壮士百战70归

1951年4月24日，辽宁阜新彰武机务段职工郑克俭下夜班。他先买了鱼送回家，嘱咐妻子做上，回头一起吃。随后他赶往车站，欢送工友赴朝出征。

临开车时，前方突然报告“赴朝职工还少一位”。现找人来不及，郑克俭二话没说和段长口头申请后，登上了出征的列车。段长问他有啥要求，他只说了一句话“：请领导告诉我妻子一声！”

邓克俭和工友们一同奔赴朝鲜，背后既是一个个家庭的付出与牵挂，也是保家卫国、舍我其谁的决心与宏愿。据辽宁省档案馆资料显示，自1950年到1953年，辽宁抗美援朝参军参战总人数超过32万人，为志愿军贡献了11%的主力。如果算上大批战勤工作人员，这个数字要超过246万人次，占辽宁总人口的11.7%，占到17岁至50岁男性劳动力的一半以上……

2023年7月，仲夏时分，辽宁丹东鸭绿江畔的中朝友谊桥上，惠风和畅。回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胜利归来70年，江水之畔翻天覆地的发展变化，出生在和平年代的年轻人，很难想象这里一度是守国门、卫家园的前沿。

从中朝友谊桥一路向西，不出10里地，便到了抗美援朝纪念馆。在这座始建于1958年，曾两次改扩建的专题纪念馆里，两万余件馆藏文物仿佛在无声地讲述那段实力悬殊、异常惨烈，却又豪情万丈、奠基盛世的历史。而在铭记与传承的基础上，唯有深刻了解抗美援朝战争的时代背景和宏观图景，才能真正理解辽宁，为抗美援朝出征地和大后方所展现出的长子情怀和忠诚担当，也才能从那段不能忘却的历史中，历久弥新地找寻辽宁崛起的力量，以开拓新的振兴之路。

本刊编辑部

血与火铸起的工业格局

文|穹支 诗秀

厚植于热土

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陵东街上岗子1号，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坐落于此。7月的烈日下，每天仍有群众自发来到这里祭扫英烈。他们为烈士献上鲜花，擦拭墓碑，再写上一张张表达敬意的卡片，只因这里安葬着123位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黄继光、杨根思、邱少云……均长眠于此。73年前，中国人民志愿军从辽宁出发，雄赳赳气昂昂奔赴战场；70年前，中国人民在“站起来”的关键时刻，用一场威震世界的胜利，拼来了山河无恙、家国安宁。

今天，抗美援朝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回望历史烽烟不难发现，从辽宁出发，有地缘使然，更有工业热土的根基。

辽宁的工业历史悠久，源远流长。早在唐代，就已有炼铁、采煤和铁器、陶器制造等手工业。到清乾隆年间，铁匠炉、木匠铺、皮庄、金银首饰铺、织布机房等手工业作坊，在一些较大的城市和集镇已普遍存在。辛亥革命后，国内外政局的变化，使辽宁民族工业获得新的生机。不仅纺织、印染、火柴等轻工业兴起，采煤、炼铁、机械制造乃至军事工业也开始兴办。待到20世纪20年代，辽宁的产业工人已达30万之多，率先迈出了工业化步伐。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把东北三省作为战略后方，加大力度在辽宁大地上开矿山、建工厂。1945年，日本侵略者战败，无条件投降，投降前后大肆破坏辽宁工业基础，设备被拆卸，图纸资料遗失，生产无法进行。国民党统治时期，工厂大部分停产，设备被盗卖，有些工厂杂草丛生，有的车间变成马棚，整个辽宁工业处于瘫痪状态。不仅全省工业设备生产总能力只剩下日伪时期的20%，还有90%以上的工人失业，工业产品产量也少得可怜。于是，是年成立的东北局军事工业部，首要任务就是接收辽宁省的工业产业，动员产业工人和技术人员改建工厂，以保障军需民用。

1948年，增设东北工业部之后，辽宁的工业生产在党中央统一领导下有计划地快速发展。凭借产业和资源的优势，当然还有独特的宝贵财富——技术工人和庞大的产业工人队伍，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辽宁率先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基本确立了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并通过不断调整工业发展结构，形成以沈阳、大连、鞍山、抚顺为中心的区域工业布局雏形。不仅全省的工业生产得到全面恢复和发展，其发展还在时间上早于全国，在路径上成为全国范本，为新中国工业尤其是国防工业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

正因如此，才有了国家工业化战略提出时对辽宁的定位——共和国工业奠基地；才有了志愿军跨江作战前后，对辽宁的重视——抗美援朝出征地和战略大后方。毕竟，要想真正把握住“立国之战”军需保障的主动权，仅靠民间捐赠远远不够，解决工业生产才是根本。而这一深谋远虑，早在1950年就显现。那年10月6日，我国重工业部召开第一届全国兵工会议，布置了抗美援朝兵工生产任务，具备深厚工业基础的辽宁责无旁贷，义不容辞。

第二战场

毛泽东纵论抗美援朝战争时曾说：“最初是能不能打，后来是能不能守，再后来是能不能保证给养……问题一个接着一个，都解决了。我们的军队是越战越强。”

其实，越战越强的背后，也离不开另一个战场的胜利。

工厂如战场。在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前，一个棘手的问题摆在面前，即修筑工事所用的军镐严重不足，使作战处于极度不利局面。如何用最短的时间完成这项任务，对任何工厂都是一项严峻考验。

辽宁作为战略大后方，在这里生产军镐，无论是技术还是生产效率，都是最好的选择。于是，在志愿军出国作战当月，党中央紧急命令沈阳重型机器厂，20天内必须完成10万把军镐的制造任务。为此，全厂上下绞尽脑汁找方法，最终大胆采用“以铸带锻，铸锻结合”和“串铸”等新工艺，使生产效率提高数十倍。经过日夜不停的苦战，终于在第十九天成功完成任务，如期把全部物资送上前线。

同年12月，时任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亲自抵沈，要求沈阳空军东北修理五厂（沈飞前身）无论如何在3个月内造出3000个副油箱。当时，五厂正在连轴转组装100架米格—15战斗机。面对这项一无图纸、二无原材料、三无经验、四无人手的“不可能的任务”，时任厂长熊焰毫不犹豫地立下了军令状。

熊焰和技术人员迅速组织生产，开发了多种方法：用马粪纸做成蒙皮，再和上猪血、桐油和石灰当黏结剂，失败！将白铁皮用铆接连接，气密性不好，失败！直到有人提出，用焊锡把铆钉头包住，再将蒙皮对缝处焊死，才终于成功。3个月后，3027个白铁皮副油箱被送到空军部队。截至1951年5月，五厂共生产出近万个副油箱，保证了前线的作战需要。

在辽宁，企业轰轰烈烈的火热生产，不仅为战争提供了重要的物资供应，还逐渐打造成一场场全国性的爱国运动。来自沈阳的全国劳动模范赵国有，在1950年10月15日向东北工人发出了开展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的挑战书。随之，一个爱国主义生产竞赛率先在东北迅速开展。后经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人阶级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运动，生产竞赛迅速普及全国。在辽宁的引领下，截至1951年1月初，仅东北、华北、华东、中南4个地区就有1200多个工矿企业单位、120多万工人投入这一运动。

纵观这一时期辽宁的生产变化可以发现，正是国家战略和辽宁围绕“抗美援朝”这一核心做出的许多调整，深刻改变了省内的工业水平和产业格局。而这种调整，也让两个齐头并进的战场在相互“鼓励”、相互“比赛”中，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伟大、最深刻的社会变革——向着社会主义现代化迈进。

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全民动员”背景下，工业的快速恢复。辽宁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梁启东介绍，抗美援朝期间，在国家经费的支持和保家卫国精神的驱动下，与国防相关的钢铁、能源、机械、化工等企业快速恢复，到1952年，辽宁工业总产值达45.25亿元，比1949年增长3倍。

与此同时，辽宁各大工厂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也在不断提升。本着“国家需要什么，辽宁就生产什么”的初心，各家企业通过改进技术、减少浪费、学习先进、改善管理等方式，在管理精细化、资源利用效能方面，均取得了不错的效果。1951年6月，在东北工业部开展的质量检查运动中，抚顺石油一厂就通过技术攻关和设备改造，全年为国家节约27.5亿元（东北币）。

最重要的是，出于战略考量而进行的“南厂北迁”，对相关区域的产业格局影响深远。辽宁部分工业企业迁至远离战火的东北北部，不仅带动了黑、吉全域的发展，更明晰了辽宁发展重工业的定位，使得辽宁重工业获得了国家层面更多的资金和资源支持。阜新海州露天煤矿投产、旅大市建成近代化氯酸钾工厂、鞍钢八号高炉出铁等大项目、大事件，都是在这一时期发生的。1952年，辽宁重工业占全省工业的比重，已经从解放战争时期的8%增长至57.9%，初步形成了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重工业基地。

战斗和建设血肉相连，个人和国家紧密交织，迸发出的不只有飞机火箭（炮）、机床钢铁，还有改变世界产业格局的物质力量。而这些，也助力国家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获得了苏联与东欧的资金与技术援助，更为辽宁在后续数十年间，根植重工业服务中国经济社会产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因和平而发展

1953年7月27日，北纬38度线以南5公里，朝鲜半岛板门店。这一天，《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

胜利，一部只有两个字的巨著，不仅把最精华的历史沉淀在字里行间，更在于一个新的中国，在百废待兴、列强封锁的桎梏之际“打得一拳开”的建设序幕。辽宁工业也随着和平环境的到来，迎来了全新发展。

其实早在抗美援朝胜利之前，“一五”计划就已悄然展开研判。战争的打响，战场上的残酷，国家发展工业已迫在眉睫。1951年，党中央决定自1953年起实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虽然计划被战争延宕，但当和平到来之时，曾“历时四年，六易其稿”的“一五”计划于1955年7月正式通过实施。

“一五”时期的辽宁，除却苏联“156项工程”中的24项之外，还安排了省市重点项目730个。“一五”时期，辽宁新建和扩建的工业项目，总投资达46.41亿元，占全国同期工业建设投资的18.5%，占全省经济建设投资总额的71.3%；其中重工业建设投资达43.6亿元，占全省工业建设总投资的93.9%。到1957年，辽宁重工业基地已初具规模，工业结构和布局明显变化，以沈阳、鞍山为中心的中部工业地带和以大连为中心的丹东、营口、锦州等沿海工业城市，形成了首尾相连、比较集中的工业城市群体。

敢为人先的辽宁，无论是硝烟弥漫，还是承平盛世，创造第一的脚步从未停止。第一台卧式镗床、第一架战斗机、第一艘导弹潜艇、第一艘万吨巨轮、第一辆大功率内燃机车……许许多多标志性的“第一”，像一个个前进路上的火车头，引领着辽宁奋勇向前。从1952年到1978年，27年间，辽宁上缴中央财政累计约900亿元，相当于同期国家对辽宁投入的2.7倍，为新中国建立和完善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做出了巨大贡献。

不仅如此，作为新中国第一个工业基地，在“三线建设”时期，辽宁调出大批生产资料和产品，派出数十万科技人员和职工，迁往四川、贵州、甘肃、宁夏、青海等地，帮助发展经济、新建企业。在兄弟省市创造的许多个中国“第一”里，同样有辽宁的一份贡献。

改革开放伊始，作为受计划经济影响最深的省份之一，曾经的“辽老大”陷入了低谷。然而，辽宁仍在不间断地贡献着“第一”——第一家破产的公有制企业沈阳防爆器材厂，掀起租赁企业姓“资”姓“社”大讨论的中国商业改革第一人关广梅……虽然这时的“第一”更多被悲壮和争议裹挟，但不可否认的是，它们对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和示范作用。

进入21世纪，昔日的“工业巨人”逐渐走出低谷，再次焕发活力。特别是2003年，国家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实施以来，辽宁开始加速前进，一个个“第一”再次让世人刮目相看：第一套深度催化裂解制烯烃生产装置、第一套大型风电机组轴承、第一个船用曲轴……同样是“第一”，但今天的“第一”已不再仅是中国第一，还有世界第一。而这样的第一如今在辽宁比比皆是。

从“洋钉”“洋火”到如今的“世界工厂”；从曾经的“断壁残垣”，到成为全世界唯一拥有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回望70年前那场胜利，其开启的始于辽宁的，从“跟跑”到“并跑”，甚至向“领跑”迈进的中国式现代化工业化发展历程。

东北人民政府工业部颁发的抗美援朝期间“抢修线路模范”奖状。

硝烟后方的辽宁儿女

文|何平

支援抗美援朝，是较早解放的辽宁倾尽全力担负起的历史责任。作为后勤保障的战略大后方，辽宁儿女走在最前沿，他们义无反顾、吃苦耐劳、夜以继日、舍生忘死，在波澜壮阔的抗美援朝战争史上，以普通人的个体微力，汇聚成坚不可摧的时代洪流。

将后方物资运往前线的英雄1115号机车。

“东北被服职工号”

1950年，朝鲜半岛迎来了几十年不遇的极寒天气。入冬没多久，长津湖附近已是白雪皑皑。到了晚上，气温降到零下40℃，风刮起来像刀子一般。

这年末，中国人民志愿军踏上了这片苦寒之地。由于入朝紧急，部队还没配齐御寒被服就奔赴战场。有的班只有一件厚棉衣，谁站岗谁穿；棉被也不是每人都有，几个人要共用一床棉被。电影《长津湖》记录下残酷的一幕：战斗结束后，美军打扫战场时发现100多名志愿军战士趴在地上一动不动——他们端着枪，保持战斗的姿势，全部冻死在阵地上。这就是令美军敬畏的“冰雕连”。在冰天雪地里战斗，对所有人都是一场考验。即便是穿着厚棉衣、裹着鸭绒被的美军，在长津湖一役中也有大量士兵冻伤、冻死。

被服不足，是志愿军入朝后面临的严重问题。实际上，为准备志愿军出国作战，总后勤部早在1950年7月就安排东北、华北、华东和中南军区，赶制棉衣、棉皮鞋、棉帽等御寒用品数百万件。但因入朝部队增加，且形势紧迫，许多部队来不及配齐冬用被服。志愿军总部、中央军委和中共中央对此高度重视，中央人民政府紧急成立东北军服厂，发动各地企业和职工群众，以缓解前线被服供应的燃眉之急。

此时，位于沈阳的东北军区后勤部被服局第一工厂（以下简称“被服一厂”）担负了重要的军需生产任务。为支援前线，职工们喊出了“前方需要多少，我们就生产多少”的豪迈口号。不少人主动放弃休息时间，竞相加班加点。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容乐观。由于时间紧、任务重，加之生产设备简陋、技术水平低等原因，完成大批量生产任务仍十分困难。

负责生产工作的副厂长姜万寿看在眼里，内心十分焦急。他清楚，提高生产效率不能只靠个人奉献，必须拿出科学的方法。缝纫女工做袖子时，需要左右手各拿一个袖片，先把袖片合在一起再进行缝制，浪费了不少时间。姜万寿心想，能不能给女工配一个助手，由助手合并袖片，女工直接进行缝纫？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把服装生产分解成若干工序，冬季服装为52道工序，夏季服装为53道工序，进行流水式作业。这一行云流水般的工法被称为“综合缝纫连续操作法”，在全厂推广后，取得了明显的效果，棉大衣、棉服的产量分别提高了37%和62%。当时，《沈阳日报》对这一生产经验进行了连续报道，中央电影局北京制片厂还把姜万寿的先进经验拍成影片在全国放映，将这一经验更广泛地推广到全国，极大地提高了军用服装的生产效率。

有了科学的生产方法，繁重的军需生产任务还需要更多技术工人。为培养新生力量，被服一厂于1951年秋季成立了缝纫技术培训班，主要对综合缝纫连续操作法进行培训。学习班连续举办3期，共培训了200多名青年女技工。她们后来都成为生产战线的骨干。同时，辽宁各地有关部门通过地方党委政府的协调支持，组织了大批妇女赶制军服被装。据统计，仅沈阳市就动员了10万多名妇女，在工厂、在街道、在家里，为了前线昼夜加工，飞针走线。

截至1950年11月，作为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基地的东北，仅棉衣一项，就赶制出40万套以上。到了1951年2月底，又赶制单胶鞋50万双、枪背带20万个、毛毯20万条，以及米袋、挂包等。为回应这份热情与贡献，在全国掀起捐款购买飞机的热潮时，东北职工捐赠的一架飞机被命名为“东北被服职工号”，印证了辽宁、东北职工在抗美援朝战争物资保障生产中的卓越贡献。

一口炒面一把雪

在丹东抗美援朝纪念馆，参观者走到一个展柜前常常放缓脚步，俯身细看。那是一个玻璃瓶，里面装着战时大名鼎鼎的食物——炒面。炒面呈米黄色粉末状，看着不起眼，只要用开水一泡，就能变成一碗糊糊，迅速补充能量。没有水的时候，战士们就“一把炒面一把雪”地往下吞。

吃什么，是志愿军入朝后遇到的另一大难题。战场无法随意生火做饭，什么食物既能随身携带，又能随时食用？东北军区后勤部将小麦、大豆、玉米或高粱混合在一起，经过磨碎、炒熟等步骤，制成了易于保存和食用的炒面。炒面虽不美味，却解决了战士们的口粮问题。据邱少云生前老班长锁德成回忆，入朝后每名战士都会配发70斤炒面。行军时，炒面就装在直径约10厘米、长约一米的炒面袋里，斜挎在肩上。战场上还流传着一首关于炒面的歌谣：“背上一袋干炒面，行军作战真方便。祖国人民关心咱，千里万里送前线。”正说明战时炒面的重要性。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然而，在抗美援朝初期，炒面产量却无法满足前线需求。为此，东北人民政府专门发布了《关于执行炒面任务的几项规定》，对各系统、各单位的炒面生产任务做出了详细规定。一时间，从城市到乡村，从领导干部到普通百姓，从老人到孩子，都被发动起来，各地上下呈现出“男女老少齐上阵，家家户户炒炒面”的景象。所有粮米加工企业统一组织管理，以“军民兼顾、先军需后民用”原则加工炒面；各机关单位干部职工白天工作、夜间炒面成为常态。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51年6月，辽宁地区共加工炒面33.13万公斤，占全国前线运送炒面总数的10%以上。

炒面解决了部队最低限度的物资保障。随着条件转好，部队生活进一步改善，不仅吃得饱，而且吃得好。粮食、蔬菜、副食品也逐渐出现在前线。这也离不开后方职工群众的支持与贡献。当时，东北地区有9家食品厂，主要分布在沈阳、旅大、安东、锦州等城市。这些厂家纷纷投入到为志愿军生产加工罐头的工作中。大连罐头食品厂组成技术攻关小组，研制出全自动生产线，罐头日产量由5000罐增加到一万罐。从1950年11月至1951年底，大连罐头食品厂共为前线生产罐头2394吨、压缩饼干1.4万吨、各种糖果400吨。我们难以想象，在食品加工业尚未成熟的20世纪50年代，为了保证志愿军食物充足，职工群众付出了怎样的努力。

以身试药

战争时期，药品必不可少。然而新中国成立初期，医药工业尚未健全，从研发到生产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在前线战场炮火连天时，东北化学制药厂（现东北制药集团，以下简称“东药”）在大后方也进行了一场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一切为了战争，一切为了伤病员。”东药退休职工杜彦荣仍清晰地记得当年的口号。杜彦荣出生于1930年，1948年来到东药安瓶生产车间工作，后来成为一名班组长。抗美援朝时期，他又随车间迁往黑龙江白城建厂，负责生产麻药、抗疟药“百乐君”等药品。

药品研发生产时刻与危险相伴。杜彦荣所在的麻醉原料药生产车间，需要从鸦片中提取化学物质，提取率只有50%，毒性却很大。生产时，一线工人要身穿白大褂，戴口罩和手套，捂得严严实实。稍不留神吸入口中，鼻子和眼睛就会生疼。一次下班，杜彦荣感觉嘴里发苦，意识到自己可能“中招”了，立刻回厂里用水清洗。“当时条件非常艰苦，都怕自己成了‘吸大烟的’。”

不只作业环境简陋，生产设备也是捉襟见肘。当时，东药三分厂生产氯磺酸的设备只有5个发生罐、一个蒸馏罐和3个反应罐，都已破烂不堪。生产时会产生盐酸，不仅气味呛人，还具有腐蚀性，工人身上的棉衣都被熏得露出了棉花，脸上、身上也常被烧出伤疤。如此艰苦的生产环境中，职工们却提出“不怕烧、不怕呛、不怕累”的“三不怕”口号，誓同盐酸气搏斗。“上面需要什么药，我们就生产什么药。想到这些药能救志愿军的命，我们的斗志就起来了！”不论何时回忆起来，杜彦荣内心都十分激荡。

《东北制药总厂简史》中的一组数据，更为直观地呈现了特殊时期蓬勃的生产力：1950—1953年，注射用葡萄糖的年产量分别为15吨、59吨、103吨和274吨；1951—1953年，磺胺噻唑的年产量分别为10吨、37吨和61吨。医疗器械分厂在1950—1952年期间，生产出100余万件手术医疗器械。困难时期，技术人员攻克重重技术难关，不断创新。在药品研制方面，技术员梁希珍改进全阿片素的化验方法，取样量减半，时间加快数倍。1951年5月，杀虫剂滴滴涕研制成功，在满足战时需要的同时，填补了国家制药空白。1953年，氯霉素新合成药试验成功，这是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向工业领域推广的第一个研究成果。

战争是战场的角逐，也是工业实力和后勤保障的比拼。被服和食品生产之外，辽宁各地职工群众积极参与到献血、洗衣、慰问等后勤保障工作中，以特殊的战略地位成为“前方的后方和后方的前方”。辽宁企业与职工团结在一处，保生产，促研发，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时至今日，抗美援朝战争留下的宝贵精神遗产仍滋养着辽沈大地。

2023年初，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进入新阶段，解热镇痛类、抗病毒类等防治药物需求量激增。东北家庭的常备退烧镇痛药物扑热息痛，因低廉的价格和稳定的供应，一跃成为“网红产品”。而这背后，是一桩桩东药职工“舍小家为大家”的动人故事。

特殊时期，为保证药品供应，东药采取加班延时、24小时倒班生产模式全力抢产。春节假期，东药制剂厂区的全体生产工人仅休息了3天，大年初三即恢复了生产。101分厂也节假日无休，平时只需两三人操作的包装工位，有七八个工人全速操作，药品一盒接一盒地被打包、装箱，运往市场。101分厂A楼运行经理李燕的家人病倒了，但她却放弃回家照顾家人的机会，始终坚守在岗位上。干燥岗位的李丰晨一干就是一整天，直到晚上10点多才能回家。怀孕的妻子却没有埋怨：“你多干点儿，老百姓早些有药可用，就能早点儿好起来。”……停不得，缓不得，错不得，就是特殊时期职工的工作状态。从管理人员到一线工人，全部拿出了双倍的精气神确保生产的连续稳定，成为特殊时期中国药品制造行业的一个缩影。

苦难淬炼一片土地的风骨，塑造了城市与人的灵魂。抗美援朝时期的物资保障生产，对于辽宁企事业职工而言是一段难忘的历程。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新，成为辽宁职工群众继往开来、攻坚克难、奋勇前进的不竭动力。进入新时代，劳模典型和先锋班组仍在用勇于担当、知难而上、乐于奉献的精神，谱写一曲曲可歌可泣的英雄赞歌，不断塑造辽宁工业品牌新形象。

创新之火，长期主义的胜利

文|斛北

忆往昔，如今已88岁高龄的白桂珍仍觉历历在目。

1950，请回答

历史总是在不经意间留下耐人寻味的暗线。

1950年，15岁的白桂珍，当工人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进入东北军区军工部五二工厂（七二四工厂前身）后，被分配到碾片车间，从事在炸药里挑杂质的工作。

“有一天车间主任来班组，说现在任务紧，碾片机那边需要人，谁能去。我知道那边的工作危险，还得3班倒。当时班组里女同志孩子都小，我最年轻，便举了手。碾片车间是生产发射药的。那时工作条件差，所谓的工作间，就是把厂房间隔成4个组。每组4个人，其中只有1个人是厂里工人，其余的都是临时来支援生产的解放军战士。这让我感到格外自豪。”忆往昔，如今已88岁高龄的白桂珍仍觉历历在目。

没想到，当工人的喜悦还未消散，事故就发生了。那是一个雷雨交加的夜晚，白桂珍正在碾片机前工作，突然一声巨响，她眼前一片红光，只见一个个火团在往上蹿。3个正在吃饭的战士听到声音后，一起冲了进来，要把白桂珍抬出去，可白桂珍却大喊：“别管我，保护碾片机！快，快！保住碾片机！”就这样，战士们把大火扑灭，碾片机保住了；没发生连环爆炸，工厂也保住了。可白桂珍，腹部被炸开了一个口子，肠子露了出来，左胳膊大面积烧伤，左眼也失去了视力。经过多次手术抢救，白桂珍的生命保住了，却被鉴定为一级伤残。

是什么让花季少女把机器看得比生命还重要？答案在鸭绿江畔。

1950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打响了进入朝鲜后的第一枪。战场上，“联合国军”依靠装备优势，采用“刺猬战术”。因反坦克武器落后，大批优秀志愿军战士牺牲，志愿军损失惨重。欲扭转战局，必得从解决弹药入手。正在描绘新中国工业化建设蓝图的辽宁已是抗美援朝前线大后方。当时威力较大的反坦克火力90毫米火箭弹的试制任务，自然落到五二工厂的肩上。

火箭研制的关键是发射药制造，在建国初期，即便是新中国火箭研究最早单位之一的五二工厂，也面临技术设计尚不成熟、设备简陋、物资缺乏的困境。没有铝合金管，就用无缝钢管代替；缺少设备，就靠碾铜皮的碾片机碾药片；没有压药机，就冒着风险在加热炉旁用水压机压药……一边是在上千度高温下红压毛坯，一边是严禁烟火的火药生产，爆炸燃烧事故多发，火箭研制组成员吴叔羊、孙明山光荣牺牲，白桂珍、徐长海等多人伤残……即便困难重重，但研制小组、工程技术人员、全厂工人24小时轮班作业，经过反复试验和修改设计方案，仅用时两个多月就研制成功第一代反坦克火箭90毫米火箭弹。投入战场一个多月，就击毁“联合国军”坦克283辆。

“你们不顾一切困难危险，夜以继日，使新产品试验成功并开始大量制造，有力支援了战争，这是你们对国家的巨大贡献！”在这封东北兵工局向五二工厂发来的感谢信中，感谢了很多为支援前线做出突出贡献的幕后功臣。其中有参与科研的科学家，有成绩优秀的车间和班组，更有亦如白桂珍般的普通一线工人。这3页泛黄的红头信纸、苍劲有力的钢笔字，也让一种共识——破解技术“卡脖子”难题的创新韧劲，跃然纸上。

在那个特殊的年份，动人的故事绝非孤本。1950年的战场上，由于没有制空权，志愿军处于被动局面，拥有属于己方战机的需求，显得尤为迫切。而此时，在数百公里外的沈阳空军东北修理五厂，1950年12月的一天，技术员马德有被厂领导带到100多架米格-15战斗机的零部件前，布下任务：“马上研制装备工具，保证这100架飞机飞到朝鲜前线。”从那天起，马德有每天与车间为伴，利用废旧器材，自主创造出5种专门用于装备修理飞机发动机的模具、夹具和试验设备。有了称手的设备，工人如虎添翼。他们挥汗如雨、昼夜奋战，没过多久，100多架属于志愿军空军的战机展翅长空，这才有了广为人知的战斗英雄李汉、王海的故事，有了不再被掣肘的战势局面。

沈阳重型机器厂的10万把军镐、五三工厂的148万发炮弹、庆华工具厂的50式冲锋枪……始于1950年的故事还有很多，多到时至今日仍很难想象，那些原本只是生产加工简单设备的工厂，那些只是手握铁锤、焊把的工人，如何在工业奠基中描绘出一幅幅不可战胜的精神画卷。当我们于辽宁回溯这些信仰的源头，可以看到无数个体主动革新的意志。也正因此，隽永于工人掌心的1950年，成为中国工业史中无比鲜活厚重的意象。

孔雀东北飞

当飞驰的脚步启程，便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工业线纵贯千里，沿途高山流水，桥梁隧道，汽笛声响，一切都将穿越而过。而我们能做的，只有一往无前。

深秋的一天，时任庆华工具厂党委书记的李志坚收到一封发自丹东的特别来信。信中这样写道：“在一次战斗中，我们使用你们厂生产的冲锋枪，把敌人打得丢盔弃甲、溃不成军。你们制造这样好的武器，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不知是谁制造的冲锋枪，也不知你们叫什么名字。所以请把造枪工人同志的照片寄来，让我们全体志愿军战士看看。”署名是志愿军某部全体战士。

看完信，李志坚激动不已，思绪也回到了两年前那一沸腾的夜晚。

1950年10月底，石学铭、夏延年一行踏上北上的列车。青工骨干石学铭报名去北大荒时，甚至没和家人打个招呼。火车一路没停，于次日晚开抵黑龙江省黑河市北安城。没承想，北大荒腹地深处的边陲小城，直接给这些沈阳人来了个下马威：零下42摄氏度的最低气温，皑皑白雪覆盖的破旧不堪的废旧兵营厂房……北安满城也举目可及，主城区超过两层的楼房只有几座，普通百姓住的都是土坯草苫房。

尽管如此，沈阳五一兵工厂下辖枪厂的1631名职工以及800余名家属，仍奔赴北安。紧随而至的，是1358台套机器设备，以及3000多吨材料和工具。一时间，原本安静的小城热闹非凡。工厂里，不分昼夜地点炉生火，把冻土烤化、用泥垒砖……北安当地人对此甚感奇怪，毕竟自古就没有在寒冬腊月里抹墙、盖房子的！街上也是人喊马嘶，到处是搬运货物的工人，还操持着一腔奇特的口音。“因兵工涉密，北安人并不知道我们是来干啥的。越是不解就越好奇。”夏延年回忆，那时工人佩戴的厂徽上有和平鸽标志，于是百姓就传开了，新来的沈阳人是养鸡的，要在北安建大型养鸡场。

在工人的记忆里，那是人生中最繁忙的一个冬天。光将机器、物资从北安火车站运到厂，他们就没日没夜地干了45天。此后还要面临更为艰难的安装、调试、恢复生产工作——因拆卸时间仓促，又没有经验，再加上抢运时的疏漏，致使原有零部件的搬运顺序被打乱，工人常常为了一个零件，要到堆积如山的仓库中一个个翻，再回来一遍遍调试。但大家都不觉得累，甚至每次成功复原一台机器，都会高兴得庆祝。就这样，经过3个多月的奋战，工厂在北安落地生根，有了新的名字——庆华工具厂，从此开启了国产冲锋枪的辉煌历史。

如此大费周章，从辽宁辗转到黑龙江，皆因抗美援朝。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对东北（辽宁）工业建设寄予厚望。1950年6月，战火在朝鲜燃起，严重威胁到全国工业建设安全。面对不断迫近的战争威胁，是年9月，《东北工厂迁移问题的意见》出台，批准东北工厂迁移，在黑龙江新建一个工业基地，与辽宁工业基地形成南北呼应之势。于是，一场在近现代中国罕见的工厂群落大搬迁——“南厂北迁”，在黑土地上演。这才有了庆华工具厂开拓北大荒的一幕。

在这场工业大迁徙中，除去短期内无法迁移的钢铁、化工等工厂外，中共中央东北局决定以军工、机械、电工、纺织、橡胶、造纸、机车七大领域23家工厂作为首批迁移对象。这些工厂来自沈阳、大连、抚顺等地，近两万名职工义无反顾，拆运7000件设备，拖家带口、顶风冒雪北上“创业”。此时的黑龙江，基础设施建设比较落后，新厂址虽然占地广，但地处郊外，环境恶劣，厂房多系临时改造，并不适合工业生产需要。有顺口溜形容当时的困难：“四角炮台迎风站，七幢营房掉瓦片，抬脚过沟坎，厂外狼奔走，提着木棍来上班。”即便如此，搬迁工厂仅半年时间就相继投入生产，有力地支援了前线。

今天，我们仍能在工业语境之下感受到因“为了抗美援朝”升腾的纯粹情感和深切共鸣，但那绝不是它的边界。透过枪炮声，工人们也更深刻地理解“没有工业，便没有巩固的国防，没有人民的福利，没有国家的富强”的根本遵循，并由此激昂了改写中国产业格局的创新之举。抗美援朝期间，本着“国家需要什么，就生产什么”的初心，辽宁工业带头攻克了不少“卡脖子”技术难题，北上后还带动了黑、吉全域的创新发展。到1952年，初步形成了以钢铁和机械为中心的东北重工业基地，为第一个“五年计划”和后续数十年间，根植重工业服务中国航空航天工业发展、经济社会产业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尘封多年的感谢信，泛黄的红头信纸、苍劲有力的钢笔字，让一种共识——破解技术“卡脖子”难题的创新韧劲，跃然纸上。

“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

从群体行为到地方举动，再上升为国家意志，站在抗美援朝出国作战胜利归来70周年的时间节点，无论回眸还是展望，创新总是辽沈大地不熄的烽烟。

1987年初春的一天，一位中年男子走进了沈阳电工机械厂。这位名叫李正治的“不速之客”，是这家企业的第十四任厂长——不是传统程序任命的“官员”，也非伯乐相中的“千里马”，而是沈阳市率先在全国试行大中型企业经营者(厂长)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即企业承包经营招标的擂台上，击败81位对手的获胜者，放弃营口船舶修造厂副厂长职务，单枪匹马到沈阳承包企业的人。

国家同厂长签订了为期4年的经营责任合同，约定李正治不仅要在当年实现300万元利润，还对技术改造、基本建设、期终资产增值等内容划定了明确目标。让全厂4000多名职工感到震撼的是，这些都是李正治给自己设计的标底。“动真格”的李正治，也为企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工人不敢像过去那样对付差事。在严明的纪律、严细的操作下，产品合格率自然百分百，不仅当年生产任务饱满，还拿到了次年订货的60%订单。

承包还产生了蝴蝶效应。电工机械厂拥有庞大的“脱产层”：占全厂职工四分之一的行政人员。机构臃肿的背后，是复杂的裙带关系。多年来，从未有人敢触碰这张无形的网。李正治却主张各车间主任点名，把原来从各车间调出来的人员再“点”回去。于是，15个科室撤并，21名中层干部被“点将”免职，70名科员被派回生产车间。具有戏剧意味的是，大家不仅没有消极情绪，积极性还更高了。原保卫科干事马瑞静回到车间后，重操焊工旧业，很快就成了班组技术骨干；原六车间副主任傅家驹被点回车间后，不仅上了工程师进修大学，还在电大自学英语……就这样，年过半百的老国企焕发出新的活力。

“蝴蝶”频频振翅，皆源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释放的“扩大企业自主权”信号。作为改革开放全国闻名的窗口之一，早醒的辽宁工厂、工人先人一步，推出全国首份厂长承包经营“责任状”、全国首家破产企业“通告书”、全国最早发行“美元股票”的股份制等多种经营方式和所有制形式，也涌现了许多创新改革名人。随着产业、资源、人才再配置过程的深入，一种精神也开始有机融入，转化为一个厂、一座城、一个区域的“内功”，在横向与纵向维度中不断裂变。

2008年9月27日16时39分，中国神舟七号载人飞船航天员翟志刚顺利出舱，实施中国首次空间出舱活动。看着实时播放的画面，沈昊并不比身穿航天服的翟志刚轻松多少。只因她是翟志刚身穿的舱外航天服电源保护装置的设计者，航空工业沈阳兴华航空电器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沈阳兴华”）的高级工程师。这个只有烟盒大小的电源保护装置，不仅是开启舱外航天服工作的第一步，也是守护设备安全和航天员生命的卫士。

3年前，33岁的沈昊接到这个特殊任务。两年多的研制时间里，沈昊带领研制组成员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消化40多册标准，编制各种文件资料近200份，经过9次评审，在试验中逐步完善，出了四代产品，方交付了正式样机。

听着并不是一个多大的数字，但是从无到有、从有到精，这个过程的艰难难以用语言形容出来。经过反复改良和试验，这个小小的电源保护装置终于诞生，让中国成为除美国、俄罗斯之外，第三个能研制该类产品的国家。

成品交付后，沈昊放松下来。没想到的是，在离“神七”原定发射时间只剩下两个月时，交付的装置出了问题。研发人员刚刚放松的神经又紧绷起来，“白天在单位开会讨论整改方案，晚上开评审会，每天都忙到深夜一两点钟，第二天一早又到单位继续开会。”好在他们终于研究出一套解决方案，最后“神七”按原定时间准时升空。

在东北全面振兴的战旗下，与国家战略既血脉赓续，又具有鲜明时代特质的宝贵精神财富，在这片与工业深深关联的热土上，紧紧相拥。

在沈鼓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透平公司转子车间，工人熟练操作数控机床，加工精密零件。“每隔几台数控机床，就有一个触碰式电子屏，屏幕上清晰显示着车间工单总量、转子生产进度、关键件完成率等数据。”沈鼓集团测控技术有限公司诊断服务工程师谢宇峰介绍。激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活力，为沈鼓画出一条业绩上扬曲线，而这仅是辽宁工业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数字化研发设计工具普及率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一个侧写。

依靠技术创新，12年间，位于盘锦的辽宁中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从最初仅有一间办公室、几张旧桌子，发展成为拥有1500多项专利的高新技术企业。辽宁坚持创新驱动，通过实施梯度培育、优化服务，不仅支持了一大批犹如中蓝电子般的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壮大，还带动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聚合力。截至目前，辽宁全省已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287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达2.2万余家。

烧得通红的钢坯被送入轧机，经过精轧、层流冷却等工序，变为一个个重达20吨的钢卷。在本钢板材股份有限公司热连轧厂车间，工人干得热火朝天。过去一段时间，本钢集团曾面临经营困难，工人工资常有拖欠。2021年10月，鞍钢、本钢集团挂牌重组，重组后的新本钢集团通过体制机制改革，下属公司压减超过三分之一，机构设置更精简。而这仅是新时期辽宁深化国企改革的一个缩影。近年来，辽宁持续深化劳动、人事、分配三项制度改革，为经济运行添新活力。仅2023年一季度，辽宁主要经济指标增长势头强劲，地区生产总值增速就已超过全国平均水平。

“我们是赶上好时候了，能做这么高精尖的项目。”如今回想起来，沈昊仍难掩激动，除了为祖国越发强大而感动，还为一张张锐意进取、敢为人先的辽宁面孔而振奋。

的确，“是要有一点儿精神的”。一个人、一座城，甚至一个国家，皆是如此。正如隆隆作响的车间厂房里,语重心长地那句叮嘱——“惟创新者进，惟创新者强，惟创新者胜。”黑土地上开新局，离不开的是创新与发展。无论是工业化战略的布局谋篇，还是拉纤路上的滴滴热汗，抑或是中国式现代化开启的新征程，一次次峰回路转，一次次光芒再现。那些被时代称为“风浪”和“成绩”的东西，或许会在历史中归于沉寂。但它衍化升腾的奕奕精神，始终在一代又一代人的生命里，呼啸回响。

“义东”旗帜，一次次被高高举起

文|王雷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催生出了“义东精神”。这种精神引领、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劳动者，前赴后继、舍身忘我，成就了无数工业壮举。今天，在东北（辽宁）的企业中，这种精神代表着领先的技能和创新的优势，也是新一代职工、企业和区域发展的生命力所在。

两个“七天七夜”

夜幕降临，丹东鸭绿江畔，灯火辉煌。

璀璨的灯光将鸭绿江映射得五彩斑斓。微风荡起，吹拂在人们的脸上，神清气爽。眺望全城，沿江而去，皆被灯光点亮，那一望无际的闪烁是现代城市独有的美丽，美好的生活如这夜色，光彩夺目。

谁又能想到，同样的地方，时间拨回到73年前，这江面却是另一番景象。

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渡过鸭绿江入朝参战，抗美援朝战争由此拉开序幕。

战争打响，一切我方设施皆成为敌方破坏对象，尤其是供电线路，首当其冲。

当时，安东市（今丹东市）主要依靠由朝鲜新义州送往安东六道沟变电所的“新六线”供电。这条电力输入通道是辽东省委和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等单位的唯一电源，一旦供电线路受到破坏，后果不堪设想。

1950年11月8日9时，“新六线”被炸断，安东市军民生产生活用电全部中断。

危急时刻，丹东电力工人苏发成主动请缨，带领全班承担最为艰险的江桥线路的抢修任务。桥下是冰冷刺骨的江水，桥上轰炸后的大火仍在燃烧，天上是不时飞过的敌方战机。

与亟待恢复的供电线路相比，苏发成等人来不及思考危险，毅然背着50多公斤的器材和电线，爬上距离江面50米高的作业区。此时寒风呼啸，枪声过耳，忽然一颗炸弹在江面爆炸，激起几十米高的水柱……每个人如入无人境，眼中只有等待连接的一段段电线。

连续高空作业10小时，苏发成等人终于完成桥上线路的抢修任务。来不及喘息，众人又迅速赶往新义州一侧支援抢修二号铁塔。刚登塔不久，敌机又一次折回。工友们在塔下高呼，让苏发成下塔。苏发成回喊：“差3米就接上了，现在不能下去，你们赶紧隐蔽。”在两位工友的配合掩护下，苏发成冒死将电缆线连到2号塔上。

供电线路终于通了，可不到两个小时，塔上电线又被炸毁。

敌方炸，我方修，每当空袭警报解除，苏发成和工友们就冲出防空壕一次次维修，坚持了七天七夜。

考虑到“新六线”成了敌军重点轰炸对象，辽东省委、安东市委和东北电业管理局果断决定，架设一条新的66千伏输电线路“义东线”，以保障安东市非常时期的用电。

重任再一次压到苏发成等电业工人肩上。苏发成接到的任务是九连城一段线路的架设任务，需要在7天时间架设18公里的输电线路。时节已是冬季，地面有炮弹打击，空中有飞机轰炸，苏发成等人要克服冬季不具备施工条件的工程阻碍，冒着炮火硝烟的生命危险，日夜施工。这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在苏发成等人眼中，没有什么是不可能。

这是一场超越自身极限的战斗：遇到雨雪天，脚踏泥泞夹杂冰碴儿的山路，埋杆、架线、运材料。摔伤了爬起来，一瘸一拐也不下火线；杆上作业，寒风刺骨，手脚冻麻木了，就到地上跑两圈，接着再登下一个杆；每天工作十七八个小时，眼睛熬肿了，不问寒凉一头睡在地上。

1950年11月22日，“义东线”架设完毕并正式送电，施工完成时间提前20小时，送电时间提前1小时10分钟，又是一个“七天七夜”。可以说，“义东线”绝不仅仅是战争年代一条保证前线供电的输电线，更是电力工人“向死而生”的精神迸发。

之后的日子里，苏发成等电业工人两个“七天七夜”抢修、抢架设“新六线”“义东线”的奋斗精神，并未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而停止，还被代代传承发扬光大，并形成了“不怕牺牲、攻坚克难、忠于职守、甘于奉献”的“义东精神”，成为电力人不断前进的精神源泉。

“义东”的里子

1956年，苏发成作为“义东精神”的代表人物被评为全国先进生产工作者，在北京参加了全国群英代表大会，得到毛泽东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由此，抗美援朝期间两个“七天七夜”抢修、架设电力线路的事迹广为流传，“义东精神”被称为“中国电业工人奉献精神的源流”。

弘扬“义东精神”最好的方式是传承。传承“义东精神”最为主流的方式是树立一个个榜样，来感召后人。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全面建设的新时期，“义东精神”的旗帜被一次次高高举起，如同明灯，给予方向，照亮前路。

东港獐岛，祖国万里海疆东端第一岛，隶属丹东东港市。在只有一平方公里左右的小岛上，有10台变压器、36基高压电线杆、10公里长的架空线路，以及一条5.1公里海底电缆。这些设施的管理维护只有一个人。他叫杨栋，是獐岛村唯一的电工。

守护獐岛村的供电线路，杨栋一干就是30多年。时光来到1987年，16岁的杨栋听闻“户户通电”农网工程修到了獐岛，他第一个报名跟着施工队的师傅敷设电缆，架起变压器，点亮渔家的灯。每当夕阳西下，霞光将海水映成一片火红，杨栋便吹着海风，枕着礁石，同师傅工友一道畅谈时光。

大家伙儿聊得最多的就是“义东精神”。每当杨栋听师傅讲起抗美援朝时丹东电力人的英雄事迹，那阵阵涛声，让他仿佛穿越到炮火纷飞的年代，和苏发成一样，高高地攀在电线杆上。

当工程完工之后，杨栋第一个站出来申请，留在獐岛村，做这里唯一的电工。外人常不解，杨栋却说，抗美援朝时期，前辈们死都不怕，建设时期，我能怕吃苦？是啊，一路传承的“义东精神”，是最好的解释。

打那以后，大到海底电缆巡护、变压器维护、供电线路检修，小到各家各户电器维修、电费收缴，都成为他的工作日常。这份工作技术含量高，作业条件艰苦，但更多时候是琐碎和单调。十几岁的年轻人一待就是30多年，从少年变成了大叔。如今的獐岛，已成为国家AAA级景区，每逢节假日，游客如潮。岛上灯火璀璨之时，杨栋常常会爬到山头去俯瞰夜色，在他看来，这是獐岛最迷人的笑容。

“义东精神”的引领之下，在中国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的大路上，在辽宁走向“数字辽宁智造强省”的目标时，更多的电业工人以刻苦钻研、攻坚克难来诠释“义东精神”，一个个电力专利、一个个技术攻关，让我国的电力技术站在了世界最前沿。

在丹东，陈润晶是其中的代表。

丹东鸭绿江畔，辽宁东方测控集团有限公司，陈润晶再一次来到这里。与以往的技术交流不同，这次是要给这里的青年职工上一堂生动的宣讲课。作为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辽宁工匠，国网丹东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工区电气试验一班班长的陈润晶，开篇语并未直接讲技术，而是同大家讲起了“义东精神”。

在陈润晶看来，新时代的“义东精神”是，作为一名电力工人，执着坚守的同时，要更加勇于创新，向高精尖技术发起冲锋。看着台下颔首赞许的青年职工，陈润晶仿佛看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年少的陈润晶入行时，同样是在“义东精神”的感召下，从一名普通的电工成长为电力行业的工匠人才。陈润晶酷爱创新，他是国网丹东供电公司“检修试验创新工作室”“劳模创新工作室”和“陈润晶工作室”三个工作室的带头人，同时，他还手握省级及以上创新成果102项，国家专利授权60多项，专利成果转化率达75%。

“要把‘义东精神’传下去。”在丹东，还有很多如杨栋、陈润晶这样的电力人，如“党的好女儿”周琴、“中国好人”曹祖刚，他们都是“义东精神”的传承者，形成矩阵，辐射众人，生生不息。

全国劳动模范陈润晶做劳模宣讲传承“义东精神”。

就在身边

代表“义东精神”的不是一个人，传承“义东精神”的是一群人。

“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在国网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丹东供电公司，一路走来的“义东精神”在创新中不断延伸扩面，并赋予每名职工。而传承“义东精神”的方式也不再局限于榜样的树立，更多的是培育传承“义东精神”的土壤和搭建传承“义东精神”的平台。

日行渐进之中，新时期里，“义东精神”在丹东电力人的传承实际当中，被赋予了六大党建载体，分别为“义东”共产党员突击队、“周琴”共产党员示范岗、“绿江之舟”共产党员服务队、“陈润晶”式电网工匠、“曹祖刚”式为民情怀、“义东梅园”文化传播矩阵。

在丹东供电公司，“义东精神”的标签无处不在。最火红的旗帜莫过“义东”共产党员突击队。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丹东全城静默时，“义东”共产党员突击队始终活跃在保供电第一线。辽宁省核酸检测机动队7台核酸检测车需要接电，“义东”共产党员突击队连夜敷设低压电缆150米、安装电缆分接箱两台。随后又接到新增移动方舱试验室供电的紧急通知，突击队队员披星戴月，短时间内完成接电任务。

2021年夏，凤城赛马镇遭受强降雨袭击，“义东”共产党员突击队火速集结458人抢修受损线路，连续奋战21小时，当天夜里恢复居民供电。还未来得及休息，队员们又接到任务，星夜驰援千里之外的河南洪灾区，全力做好抢修保供电支援工作。队员们归辽之后，仍不断收到当地群众发来的感谢信和送来的锦旗。

在丹东供电公司，这样的“义东”共产党员突击队共有39支。乡村振兴之中，他们战暴雪、保春耕、抢进度，比国家要求时间提前两个月高质量完成“抵边村寨”配网工程建设。由“义东”共产党员突击队发展而来的“绿江之舟”共产党员服务队，瞄准脱贫攻坚，连续5年对丹东市宽甸县双山子镇四平村进行定点帮扶，该村建档立卡户全部脱贫。再有“义东精神”延伸而来的“周琴”共产党员示范岗，活跃在一个个营销服务窗口，持续优化营商供用电环境，积极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

“‘义东精神’离我们并不远，就在我们身边。”这是每一位丹东电力人的心声。“义东精神”逐渐形成了电力人的行动自觉，进而上升为一个企业、一个行业的文化符号。究其背后，既有代代相传的血脉基因，更有后人不断开拓发扬的土壤。

丹东供电公司公司本部和6家县区供电分公司创建了七个“义东精神”文化长廊，每位职工的工作日常均能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汲取思想养分。职工书屋以“义东梅园”读书社命名，往来的职工均浸染到“义东精神”的书香。2020年，公司开展的“义东精神”主题文化交流活动，场场得到职工追捧，一连举办20期。以传承“义东精神”、反映“抵边村寨”工程建设为主题的微电影《坑儿》，则成为职工朋友圈里竞相转发点赞的“爆款”……种种文化载体综合，进而形成了“义东梅园”文化传播矩阵。

丹东鸭绿江畔，英华山上，丹东市抗美援朝纪念馆坐落于此。2020年9月19日，新馆经改扩建后正式对外开放。在9.12平方米的“英雄城市、英雄人民”板块，“义东精神”内容资料占一平方米。全馆一共1600多件文物，其中丹东公司提供的电力抢修工具、奖状、纪念章等国家二、三级文物有11件。这些历史印记时时刻刻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讲述着“义东精神”所代表的电业故事、中国故事。

鸭绿江水长流，“义东精神”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