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章荣

上世纪20到40年代，张恨水这个名字可谓家喻户晓，他的章回体小说在报纸、杂志上连载，影响之大，从学富五车之士到目不识丁之人，无不对其作品津津乐道。哪家报纸连载他的小说，就意味着那家报纸将要赚得盆满钵满了。改革开放后，随着张恨水的多部作品改编成影视作品，民间还掀起过小小的“张恨水热”。

张恨水的作品爱憎分明、通俗易懂，有中国传统文学中侠客勇士、才子佳人、邪不压正、皆大欢喜的元素，也有正义得不到伸张、棒打鸳鸯的疼痛，他的作品数量超过三千万字（其中小说近百部）——可谈得上前无古人，后少来者。在他身上，传统与现代自然地融合于一体，在现当代中国作家中相当少见。

【京华岁月】

张恨水原名张心远，1895年5月出生在江西景德镇。张祖籍安徽潜山县岭头乡黄岭村，祖父张兆甲曾在曾国藩麾下服役，后被升为广信府协镇都督，这个职位，相当于今天的旅长。过去的香港功夫片里，常有“筷子夹苍蝇”的特写镜头，他祖父就会这种绝技。其父张联钰也是习武之人，受家庭环境熏陶，张恨水从小就对侠义充满向往，熟读《三国演义》《残唐演义》等书，并从中学会了许多闪转腾挪的手法。13岁那年，父母回老家有事，留下张恨水兄妹托亲戚照料，张恨水模仿古代话本写了一篇武侠小说，还亲手绘了插图，这是他有稽可考的第一次文学创作。

1912年，江西省准备派一批学生去海外留学。只读过兩年私塾的父亲，迫切希望长子能为家族扬眉吐气——张恨水15岁那年就曾靠虚报两岁进入甲种农业学校（当时南昌仅有的两所洋学堂之一），期待以此为跳板接受更好的教育。听到此消息，张恨水兴奋极了，马上开始筹备留学事宜。但不幸的是，那年秋天张联钰患重病去世，家里的唯一经济来源中断，大家庭陷入了困境。张恨水不得不中断学业，跟随母亲与五个弟妹回安徽潜山老家。那时，张恨水一家靠几亩薄田生活，日子十分艰难。

张恨水渴望走出小山村，到外面的世界施展才干。1913年春，他离开故乡，来到了大都市上海。“二次革命”失败后，一次偶然的机会，友人将张恨水的小说《未婚妻》推荐给无锡一家报纸，很快便在报上发表，因了这次举荐，张被芜湖《皖江报》聘为副刊编辑，从此走上新闻从业之路。为了提高副刊质量，张恨水开始撰写言情小说在上面发表。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南国相思谱》在《皖江报》连载，获得强烈反响。张恨水一鼓作气，写出了多篇小说、散文、杂文、评论，在《皖江报》及上海《民国日报》等报纸发表、连载。张恨水带有浓郁言情色彩的小说，不仅获得了读者的认可，而且引起了文坛关注，并被纳入当时名噪一时的“鸳鸯蝴蝶派”作家行列，最终成为这个流派的代表作家，成就卓著。然而，张恨水本人一直不承认自己是“鸳鸯蝴蝶派”，1944年，他在50岁生日茶会时作的《总答谢》中说：我曾受民初蝴蝶鸳鸯派的影响……二十年来，对我开玩笑的人，总以鸳鸯蝴蝶派或礼拜六派的帽子给我戴上，我真是受之有愧。”

张恨水在文坛有了点小名气，已不满足在芜湖这个地方小打小闹了，他决定到中国政治、文化中心北京去，一试身手。张恨水最初的计划是去北京大学读书，他有几个朋友都在北大通过旁听最终成为正式学子，他也想如此。

张恨水在北京人生地不熟，唯一的朋友是时任芜湖《皖江报》和《工商日报》驻北京特派记者的安徽老乡王夫三。他建议张恨水还是首先要解决生存问题，否则读书也好，发展也好，都只是无米之炊。张恨水听从了建议，并在王的介绍下，进入了上海《时事新报》驻北京办事处当记者，谋得一月十块大洋的差事。不久，朋友方竟舟又介绍他到天津《益世报》驻京办做著名报人成舍我先生的助理编辑——其实就是负责校对，工作时间是晚上十点到凌晨六点，月薪30元。这样，张恨水便有了两份工作，收入在当时的京城已十分可观，基本上可以衣食无忧了。但他白天为《时事新报》工作，晚上为《益世报》值夜班，几乎没有自由支配的时间，考大学的事也就无从谈起了。

张恨水进入报界，多亏了方竟舟的引见与成舍我的提携，对这两人的恩情，他一生都不曾忘记，也多次在文章中提起。来北京的最初五年，张恨水除了做记者、当编辑，谋生养家之外，几乎没有写过文学作品，偶有闲暇就填填词，看看戏，或去补习班补习英语。

1924年春，成舍我在北京筹办《世界晚报》，邀请张恨水担任副刊主编。4月16日，世界日报》创刊号出版，张恨水应成舍我之邀创作的长篇章回小说《春明外史》开始在该报副刊连载。张恨水的儿子张伍曾回忆：当时他带女友去见父亲，她与“未来公公”聊起《啼笑因缘》，张恨水却对她说：“你看过《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吗？《啼笑因缘》并没有什么好看的，如果有兴趣，请你去看这两部书。”

这部小说连载的时间长达五年，描写了1921年到1929年间北京各个阶层、形形色色的社会生活。许多读者一拿到晚报，便要先看这篇小说。报馆门口的读者无论风雨寒暑，天天都来排队，竟造成了北京南城的一道风景，不少读者是为了看《春明外史》才订报纸的。很多人对号入座，认为杨杏园就是张恨水本人，而故事中登场的许多角色也都能在现实社会找到原型，甚至有人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用它来推测政局内幕。张恨水成了北京文艺界的一颗明星，报纸杂志纷纷向他约稿，文艺界大佬也向他伸出橄榄枝。

从1924年至1932年，张恨水在北京、天津、上海、沈阳等地报刊连载《金粉世家》《天上人间》等长篇小说，另有散文、杂文及评论等近千万言，其中大多数作品都发表在他所供职的《世界日报》，无分文稿酬。张恨水并非专业作家，他的工作是报馆编辑，文学创作只是业余爱好，其敬业精神和辛苦程度可想而知。全家14口人的生活所需，仅靠张恨水一人的工资收入维持，闷时，他也只是打一两酒，买包花生米，借酒解闷而已。

生了一场大病之后，张恨水第一次向报社提出了辞职。成舍我当然舍不得张恨水离开，说了许多挽留的话，张恨水碍于情面，只好收回辞呈。没过多久，大约在1928年6月，成舍我由南京回到北京，发生了“欠薪”风波，张恨水再次提出辞职，成舍我仍不肯放他走。无奈中，张恨水勉强留了下来。过了不久，他再次病倒。病稍愈，他马上提笔工作，并在“小月旦”中针对“停了药罐就提起笔杆”的生活，发了一通感慨。

1929年，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到北平参观，北平新闻界于中山公园来今雨轩举行欢迎会，张恨水应邀参加。席上，张恨水认识了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的主编严独鹤，受邀写一部连载小说。当时上海有一个写作圈子，外地作家无法打入圈内，且《新闻报》又是全国最大的报纸，张恨水自然要认真对待。他想起前几年的“高翠兰被抢案”（鼓书女艺人高翠兰在北京四平海升园献艺，很受欢迎，后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去），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题材，就把它作为小说的主干。

《啼笑姻缘》刊出不久即被改编成电影、京剧、粤剧、歌剧、连环画、小调歌曲等，张的另一部长篇小说《金粉世家》连载，亦获得了巨大成功。全国各地的读者日夜牵挂着凤喜（《啼笑姻缘》）、冷清秋（《金粉世家》）的命运，写信、打电话、发电报给张恨水，希望张恨水“笔下留情”;也有人送钱送物，对张恨水表达感激，甚至有一些怀春少女向张恨水表达爱意，此时的他可谓红遍大江南北。

在张恨水的所有作品中，《啼笑姻缘》是被改编次数最多的，仅仅电视剧就被改编达12次之多，民国时，曾有不少文化商人因改编和出版《啼笑姻缘》而发财，但因这部作品引来的纠纷亦不计其数。1932年6月，由南京明星公司拍摄的有声电影《啼笑姻缘》第一集准备在南京大戏院上映，上演前戏院便座无虚席。与明星影片公司素有积怨的上海大華电影社经理顾无为因没取得该作品的拍摄权，便勾结黄金荣，从法院弄来一个“停演令”，带着法警到场，要南京大戏院立即停演。明星公司只得请律师向法院交了三万元，方才撤销了“假处分”，使影片得以放映。黄金荣不甘心，从后台走到前台，扬言《啼笑姻缘》是他要拍摄的片子，并让顾无为到司法部活动。明星公司只得请当时与黄金荣地位相当的杜月笙出面调停，并请章士钊做法律顾问。最后，明星公司拿出十万元巨款给黄金荣，才算了事——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啼笑官司”——可见《啼笑姻缘》的受欢迎程度以及这部作品带来的无限商机。

辛勤劳动终于换来了渴望的生活。从1927年开始，张恨水告别了贫穷窘迫，家人团聚了，房子变大了，又遇到他这辈子的最爱周南并与之结婚。1932年2月，张恨水辞去了《世界日报》和《世界晚报》副刊主编职务，辞职前他发表《告别朋友们》一文，表示今后将进行专业写作。

【西域之行】

离开了报馆的张恨水，决定放松放松。可要接待越来越多的慕名拜访者，应付接二连三的约稿，还有媒体的追踪，让张恨水在风光无限的同时，又陷入了疲惫不堪的状态。1930年11月，上海出版界邀请张恨水来上海一聚，他想也没想便答应了。

张恨水受到了上海出版界的热烈欢迎。他结识了世界书局总经理沈知方，沈请求出版张的《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并开出8000元的天价稿酬（其中《春明外史》4000元稿费一次付清，《金粉世家》4000元稿费四次付清）。此外，世界书局还向张恨水约了四部书稿，每部稿酬1600元，限一年内交稿。这样张恨水一年内便可以从世界书局拿到6400元的稿费，张伍在《忆父亲张恨水先生》中这样写道：“（父亲）平均月收入在500银元以上，跟当时胡适教授的经济状况达到同一水平。”

上世纪60年代，张恨水在家中

从上海回北京后，张恨水买下了位于西长安街大栅栏12号的一处大宅院，这所房子有大大小小七个院子，母亲、三个妻子、弟弟等各有自己单独的院子，张恨水也有自己的书房和工作室。大宅院里，种着枣树、槐树、樱桃、椿树、无花果、梧桐、杨柳、毛竹和丁香等各种花草，庭院花木扶疏，一片绿荫。张恨水在文章中不无得意地说，朋友到家里来，常常会迷了方向。在这样的环境下写作和生活，不能不让张恨水心宽体胖、怡然自得。

但长期待在大城市，让张恨水觉得生活积累越来越少，对中国现实的了解更是九牛一毛，制约了他的写作，他想到更偏远的地方去看看，了解民情，挖掘传统。张恨水选择西行，到陕西、甘肃、宁夏、新疆走一趟。张恨水要西游的消息，立即引起了媒体和出版界的极大关注，北京、上海、南京的几大报刊立即聘他为特约记者，不少名流为他设宴践行。

1934年5月7日，张恨水带着一个雇工，带上包括打汽炉子、锑质锅壶、烫斗之类的生活用品，从北京出发经河南，前往陕西、甘肃，转兰州再到青海、新疆。到兰州后，听兰州的朋友说新疆的军阀盛世才不好惹，去了回不来，兼之路途遥远，张就坐了便车返回西安。

张恨水此行引起了陕甘军政当局的注意，虽然他一再解释是为搜集小说材料而来，但当局仍不相信。幸亏时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从中斡旋，邵先生和张恨水是老朋友，同是新闻记者出身，他说张恨水是个书生，到西北来，就是搜集小说材料，并示意部下，要尽量给予便利。从潼关到西安，张恨水搭乘了潼关一位官员的车，免去了颠簸之苦;邵力子因为腿伤不能下床，特地安排夫人接待张恨水。

绥靖主任杨虎城将军更是热情地陪同张恨水参观了不少地方，还送了一张戎装照给他。听说张是来陕西查找历史资料的，陕西各单位纷纷将碑贴、县志送到他下榻的旅馆;社会各界人士不断地跑到旅馆与他交谈，介绍风土人情;有军官甚至愿意驾军用直升机带他到周边一游……

这次西域之行，让张恨水既感受了民族发源地山川的壮丽伟大，又耳闻目睹了劳动人民的真实生活。他知道了西部的水是黄汤似的，让他不敢入口;不少百姓一生只洗三次澡，炕上烧沙当被子驱寒;街上将饿死的人，旁人阻止拿点食物救他（因为这点救饥食物，只能延长片时生命，反而增加将死者痛苦）。张恨水曾在洛阳住过一晚，这个十三朝古都在他的眼里，与南方大城市相差太远，让他十分伤感。

张恨水没有留下太多的游记文字，他说：“我的游历，向来是不着重游山，玩水。因为山水是静的东西……我的游历，是要看动的，看活的，看和国计民生有关系的。”他关注的是西北地区人民的生存状况：“对西北的印象，我毕生不能磨灭。每当人家嫌着粗茶淡饭的时候，我就告诉人家，陇东关西一带，人民吃莜麦的事实。莜麦是一种雀麦磨的粉，乡人只用陶器盛着，在马粪上烤干了吃，终年如此。不但没有小菜佐饭，连油盐都少见的……因此，我每每想着，我们生长在富庶之区，对生活实在该满足。”

他返回北平后，以民国十九年灾情为背景，以逃难女孩子为主角，写成小说《燕归来》，发表在《新闻报》上，后在上海出版单行本;以西安大旅店为背景的小说《小西天》发表于《申报》，获得了读者和出版界的广泛好评。

1934年初，张恨水带着妻子周南与刚满一岁的小儿子来到上海。他应三友书店的邀请，要在上海工作一段时间，完成拖欠上海出版界朋友的“债务”。首先是为三友书社创作《啼笑姻缘》续集。自《啼笑姻缘》发表出版三年多来，影响力未曾减退，不少出版界朋友多次请他写作该书续集，好赚上一笔。但张恨水态度一直十分明确，他不想狗尾续貂，破坏作品的韵味和美感。然而，社会各种乱七八糟的《啼笑姻缘》层出不穷，让张恨水哭笑不得。年末，北京形势紧张，自《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加强了对北京周边的控制，并大肆搜捕异议人士，据说张恨水也在搜捕名单之列。张决定暂时不回北京，先在南京看看形势再定。

张恨水与友人合办的《南京人报》风生水起之时，中日全面战争爆发，报社被迫停业，张恨水全家回到潜山老家避难。

【以笔弯弓】

1937年底，张恨水离开老家，来到武汉。张恨水虽是一个不问政治的文人，但他有傳统文人那种强烈的家国情怀，看到日本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烧杀掳抢，耀武扬威，特别愤慨。刚来武汉时，张恨水曾向政府请求去大别山打游击，未获批准。张恨水决心发挥自己的专长，以笔弯弓，为全国抗战贡献力量。他不止一次大声疾呼：“国如用我何妨死？”“抗战是每一个人的责任，国亡不保，何以家为？”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武汉成立时，张恨水被推选为理事。是年，他入居陪都重庆，应邀加入大后方发行量最大的报纸《新民报》，主编文艺副刊，取名“最后关头”。张恨水明确提出五项来稿要求：一、抗战故事;二、游击区情况一斑;三、劳苦民众的生活素描;四、不肯空谈的人事批评;五、抗战韵文。”“抗战时代，作文最好与抗战有关，这一原则自是不容摇撼的”，这种严格的对于抗战题材的择稿要求，在当时的中国报坛上是少有的，足见张恨水意志之坚定，行动之坚决。

张恨水入川不久，妻子周南就带着孩子赶来，一家人住在重庆南温泉附近，生活极为清苦，远在故里的老母亲等十余口人还需他供养。张恨水长期熬夜写文章，一年365天，除了生病或是出差，每天都在写。为了省钱，抗战八年没做过一件新衣服，唯一的一件马褂还是在旧衣摊上买的。为了给张恨水补充营养，妻子买了一只小猪崽养在家里，过年时饭桌上才有了肉菜。一家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到家乡，张恨水给房子取名“北望斋”;蜀中多雨，每逢雨天，三间茅草屋总是漏水，要用瓶子罐子之类的接漏，所以又叫“待漏斋”。

电视连续剧《金粉世家》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张恨水编报之余还写了大量随笔诗文，并创作了《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等小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新民报》邀请中共代表周恩来作形势分析，周恩来分析了抗战时局，解答了各种问题，并对张恨水的才华和《八十一梦》非常赏识。

1939年6月，蒋介石制造了“平江惨案”，全国哗然。当时董必武将讣告寄给赞成团结抗日的各界进步名人，张恨水也收到一份，他当即写了一副沉痛的挽联：抗战无惭君且死，同情有泪我何言。”请人送到董必武手里。次日新华社登出各界名流的悼念诗文，第一篇是邵力子的，第二篇便是张恨水的那副挽联。

1944年，恰逢张恨水五十寿辰（虚岁）和创作三十周年纪念，重庆新闻界和文艺界联合发起祝寿活动，张恨水不喜张扬，推辞无效，便避寿南温泉。当天，《新华日报》《新民报》《扫荡报》等陪都主要报刊都腾出版面，或发纪念专号，或刊登纪念文章，文化界的老朋友潘梓年、老舍、邓悸惺等人也纷纷撰文祝贺，老舍用张恨水的小说题目集成一首贺诗：“上下古今牛马走，文章啼笑结因缘。世家金粉春明史，热血之花三十年。”事后，张恨水在《新民报》发表《总答谢》一文，对朋友们的情谊深表谢意，同时也为自己的“避寿”之举作了解释：“我想到物价的数字，我也立刻想到不应当由我这百无一用的书生而浪费。而且我的朋友，不是忙人，就是穷人。对忙朋友，不应该分散他的时间;对穷朋友，不应当分散他的法币。于是我变为恳切的婉谢。”

其实，作为誉满全国的大作家，张恨水当时面临的选择是多样的。炙手可热的日本特务头目土肥原，都曾慕名求赠题签，企图通过各种方法，拉拢张恨水等一批知名人士融入所谓“大东亚共荣圈”。张恨水也完全有条件像某些达官贵人一样，在日寇侵华之际，逃至国外或香港定居，“躲进小楼成一统”。但正如老舍先生说“恨水兄，是最重气节的文人……”一个“最”字，凸显了张恨水的定力和份量。

抗战胜利后，张恨水辞去了重庆《新民报》的所有职务，举家返京。之后，他接受了筹办北京《新民报》的重任。1948年秋，因报社内部权力之争，张恨水辞去该报的所有职务，从此结束近30年的报人生涯，以自由撰稿人的身份专事写作，直至1967年初去世。

【感情生活】

张恨水是一个行走在传统与现代边缘的文人。他的诗词文章特别是小说，揭露了官场腐败、为富不仁等社会现实，批判大胆而深刻，可见受到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巨大影响。然而，他的绝大多数作品又承袭了章回体的形式，融汇“言情”“谴责”“侠义”等多种通俗文学元素，是一次向古老文学传统的致敬。

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张恨水的感情生活丝毫不亚于他的小说般精彩。

张恨水有三个妻子，且一直与三个妻子共同生活。1916年春，张恨水由母亲作主与邻乡大户之女徐文淑结婚。据说，这桩婚事系本家婶子做媒，媒人利用看社戏的机会让张母见了女子一面，当时看戏的人多，张母将另一位长得清秀、漂亮的女子错当成了未来的儿媳，于是当场拍板把婚事定了下来。谁知新婚之夜，掀开盖头的那一刻，女子的长相却让张恨水大失所望（一说是媒人收了女方的好处费，有意指错对象），张恨水逃离婚房，家人连夜从后山上将他找了回来。

其实，徐文淑虽说不上漂亮却并非难看，只是非张恨水自己的选择罢了。张曾写过一篇散文《桂窗之夜》，回忆与徐文淑的新婚生活：“月圆之夕，清光从桂隙中射上纸窗，家人尽睡，予常灭灯独坐窗下至深夜。”被冷落的徐文淑也同样孤寂。结婚不到半年，张恨水就离家外出漂泊。直到他去湖北汉口谋事时，才第一次使用“恨水”做笔名，这两个字取自李后主的词“自是人生常恨水长东”，正是他彼时忧郁无奈的真实写照。

婚后，徐文淑为张恨水生下过两个孩子，可惜都是生下来不久便夭折了。这让徐文淑终身愧疚，觉得对不起张家。徐文淑是一个典型的传统女性，尽管张恨水不与其尽夫妻义务，但她从未有怨言，操持家务，孝敬婆婆，抚养丈夫与其他女人所生的孩子。张恨水也一直将徐文淑当亲人看待，不仅寄钱送物，还时常挂念心头。抗战胜利后，张恨水让徐文淑留在老家陪伴年事已高的母亲，特地为她在安庆市买了房子，在乡下购了田地，好让她老有所依。1958年，徐文淑在安庆去世，张恨水因卧病在床不能回去，安排儿子张小水带700元回安庆料理后事，并将妻子安葬于潜山老家。

张恨水的第二任妻子是胡秋霞。《金粉世家》中，主线是民国总理之子金燕西与冷清秋、白秀珠之间的三角恋，副线为金府丫鬟小怜与柳少爷之间带有传奇色彩的爱情故事。据说这位小怜的原型，便是胡秋霞。胡系四川人，因家境贫寒，八岁时被人拐卖给上海一财主当丫环，后来此财主到北京定居，胡秋霞也随之跟来。财主家人对胡秋霞十分刻薄，非打即骂，胡秋霞不堪凌辱，在巡警的帮助下逃到妇女救济院，靠劳动生活。

一次，北京的一位朋友给张恨水介绍了妇女救济院一位姓马的姑娘，张恨水对这个长得水灵，有点文化的姑娘十分满意，马姑娘对张恨水也有好感，可当他准备向救济办理领娶手续时，却被院方亮了“红灯”。原来马姑娘已有人提前“下单”了，只是她对男方不甚满意。马姑娘过意不去，便将胡秋霞介绍给了张恨水。十六七岁的胡秋霞长得端庄，活泼可爱，又能吃苦耐劳，于是两人于1924年喜结连理。

上世纪30年代，张恨水、周南与儿子

结婚前胡秋霞只有乳名“换娣”，“秋霞”系张恨水所赐，取意“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婚后，张恨水从居住的潜山会馆搬到了铁门胡同73号丁宅，过起了两妻相伴、和谐温暖的生活。大妻徐文淑识大体、顾大局，与胡秋霞以姐妹互称，安然相处。张母央求儿子多给予徐文淑一些关爱，让她经历丧女之痛的心能得到些许安慰。张恨水听从劝告，又与徐文淑生下一个儿子（后夭折），胡秋霞没有任何不满;而胡秋霞生下的一子三女，均由徐文淑带养。

在很長一段时间中，张恨水对胡秋霞充满了怜惜和欣赏，在他的悉心教授下，胡秋霞也逐渐粗通文墨。但张恨水还是觉得缺少点什么，两人的文化差距终究难以得到他期望中那种互为唱和、才子佳人式的爱情，直到他遇到了周南。

周南原名周淑云，系北京春明女中学生。据说周南因《啼笑姻缘》而对张恨水倾慕不已，宣称非他不嫁，家人无奈，只得托在女中任教的张其范（张恨水妹妹）带她去见张。张恨水见周南年轻漂亮，知识广博，谈吐不凡，自然是没有拒绝之理。也有人说，他们的相识缘于一次游艺会。游艺会上张恨水饰演京剧《女起解》中的崇公道，周南饰演苏三，他们因舞台生情。不管出于什么原因，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有不少共同的兴趣和爱好。1931年9月，两人喜结良缘。张恨水根据《诗经》中的“周南桃夭”替周淑云改名为“周南”，二人吟诗作画，时不时还会来段京腔对唱，日子过得其乐融融。

婚前，张恨水将自己的婚姻状况告诉了周南，并告知需对两个妻子特别是胡秋霞尽丈夫义务，周南表示只要能和张恨水在一起，一切都不计较。周南的到来，让胡秋霞一度耿耿于怀，她抑制不住怨愤撕破脸大闹了一番，甚至要求离婚，但架不住婆母与众亲友的劝说安抚，最后还是与现实妥协，接受了周南这个新人。1935年，张恨水到上海创办《立报》，周南带着儿子张二水追随左右，在重庆八年，亦是周南照顾饮食起居。当时胡秋霞也曾打算远赴重庆，终因路途太不安全而放弃。

胡秋霞的女儿张正曾这样评价父亲的感情：“父亲的小说是‘半新半旧，思想也是‘半新半旧。作为子女，我们不愿用世俗的尺子去衡量他更爱哪一个女人，我们只能说，父亲的人性是丰满的、仁慈的，充满温情善良。”1959年，周南因乳腺癌离开人世，年仅45岁。这个打击对张恨水而言是巨大的，他将妻子安葬在八宝山墓地，并写下了近百首悼亡诗，常常独自乘三轮车去往墓地，在墓前一坐便是好几个钟头……

【“奇才奇能张恨水”】

张恨水是一位有操守的文人，重情义，讲信用。在北京《世界晚报》担任编辑期间，他为该报打开市场可谓立下了汗马功劳，多篇引起强烈反响的连载小说给报社刊出后，未取分文稿酬，实得的薪水还常常被克扣，张恨水不得已离开《世界晚报》，对朋友成舍我也是有些不满的，可后来成舍我在上海创办新报急需张恨水帮忙时，他二话不说便去了上海。

张学良因欣赏张恨水的才能，聘他当司令部秘书，张恨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尽管张恨水拒绝了为张学良服务，但他们之间因相互欣赏而建立起来的友谊却并没有破裂。张学良在沈阳办报，需要张恨水文章支持，他立即将自己的作品《春明新史》给了张学良。虽然二人的关系很好，张恨水却没有通过张学良为自己谋任何利益。因写了《虎贲万岁》，为坚守常德的原74军57师正了名，原师长余西万送来20根金条作为感谢，被张恨水婉言谢绝。

1931年夏，张恨水四弟张牧野和朋友创办了北平华北美术专科学校。张牧野找张恨水帮忙，想让他出任校董一职。张恨水童年最大的梦想是当画家，他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为学校拉赞助、请名师、招学生。开学后，学校经费入不敷出，张恨水又拿出一大笔稿费支援学校运营，化解了学校的财务危机。

张恨水极富生活情趣。他对各种花卉都有研究;他喜画画，在赈灾书画义卖活动上，他的菊花图被拍卖了20万，巨款全部捐出，一时成为京城美谈;他痴迷京剧，时常在家自弹自唱折子戏。他曾说，自己这辈子一大遗憾是没看过谭鑫培的戏，而最得意的事，就是看过梅兰芳和杨小楼联袂主演的大戏。

张恨水的写作有“三绝”。一绝是他能够同时撰写多部小说，最高纪录是同时撰写七部长篇小说;二绝是他写作从不打草稿，一挥而就很少涂改;三绝是他精通诗歌词赋，小说里经常穿插大量诗词，极大提升了小说的观赏性。由于各种原因，张恨水的作品被尘封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逐渐回到大众视野。剧作家吴祖光说：张恨水的奇才奇能，可能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