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史料:华北之殇·1928-1937

第三十六章 《何梅协定》 一、白坚武鼓吹华北自治，自治军占领丰台车站 国民政府一让再让，没有换来暂时的和平与安宁；日本反而是步步紧逼，乘察哈尔得手之机，又鼓动汉奸四处暴动，以此渲染虚假民意向北平军事委员会分会施压，乘华北防务空虚，浑水摸鱼，达到一举控制平津的目的。他们制造了白坚武暴动。 白坚武（1886—1937），字馨远，直隶交河县（今泊头市）人。自幼随祖父读书，曾以小三元进学，学习优异。1910 年，考入天津法政学堂，与李大钊一起被称为“法政二杰”。后结识民党名人孙洪伊，加入同盟会，鼓吹君主立宪。 进入民国，曾被广西护法总裁之一陆荣廷、江苏督军李纯聘为顾问。后投入吴佩孚麾下，任政务处处长，号称吴的智囊人物，风云一时。 1924 年曹锟竞选总统，白坚武奔走于京、保、洛直系三派之间，疏通斡旋，拥戴曹、吴为首，获一等文虎勋章奖励。第二次直奉战争，曹、吴失败，白坚武隐居天津。后吴佩孚在武汉沙家墩自任为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白坚武再度出任其政务处处长。吴佩孚再度败逃，白坚武辗转去了日本。 回津后出资在河东创办货栈经商。不久结识了天津日本驻屯军少佐参谋、后调参谋本部第二课的三野友吉。1931 年 1 月，白坚武曾协助李际春、张璧等在天津发动的便衣队暴乱。 白曾扬言说：“中国新旧军人中，得民心者是旧军人（指北洋系旧军人），新军人（指国民党军系）不得民心。”还纠合同党组成“正谊社”（专拉拢文人）及“兴北会”（专拉拢武人），声称“招揽北方军人，振兴北方军威（暗指拥护吴佩孚重整旗鼓）”，号召“北方军人联合起来，反抗南方人的统治，在华北搞出一个新局面来。”白坚武这样的情绪实际上是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的产物，类似于清朝遗臣的情绪，总有些“怀旧”，如果仅仅是怀旧，也就罢了，组织个诗社什么的，写几句酸不溜秋的诗词，发些“一江春水向东流”的感慨，找个茶馆寄“乡愁”，也没人干预你。但是，这种怀旧情绪加上一个不死之心的话，就难免干出些出格的事。白坚武就属于后一种。 在日本特务土肥原的唆使下，白坚武屡次劝说于学忠“独立”，成立“华北国”，还阴谋分化东北军部队，企图暗杀于学忠。后来白坚武移居日租界，将其“正谊社”也迁往办公。他招兵买马，上街游行，要求“华北自治”，为日本帝国主义侵吞华北制造舆论。 1935 年 5 月，在日本特务土肥原策动下，白坚武在天津与石友三组织“华北正义自治军”，白任总司令，日本浪人栖琦一良也参与其中。密谋策划暴乱，攻打北平，夺取政权，脱离南京政府，拥护吴佩孚出山，成立“华北国”。 白坚武首先派曹华扬、刘佩臣两支土匪队伍，约几百人，化装进入北平，潜伏于东交民巷日本兵营作为内应，委任前直鲁联军的师长李瑞清，串通石友三原旧部段承泽（当时任铁甲车第六队队长，驻防丰台），授予段“华北正义自治军”第二路总指挥。 6 月 27 日，有 100 多名日本浪人及便衣土匪从天津东站出发，抵丰台与段承泽会合。第二天，突然占领丰台车站，把持电报电话，声称在组织“正义自治军”，推白坚武为总司令。随后胁迫装甲车向北平进抵，至永定门外被城防部队所阻，遂向北平城内发炮。因商震事先得悉扰乱的情报，早有防范，很快把这次叛乱消灭掉了。 二、平叛乱宋哲元密谋用兵，强防务二十九军进占平津 1935 年，北平、天津的天空是阴霾的。何应钦亦躲往南方，北平市长袁良逃离北平，天津市长程克亦不安于位，如坐针毡。只有商震的三十军和万福麟的五十三军，不足以稳定华北局势。这就是当时的局面。这种局面，南京政府视而不见，他们在忙什么，在忙于围剿中共的红军，百万大军追缴红军，红军只好实施战略转移，走了两万五千里，从在江西时候的八九万人，走到陕北的时候，只剩下两三万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南京政府还是没有成功，他们是既攘不了外，也安不了内。“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根本就是错误的，这是个自欺欺人的政策，是一个建立在日本侵略者自动改邪归正放弃侵略的条件下的政策，要想日本侵略者自动改邪归正放弃侵略，那不是痴心妄想吗！ 这种局面被宋哲元看到了，在天津避居的宋哲元，通过研究分析认为，千载难逢的机遇出现了。他与同在天津隐居的鹿钟麟、石敬亭密谋。宋对鹿说：“平津空气紧张万分，日寇咄咄逼人，华北危在旦夕，我已无法应付，所以请你来研究对策。”鹿沉思片刻说：“我看赶快开进两个师维持地方，或可稍为安定平津人心”。宋说：“我随便开拔军队，蒋不多心吗？”鹿说：“你可先向蒋请示，说明平津紧急情况，只说开来一两个团维持地方，以多报少，免蒋怀疑，有何不可呢？”随后他们就策划了一个方案。 于是当白坚武策划的暴乱实施的时候，宋哲元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作出兵抵北平的决定。与此同时，萧振瀛以北平军分会委员身份出面找到北平军分会办公厅主任鲍文樾疏通，鲍也感到北平无兵，维持治安束手无策，遂获得批准。 1935 年 6 月 28 日，宋哲元以“北平防务空虚，治安可虑”为由，立刻命令二十九军冯治安的三十七师紧急行军开进北平，驻扎在西苑。虽然暴乱很快被守城的部队镇压下去，但宋哲元以弹压暴乱为借口，将北平作为新的根据地已是不争的事实。事后，萧振瀛致电向蒋介石申诉说：“日寇内侵，因见二十九军拼死抵抗，有所顾忌，才肯停战。如将军队撤走，华北岂不断送？” 面对华北的危局和宋哲元的“先斩后奏”，蒋介石也没有更好的办法。 三、东北军中央军退出华北，免主席免市长再签协议 面对不断挑衅，国民党政府再次屈服，7 月 8 日，军分会向高桥坦送交一份由何应钦签署的“致梅津函”，由此形成了何应钦、梅津美治郎之间的协议，即习惯上所谓的《何梅协定》。内容如下： （1）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1935 年 6 月 9 日）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 （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 （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 （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 （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 （八）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九）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 （一）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 （二）任命盛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或为不良之人物。 （三）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之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何应钦阁下：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昭和十年六月九日 （2）何应钦复函（1935 年 7 月 6 日） 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择期其遂行，特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 何应钦 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应当指出：不论《塘沽协定》，还是《秦土协定》、《何梅协定》，它们都不过是为处理纠纷而设定的临时措施，从国际法角度讲都属于停战协定性质，一旦引起纠纷的“事件”平息，这些临时措施就应该取消。换句话说，日本利用《塘沽协定》、《秦土协定》、《何梅协定》所攫取的权益不能视作平时国际法下的条约权益，一旦中日关系趋于正常，这些权益就必须取消，除非两国签订正式条约加以追认。 根据协定，于学忠等抗战将领被撤换，中央军、东北军退出河北。而宋哲元用兵北平，一方面填补了中央军、东北军撤走的军事防务真空；另一方面平津及河北部分地区成为二十九军新的势力范围，为在特殊情况下的崛起准备了条件。二十九军初抵北平，打破了《塘沽协定》所形成的政治格局，引起日本方面和国民政府的惊慌失措。但是双方各自从自身利益出发，经过权衡都采取了克制和容忍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