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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流云在:英若诚与英家四代

2009-09-15余锎

博客天下 2009年21期
关键词:英达人艺文化部

文/余锎

水流云在:英若诚与英家四代

离去五年后,英若诚现在经常被称为“英达的父亲”,但是在自传最开头英达所作的序中,英达却说自己曾感觉“生活在他老人家的阴影下。”

英达在英若诚追思会上。(右小图)1991年,英若诚与儿子英达、孙子英巴图在北京家中。

颐和园西北10公里,英若诚家昔日的温泉山庄里,有一块巨石刻着其祖父英敛之四个大字—“水流云在”,下面注着:“英敛之携小儿千里游此,偶取杜句寄意,时宣统退位之次年正月也。”近一百年后,英若诚的自传正是以杜甫诗中的这4字为名。

从监狱写起的自传

离去5年后,英若诚现在经常被称为“英达的父亲”,但是在自传最开头英达所作的序中,英达却说自己曾感觉“生活在他老人家的阴影下。”

英若诚一生近于传奇。他蹲过3年大牢,做过3年的文化部副部长。他是北京人艺黄金时代的台柱之一,也是翻译阿瑟·米勒等人戏剧作品的翻译家。他在人艺的第一个角色是《龙须沟》的刘掌柜;在晚年,他主演了关于布鲁克林小市民的《推销员之死》。他演过贝托鲁奇《末代皇帝》中的监狱所长,《小活佛》中的老活佛。而在他儿子英达导演的情景戏剧《我爱我家》中,他还演绎了现代家庭的琐碎与幽默的浮生。

在他生命的最后3年里,研究中国戏剧史的杜克大学教授康开丽用了3年时间与重病在床的他进行交谈,由他口述人生经历。康开丽整理了41盘带子,谈话的时间长达一百多个小时。最终,康开丽用了7年的时间完成了这本两人合著的自传。

这本原文为英文的自传由南京的张放女士译成中文,近日由中信出版社在国内出版。“想来父亲若天上有知,一生译著等身的他看到自己的最后作品竟要由别人来翻译,一定是件十分有趣的事。”英达说。

“我对那种从头写到尾的自传有点看烦了,所以决定我的专辑从我人生的中段开始。我一生中最离奇的是1968年被捕蹲了3年大狱。”英若诚从这里开始回忆。

“小时候我老觉得父亲口中的监狱是个很好玩的地方,我觉得他就是在监狱里玩了4年。”英若诚这样描述自己对父亲英千里被日本人关监狱的认识。

从囚犯到副部长

在狱中,英若诚“对秘制手工艺品上了瘾”,开始用一切可用的资源制作日常所需的勺子、毛笔和墨水,并用密密麻麻的字记录豆瓣酱、烧羊肉、黄油、奶酪等各种食物的制作方法。他对着毛主席照片画像,临摹毛主席的书法,抄写诗词,就连其中毛主席原作中写错圈掉的地方他也临摹进去。这些笔记成了英家的传家宝,也成为研究文革的独特史料,英达最后决定将这些笔记捐给美国的图书馆。

“与其让它成为一家人的回忆,最多是个好玩,给儿孙辈做做教育,还不如让它成为人类共同的遗产。这样的东西对于全人类都是有意义的。”英达告诉记者。

英达承认父亲在对文革的讲述和回忆里有很多地方“为曾经维护的信仰,说假话”,很多残酷的经历都已略去不言。

“比如父亲挨打,他说没怎么挨打过,但其实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包括上颈铐、背铐,这些上刑一下就上一个月,吃饭、上厕所都成了大问题;还有牢头、打手这样的事情,他都从来不承认,我都是从他的狱友那听说的。”

在自传的最后,康开丽撰写的后记记录了英若诚重病时的一个梦:他梦回故宫午门,在那里有个手拿话筒的人,召集他们这群“显要的满人”开会,要求他们参与一场保卫祖国、抗击俄国人入侵的战争。康开丽对此的阐释“象征着英若诚一生经历的政治事件”。心理学专业出身的英达并不赞同,他认为父亲当时脑子已经不清醒,这个梦没有太大的价值。

英若诚从来就是个与政治不太相关的人物,却一辈子都有政治纠葛和起落。从狱中出来之后,英若诚经历了一年的下放,最后回到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

“只要江青压着,中国的戏剧就完全没有希望。她成了中国大陆的超级总导演。”英若诚因此决定,离开人艺。

随后的一年里,英若诚成了一名记者,直到“四人帮”倒台,他又再次回到人艺。1986年,英若诚接到任命,成为了文化部副部长,同时就任文化部部长的是作家王蒙。而在此之前,英若诚的身份只相当于股级干部。

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后,他尽其所能地反对政治主导戏剧的思想,此时他最想翻译和导演的是萧伯纳的《芭芭拉少校》。剧中的父亲发现儿子什么也干不成,就对儿子说:“搞政治也许是你的唯一出路。”英若诚说过这样一句话:“萧伯纳最确切地表达了我的感受。”从文化部副部长的位置退下来以后,他马上大胆地选排了这场戏。

传奇般的英氏家族

英氏家族际遇奇特,英若诚的祖父英敛之幼年贫寒,娶了满洲破落贵族家的小姐后放弃了老姓赫舍里,改姓“英”,随后皈依天主教。在清朝末年,英敛之成了记者,参加了维新组织,抵制科举,并创立了《大公报》和辅仁大学。

英敛之之子英千里,从欧洲留学归来后,就承袭了父亲在辅仁大学的教育事业。抗日战争中两次被日本人抓进了监狱,日本人投降,英千里成了教育系统的抗日英雄。

1949年英千里去了台湾,此时的英若诚刚好在清华大学读大二,从此父子再没见面。1993年,在英千里去世20年之后,英若诚才最终在父亲的墓碑前与其“相见”。

第四代是英达、英壮兄弟,都在从事文化业。“我记得父亲跟我说过,成功是很难的,就像一堵光溜溜的墙,谁也爬不上去。但是如果这边有一堵墙,那边也有一堵,扶着不同的墙,你就能很容易地爬上去。”英达说,“我们家族有一个走向成功的共同点,就是学习,学英语,学语言。”英达同样深受父亲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不如说是一种家族的链条,我们每个人都像是这个链条上的一环。”英达的代表作《我爱我家》“就是一个舶来品,同样是从对外的语言、文化学习中出现的”。

另一个家族传统是幽默和豁达。如今,当英达回忆起父亲入狱,自己无人照顾,最后流落街头的几年经历时,他仍然带着英家的幽默:“当时敢于长期收留我的人很少。因为我都惨到这种地步了,还并不可怜巴巴,而且不停作恶,别人看到我就头疼,塞给我一馒头就得了。父亲年轻的时候,3次被开除,他也是个相当顽劣的人,这可以说是我们英家的传统。”

濮存昕这样回忆英若诚,“他有知识分子的真诚,也有他自己的冷静。英若诚从来没有被扭曲,无论何时,他都能让自己保持这种冷静。”“我能回忆起来印象最深的,是在他重病的1997年,他参加了‘千古绝唱,名家名篇’的诗朗诵节目,当时他全身不停颤抖,但是一句‘长亭外,古道边’20秒的静止,你能感觉到一个艺术家的那种气场。他眼睛看到的是终点线,就像是站得很高,回头一望。”

在英若诚诞辰80周年之际,汉学家、史学家史景迁评论道:“英若诚是满族人、天主教徒、演员、翻译、政治犯、文化部副部长。同时他又很机智、敏感、有分寸。这本自传让我们从一个全新的角度来看20世纪的中国。”

英若诚当年则这样总结:“回想我的一生,我觉得所有的一切都不是偶然,我也并不希望历史是另外一个样子。我希望自己是这个时代的人,代表了我这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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