激发了他放眼世界、了解西方、寻求科学真理的愿望。当即徐光启特地连夜拜访利玛窦，两位伟人相见如故，侃侃而谈，徐光启倾慕利玛窦的见识和博学，利玛窦则为徐光启的儒雅和才华所折服。

1604年春，徐光启到北京，还未参加礼部的会试，就去拜访利玛窦，明确提出要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1604至1607这三年间，徐光启和利玛窦几乎天天见面，双方的讨论除了天主教义外，其他的就是西方的科学技术发展情况，内容涉及数学、水利、天文、历法、火器等，只要利玛窦能教的，而徐光启认为有实用价值的，他都有兴趣学习。徐光启把传教士传播的学问概括为“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而余乃亟传其小者”，徐光启自称极尽全力“传其小者”，可见他的主要兴趣是在西方的自然科学方面。

1605年冬和1606年初，徐光启为要翻译《几何原本》，告诉利玛窦：“我知道了这本书，又有你可以请教，我怎能知难而退，让这本书在我辈手中失传呢?”极力打消利玛窦的重重顾虑，并和利玛窦合作共同翻译《几何原本》这部数学名著。“利氏口译，公则笔之”。1607年春，徐光启和利玛窦共同译完了《几何原本》前6卷。《几何原本》前6卷出版以后，便成为我国近400年来唯一的定本。

1608年，以《几何原本》为基础，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录，合译了《测量法义》。徐光启认为，测量之法，扩充其原理就可以用于制水治田，不仅是方便，而且是当务之急。这体现了徐光启重视自然科学、重视数学理论，重视数学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

1611年，为了推动修历，徐光启在意大利传教士熊三拔的协助下，先后撰写了《平浑图说》、《日晷图说》和《夜晷图说》三部著作。徐光启还把熊三拔替他讲解测量用器“简平仪”的内容记录下来，整理成一部《简平仪说》，并写了《简平仪说序》。徐光启讲了自己之所以重视翻译，是因为西方三千年来逐渐发展的成果，借助于翻译，一年半载就可以坐享其成，所以，利用西方的科学成就则可促进中国科学的加快发展。

徐光启和利玛窦相识之后，就有共同翻译西方水利专著的计划，后因故搁浅，1610年，利玛窦去世，徐光启返回北京，遂向熊三拔旧事重提，要求完成利玛窦三年前的遗愿，翻译水利著作。经他的一再请求，反复解释，熊三拔终于同意合作译书。《泰西水法》的编写工作自1611年开始，第二年春天完成。徐光启和熊三拔在翻译时没有按照照本直译的翻译常规，而是结合我国原有的水利工具，只选其中适用的或者确实先进的部分译出，并且边译边制器边实验，然后把制器和实验的方法与结果都记录下来。这种翻译方法贵在理论联系实际，《泰西水法》一出版面世就对发展中国农田水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成为中国中世纪最重要的一部有关农田水利科学的著作。

利玛窦的去世，给徐光启翻译西方自然科学和吸收西方文化精华带来了巨大的困难，当时澳门教会当局借口传教士应以传教为根本，不准他们从事传播科学的工作。徐光启传播西方科学，不但要面对国内守旧派的反对，还要冲破来自传教士的阻力，但传教士为了能在北京站住脚，也必须把徐光启等人视为政治上的依靠，不便完全拒绝徐光启的要求。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徐光启在翻译《几何原本》等书籍外，还对数学、天文等其他领域积极进行研究，后人美誉他为“西学东渐之译祖”。

中国古代的科学曾有过它自己的辉煌，但到14世纪时已开始落后。而此时西方兴起了文艺复兴，科学技术有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开始了大踏步的前进，到了16世纪，欧洲的科学技术开始在许多方面赶上并超过了中国，西方文化也伴随着传教士东进的步伐也开始传入中国，而徐光启正是出生在16世纪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一次高潮中，面对西方汹涌而至的文化潮流，徐光启没有如“中国人素存轻视外人学问之态度，以为外国文化均在中国之下”所说，将之抵御门外、全面否定；也没有惊慌失措、哀声一片，中华今后怎么办；更没有意志消沉、随波逐流、盲目西化。

在如何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如何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科学的长处？如何会通和融合中西两大文化体系的精华？在关系到祖国、民族抉择时刻，徐光启高瞻远瞩、气势磅礴，响亮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会通之前，先须翻译”，也就是努力学习西方，积极赶超西方。对于西方传教士，徐光启看重的是他们身上的“种种有用之学”，《明史外国拂森意大传》称：“有内官言于相国叶公文忠曰：‘诸远方来宾者，从古皆无赐葬，何独厚于利子？’文忠公曰：‘子见从古来宾，其道德学问，有一如利者乎？毋论其他事，即译《几何原本》一书，便宜赐葬矣！”

谨以此文，纪念徐光启诞辰459周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