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三位小人物反对姚文元《评海瑞罢官》后的遭遇①
【编者按】1965年11月10日，姚文元在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马以鑫、姚全兴和林炳义――他们一个中学生、一个大学生、一个中学教师，面对姚文元奉旨之作，决然提出反驳的意见，并“自投罗网”地给《文汇报》、《光明日报》寄稿，此后遭遇接二连三的迫害和打击。在各种版本的文革史叙述中，这三个“小人物”的故事属于“外编”。
时隔半世纪后，复旦大学口述研究中心和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口述史中心采访了马以鑫、姚全兴和林炳义三位当事人，回到历史现场。本文为马以鑫的口述，马为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戳天之“祸”：上海三位小人物反对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遭遇（之一）
（一）
1965年11月10日，我当天就在学校的读报栏看到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记得还专门到阅览室又看了一遍。读的时候就有两个疑问，第一，海瑞到底是好人坏人？我印象中海瑞名气很大，是个很有影响的清官，老百姓一直很爱戴；第二，我们今天看海瑞的戏到底学什么？这两个问题我搞不明白。
记得这天是礼拜三，到了礼拜天，我就到上海图书馆，找了有关的历史剧、吴晗的文章、剧本，看了大半天，从中午到晚上，看了以后觉得姚文元的文章和实际距离太大。两天以后的一个晚上，我用五张活页纸，绿线条的，正反面都写了，一气呵成，写成《也谈﹤海瑞罢官﹥》。平时看书写文章父母也不管的，写完以后，就想署个什么名字。因为寄到报纸，当时很天真，我猜测不能用真名，担心自己观点错，因为姚文元名气太大了，就用了“马捷”这个名字。平时我们同学一起曾随便说过我的名字太俗了。拖了几天以后，文章寄给《文汇报》，同时还附了一封信：
编辑同志，我是一名中学生，喜欢文学，爱读你们的报纸，姚文元的文章看了以后有点想法，现在写成一篇文章，也许是不对的，但这是我的想法。
大约就过了四、五天吧，那天中午休息的时候班主任来找我，说你下课以后到《文汇报》去，他们来了电话。她问，你写了什么文章？我说反驳姚文元观点的。她马上很惊讶，旁边同学越聚越多，一下子班上同学都知道了。
我也不知道《文汇报》为什么找我谈，谈什么情况。我是坐电车去圆明园路《文汇报》社的。
到了以后，对门卫讲，我是敬业中学学生。他说你等等，打了个电话，出来一个胖胖的中年人，我以为就是他找我呢。他说你来，跟我上去。我注意到一个细节，老式电梯哐哐哐往上，我也不知道去几楼，他走在我前面，到了一间办公室门口，我抬头看到上面一块牌子：总编辑室。进去以后有个头发花白的老人，他和我握手，他说我姓陈，带我进来的人就退出了。
前后谈了大概有一个多小时。他先问我怎么会写这个文章，我就把观点怎么形成告诉他，我注意到他手里拿了我的文章，上面划有许多红铅笔的横线。他还问我父母亲情况，当时我父亲在水产局下面的一个经营部，我母亲是居委会的干部。他又问了我的读书情况。结束的时候他说你这篇文章还没有击中要害，观点比较散。这句话我印象特别深。下面一句很关键，他说文章准备用，你回去改一改，马上给我。
我真有些喜出望外，马上接了一句，你手上这篇稿子给我，他说可以啊，就给了我。我路上想了想，这篇文章确实太尖锐了，锋芒太露。晚上我不到两个小时，将文章改成一封温和的“读者来信”，而且言明我是中学生，要好好学习，一副谦恭的学生模样。同时提出两个问题，第一，到底怎么看海瑞；第二，《海瑞罢官》这个戏有什么意义？字数也少了一半多，原先有四、五千字。
其实在路上我就有些后悔了。当时第一感觉大概是做了一件傻事，姚文元怎么可能有错？第二从班上的反应、老师的神态发现不太妙，有点异样。他们好像都有些不屑。我真的有点怕，有些后悔了。
因为我走的时候问过一下陈总编，他说抓紧时间。我第二天一早八点就赶到报社，我是课都不上了。报社还没上班，我就在外面等，又到南京东路走了一圈。结果我发现，新华书店里姚文元的单行本出版了，绿封面。这天大概是24号，我就想，姚文元的书都出了，还好我把文章改了。
我再到报社，昨天先接待我的人出来了，他叫闵世英，是陈总编辑的秘书，我把稿子给他了，马上就赶到学校。当时学校就传开了，别的班级也都知道了。谁也没有想到，30日那天，上午第二节课后，别的班有人问我：“马捷”是你吗？你的文章登出来啦！我一听，不对呀，马上吓坏了。
我奔到三楼阅报栏，《文汇报》通栏大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讨论（1）底下，就是我的《也谈﹤海瑞罢官﹥》，署名“马捷”。我特别奇怪，怎么用了我原来的稿子呢？我更奇怪的是，稿子已经给了我，怎么还能登出来？那时我很幼稚，既然给了我，怎么不是登我改过的读者来信，而是原稿？我就马上给报社打电话，找闵世英。
我跑到校长办公室说，老师给我打个电话。我问：闵老师，怎么你们用了我原来的文章？他就说了四个字：我们需要。我也没话可说了，愣了愣，然后说麻烦闵老师寄几份报纸给我，他说好的。我先到邮局，因为这毕竟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上了报纸。
中午回到家里，我母亲先看了报纸，表情有些冷淡，问：你为什么写这个文章？我母亲虽然不懂，但大概还是有点政治经验。当天晚上我父亲知道了倒很高兴。第二天，我拿到五份报纸，是闵世英寄到学校的。那时《文汇报》只有四版，我的文章在第四版。有几个要好的朋友、老师问我要。当时学校都关心、议论这件事了。
文章登出来以后，《文汇报》没有给稿费，是给的书。大概是65年底，学校党支部管宣传的一个老师，叫我去一下，说《文汇报》送给你书。主要有马恩论艺术上、下卷，毛主席论文艺，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等十来本，价格倒没注意，估计二、三十元吧。
随着《文汇报》关于《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一期期地进行，我就觉得情况越来越不行了。先是翁曙冠校长找我谈话，翁校长是民主党派，教育界有些名气的。谈了半个小时，他当时没有表情，就问我为什么写这个文章、怎么写的。报纸讨论越来越倾向于姚文元了，排版也是。尤其《解放军报》的“编者按”旗帜鲜明，明确讲《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姚文元写的是革命文章。
（二）
我周围的环境开始变了，低年级的同学开始当面嘲笑我、奚落我，班上同学当时则没有大的反应。真的没想到，一天晚上，从来没有接触过的副校长、党支部副书记苏渔溪到我家里来了。那天我晚回去了，他比我先到。我家住楼上，我弟弟在楼下告诉我，你们校长来了，我吓了一跳。他见了我，笑嘻嘻的，事先跟我父母已经谈过了。他说，马以鑫啊，你要从这件事好好吸取教训，反正事情已经过去了，文章写也写了，自己不要有太大压力。
后来很长时间里，他都竭力保护我。有一段日子经常到我们班上来，吃饭时也和我一起聊聊，好像没事一样。以后吴晗的公开检查文章发表了，苏校长就跟我讲，要安排一次谈认识的活动，向班上同学谈一谈我是怎么写这文章的。实质上相当于让我公开检讨——但是我当时没有这么理解，以为就是讲讲过程。我就谈我是怎么爱好文学，又怎么写了这篇文章。这个会以我们班为中心，其他班的干部都来了，以高中为主，一个教室挤得满满的。我自己觉得并不紧张，就谈“过程”嘛。
苏校长出面，最后说要吸取教训，谈到我们自己学校的教育方针，要培养红色接班人。话虽说得蛮重，但是对我个人好像还没什么大的影响。后来，我逐渐感到压力越来越大，就写了一封信给陈虞孙总编辑，表示我现在觉得很痛苦，很后悔。几天以后，陈虞孙亲笔给我回信，寄到学校的。这封信到现在我都印象很深，因为很有特色，是毛笔蘸蓝黑墨水写的。信笺上面是红色的“文汇报社”四个大字，下面一条红线。当时这封信就被班主任拿走了，我到现在还记得，原文是这样的：
以鑫同志，你的来信收到，你现在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属于认识问题。不过，从这件事你如能吸取教训，（下面有个成语我印象很深），改弦易辙，对你未必不是件好事。陈虞孙。
信笺底下有一句话很关键的话，小点的字：
可将此信交予你们校领导一阅。
我看了以后，正好班主任在边上，就交给了她。这封信从此就不见了。当然校长是拿到的，并且对我说《文汇报》陈总编辑的一封信我们看到了，但也没说要还给我。这封信极大地保护了我，压力有所减轻。
没想到，6月初“三夏”下乡劳动回到学校，大字报已经铺天盖地。我的有不少，集中的就是“反对姚文元”、“恶毒攻击姚文元”、“反姚急先锋”、“修正主义苗子”等等。很多是批校领导对我包庇、纵容，也有说我已经出这种事怎么还安排我演群口快板的英雄人物，等等。
到了8月份，红卫兵起来了。我很识相的，家里没什么问题，不属于黑五类，但也不属于纯粹工人阶级。红卫兵一出来就分为两个大阵营，一个是所谓出身好的，挂红袖章；一个是出身不好的，家里被抄被斗的。我呢，相对没事，就好像把我忘了一样，班上学校大小活动我也不参加，我就逍遥了。
“十六条”有一句话在我们班上流传很广，我印象也特别深：“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也要放到运动后期处理。”这句话就好像针对我一样。我就利用这个机会闲逛，各个学校看大字报，复旦、交大、音乐学院、戏剧学院、上海师院、华纺等等，还到过《文汇报》社，就漏了华东师大。
一天回到家里，说有同学来过我家，通知明天一定要去学校。我第二天去学校，一进教室看到黑板上写了一个红卫兵“通令”：勒令马以鑫必须到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我只能老老实实呆在教室里了。班上同学都三五成群，一伙一伙的，我就自己找一个角落，拿一本毛主席语录，这边看看，那边看看。
过了几天，有两个战斗小组给了我两张语录卡，一张是：“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都要进行批判，都要进行斗争。”还有一张就是“即使是真正的右派分子……”。怎么回应呢，我就自己做了两张语录卡，抄了他们两条的话。他们卡上左上角有一个当时流行的放金光毛主席头像，我就找来报纸，剪下来贴上去，第二天交给他们。
绝对没有想到，到了傍晚，就在我要回家的时候，突然发现气氛不对了。其实，当天下午他们脸色就挂着，没人理我，我当时也没在意，很奇怪天已经比较晚了，怎么都没有回家的意思？我就自己往外走，突然，有红卫兵出来大声吼叫：“马以鑫，你不能回去！”这句话还说完，教室里马上围成一圈，整个班级四十多人把我围起来。其中一个红卫兵对我说，“你先坐下。”我刚坐下，突然有人高吼：“马以鑫，必须老实交代你的反革命罪行。”
我顿时傻掉了，我做过什么呀？我什么也没做呀！“你还不老实交代，你对伟大领袖毛主席什么态度！”我想这是不得了的事情，但我又没摔过什么东西，也没用报纸包过什么呀。有人大声喝问：“你这是感情问题还是立场问题？”这下我更摸不清头脑。
这时，有人“啪”甩出两张卡片，正是我做的。我使了个小心眼，他重重摔在地上。（其实要上纲的话，他就是犯了严重罪行了！）我对他看看，然后弯下腰，伸出双手恭恭敬敬地捡起来，捧在手里，仔细看了看，实在没有看出什么问题。“你自己看看，毛主席头像怎么剪的？”有人对着我吼叫。我一看，头像不就这么剪的。
又有人大声嚷着：“头像背景不圆！”我这才发现，我剪刀技术不好，外面那圈有点毛，毛主席头像可真是一点也没碰到。我说这个又没坏呀。“啊，你还不承认？你已经猖狂到这个地步啦，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感情问题、立场问题！”我有些急了，反问道：“我怎么会反对毛主席？”马上有人接着：“这个我们先不讨论，你先交代你为什么这样做？你应该老老实实承认！”就在这时，使我终身难忘的，有两个女同学突然站了起来，高声说：“你们不要瞎搞，这怎么是反革命啦？马以鑫又没剪到毛主席头上身上，你们就是说来说去那个背景圆还是不圆！”
红卫兵有些恼羞成怒，马上跟她们两个争吵起来，边上好多人有些愣住了，我只是呆呆地坐着。两个女同学是我的同班同学，她们的名字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一个叫夏琪玮，一个叫蒋璋。奇怪的是，我同她们两个平时不大接触的，相互讲话也很少。我当时真的感动极了，感动得要哭。
班上有两个反对我最激烈的女同学——她们的名字我就不说了——以前平时关系和我非常好。其中有一个细节我从来没提过，“马捷”的笔名也是其中一个提的；另一个在我第一次要去《文汇报》社时，还提醒我要坚持自己的观点，不要轻易放弃。本来我们两个男同学，这两个女同学，都爱好文艺，一起拉拉小提琴什么的，但是从《海瑞罢官》问题后一点点疏远，直到这种场合猛然爆发。
当时她们两个声音最大、情绪最激烈，很快喉咙也哑掉了。大概她们怕牵扯到自己，要和我划清界限吧？很奇怪呀，这两个女同学同夏琪玮、蒋璋形成了鲜明对照！记得我的文章刚刚发表时，其中有一个女同学同我讲：“我妈妈说过，左一点是感情问题，右一点是立场问题。”这句话我当时觉得蛮深刻的。想不到，现在她们用上了，而且特别激烈。平时接触不多的夏琪玮和蒋璋，在这样的时侯，站出来为我说话，真是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也大大出乎班上很多人的意料。
双方争执之中，一个红卫兵看到我有些“看白戏”，就恶狠狠地要马上滚回去，我赶紧溜之大吉。但是，惊魂未定，总有点担心害怕。我父亲还是有点政治经验，听说了是因为毛主席头像背景有些“毛”，而不是缺口什么的，就说不会有什么大事的。果然，第二天一早，到学校走进教室，什么事情也没有。但是，我还是找了机会，对夏琪玮和蒋璋偷偷表示了感谢，她们却若无其事，只是说“这有啥啦”——意思是不值一提。
（三）
当时勒令我到学校参加运动后，接着还有一个勒令：为了深刻剖析马以鑫的反动思想，勒令“马以鑫必须交出全部日记”。我有写日记的习惯，班上好多人都知道。于是，红卫兵带我到家里拿日记，声势不大，我是被两个人“押”着的。那时候流行抄家，邻居看到了，就怀疑是抄家，但好像又不像抄家。红卫兵把我的日记读下来也没发现什么东西，因为其中根本没有什么反动思想和内容，不是闪光的语言也不是反动的语言，都是些日常记录。
后来不久，全国大串联了，班上红卫兵通知我，不能参加大串联，去下乡“三秋”劳动。
“三秋”劳动在金山，大概有三个星期吧。回来以后，学校已经空了。我和我弟弟、表哥的小孩三个人自己出去串连了。我母亲给我们每人各五块钱，五斤全国粮票。到了火车站，人山人海，随着人流往西头跑，一直跑到了安亭，上了一辆火车，上去没多久，火车就开了，一路摇摇晃晃，开开停停，在南京就停了三四个小时，居然三天后到了北京，真像做梦一样。
解放军把我们领到北京大学一间梯形教室，睡芦蓆，每人领一条被子，吃饭都不要钱的。先两天不准外出，早上还要排队列操，三天以后一早把我们带到西苑机场，那时候只感觉是一片郊外。解放军这时候宣布：“告诉你们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毛主席要接见你们”。
11月26日，是毛主席最后一次接见红卫兵。我看到了毛主席，大概距离二、三十米，毛主席站在吉普车上，挥动手臂。印象很深的，毛主席真的是红光满面。那时候不敢说，我感觉好像涂过油彩一样。接着就玩北京了，解放军带着我们三个，颐和园、故宫什么的，都是免费游。没几天，我看到报纸说上海热闹了，动起来了。我们三个就直接回到上海。到了学校，很奇怪，班上的红卫兵向我说以前斗错了。
1968年夏天，突然有一股紧张气氛，其他班级开始揪反动学生，这个时候我们班上分成两派，一派是原先掌权的，团支部、班委干部；一派是以前不掌权的，我就参加这派，像游民似的。他们告诉我：马以鑫，你要做好准备，很有可能，有人要揪你反动学生。我着急了，非常害怕。我想到《文汇报》，希望他们能帮我。我去了圆明园路报社，一个群工组接待女同志，叫范嘉静，后来跟我关系一直不错。她比我大两岁，以后几乎无话不谈。当时她听了我的叙述和担心，没有说什么，只是要我过几天再去一次。
三天以后，我又去了，范嘉静（后来我知道了，报社里的人都习惯叫她范加）告诉我：你的事情我同头头汇报了，他们说，你的文章当时是报社需要，学校有什么问题让他们找报社。我听了以后，觉得心里一块石头落下来。但是，没有几天，传出要抓我斗我，风声很紧。
我有点怕，就打电话找范嘉静，她不在，我就直接找《文汇报》负责人，电话竟然打通了。我说红卫兵要揪我，他问为了什么事？我说还是当年“海罢”文章的事。他马上说：“你告诉学校的红卫兵，如果他们还是为了文汇报这篇文章，让他们直接找我们文汇报。你如果遇到什么事情，也可以马上到我们报社来。”
我一听这样的话，当时就有晕眩的感觉，连忙又问尊姓大名。他轻轻说，邵传烈。一直到九十年代，上海开作协大会，我才见到他。我还是怀着感激之情，称他为是我的恩人，表示了深深而难忘的感谢。后来想想，如果不是《文汇报》这样的态度，我真的不知道会遭受到什么样的罪！接着，果然太平了许多。
其实，文革爆发后我也曾经偷偷到过《文汇报》社看过大字报，其中有大字报揭发陈虞孙找马以鑫私下交谈，授意写反动文章，甚至为他起了个笔名叫“马捷”。我真有些哭笑不得。记得1966年夏天的一个晚上，突然有个中年男子到我家，聊了没几句就提出要我的原稿。当时这个人既没有证明，也没有介绍信，但是我还是把原稿给他了。
后来我猜测，这个人大概是《文汇报》的，不是报社有人贴陈虞孙大字报，说他亲自动笔在马以鑫来稿上修改等等。可能要核实这件事吧。当时我是看到陈虞孙的，挂了围袋、戴了个帽子，好像正在打扫厕所。我没跟他招呼，一看到他就一溜烟跑了。
（四）
到了1968年底开始毕业分配时，我知道不会有好果子吃。.但我有个安慰，我弟弟是67届初中，上海二留一政策，我跟弟弟讲他留在上海，班里去工矿的一半左右，我排不上，最高目标去崇明农场。没想到我弟弟是去了工矿，但是我连崇明都没轮到。一直拖到毛主席指示出来：“知识青年到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上面紧接着说，以后都要插队落户，自己养自己。
没几天学校开大会，突然宣布首批赴安徽插队落户名单，我赫然在列。我又没报过名，一点不知情，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他们说这是你的光荣。过了两天学校逼着我去体检。我无可奈何。但是，没想到的是，体检被卡住了。我自己一点都没印象，一两岁的时候我得过胸膜炎，后来父母化大笔钱把病治好了，但是左胸膜上面有个疤痕，那次X光当成了大事，给我写下：左胸膜病变。带队的学校头头有些不甘心，问医生这会影响插队落户吗？医生回答很干脆：当然不可以去！那个老师咬牙切齿地看住我，还问：你怎么会得这种毛病？
过了几天，工宣队和班主任到我家里宣布：马以鑫，你属待分配，关系转到街道。然而没有多久，好事坏事一起来，我母亲不知怎么当了街道革委会委员，正好是搞上山下乡工作，当然自己要带头，就劝我到黑龙江去。事先我也想过的，插队是无论如何不能去的，实在要出去，也要有工资的。
当时有兵团和农场两种，我想我这种身份去兵团可能比较麻烦，就去了农场。（谁知道两年以后，黑龙江有了探亲假，但是兵团两年一次，农场一年一次。好事坏事有时真说不清。）在这样情况下，我到了黑龙江嫩江农场。带队的工宣队与街道革委会主任带了一句话：马以鑫这个人要适当照顾，结果我到了三分场一开始就得到重用。当时高中学历的只有四个人。
可是不久，我的生活又变得跌宕起伏起来，因为批姚这件事始终像影子一样跟着我。我先是到基干民兵连，说起来都是出身好、表现好才能去的，去了没几天又叫我担任文书。真是出乎意料，再没多久，我是三分场“一打三反”核心组成员。我自己都惊呆了，怎么会“三级跳”？
到了那里没有几天，有个哈尔滨的知青告诉我，“马以鑫，你不得了，你反对过姚文元？”我想他怎么会知道呢？去农场坐火车同行一百多个上海知青，有一个女同学，恰好是敬业中学的，比我低一届。难道是她说出来的？这个哈尔滨知青还对我说：“你的档案里有一份检查。”
我有些明白了，因为在填写高中毕业登记表的时候，我就踌躇，到底要不要写这件事，问了我父母和信赖的表哥。我表哥说要写，如果你不写，学校可能给你放东西，你就写个过程，关键的中心内容是突出《文汇报》总编陈虞孙给你一封信，信里要求“给学校领导一阅”。还有就是要写上现在《文汇报》领导的说法和明确的态度。
我按照记忆写出来，当然也做一番检讨，说明自己当时不懂事。我记得写了三张报告纸，贴在毕业生登记表中间。我在“一打三反”办公室上班，档案都在柜子里面，不上锁的。一天晚上我偷偷溜进去，像特务一样，我就找自己档案，打开一看，果然只有一份表，中间有我这份自己写的材料，其他什么也没有。我当时心惊胆战，真想把自己写的东西撕掉，那么，关于批姚的事情不就什么也没有了吗？但是，我终究不敢这么做！
想不到的是，事情蹊跷还在于1970年3月，我们三分场发生两次大规模武斗，上海知青和哈尔滨知青之间打得很厉害，两次我恰巧都不在，但是事后我觉得跟当地干部有关，我组织写大字报，我写了六评，把事情真相写出来。上面很快派公安来调查。调查的时候我听说，我不知怎么也成了重点调查对象——这里留下一个悬念。
我后来调到场部宣传队做编导，领导很关心，发现我再有三个月就25周岁了，还没有入团。他要我马上写入团申请书，很快填入团志愿书，团支部很快就通过了——我真有些感慨，我初一就写了入团申请报告，但一直在共青团的大门口徘徊。可真正入团，从写新的报告到解决，前后不到一个月！没想到材料到了团委，发现我没有档案，也根本没法找到。我知道后，猜测就是分场武斗后来的调查中，我的档案“失踪”了。
现在，没有档案，那就麻烦了。但是，当时团委书记说了一句：重新建新档案。我很快知道，建新档案就是发函到我父母单位，了解他们的历史材料。这样，我就重新有了一个档案。当然，这是后话了。我在嫩江农场有了些名气，场部团委、宣传组一直再用我。但是，走到哪里，总有人会说：这个人写过反姚文元文章的；一到哪里，总有人说：这个人蛮会写文章的，连姚文元都反过。
（五）
1973年我调到场部宣传队不到一年，开始大学招生。当时读大学是个人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审核。那年还考试，考语文、数学和政治。当这些都做得差不多的时候，出了两件事情，一个是体检，X光照来照去，说我肺部有问题。我觉得走投无路，一个要好的朋友，齐齐哈尔人。
他找卫生院，把我的体检表重新做，全都是正常。最可怕的是，上海师大来招生的老师，是中文系人事干部，同我已经认识了。那天突然叫我晚上去他招待所的房间，我一听就觉得有恐怖的事情将会发生。果然，我一进去，刚坐下他就问：“听说你65年写过反对姚文元的文章？”我一听就如同五雷轰顶，知道一切都完了。
这件事新档案里是没有的，肯定有人去告发了。我只好结结巴巴、原原本本把这件事前前后后说了一遍。上海人说“哭出乌拉”，我当时大概就是这样的表情。这位招生老师叫罗宗德，听了我的叙述，他没说一句话。我都不知道怎么走出他的房间的。恰巧，在外面遇到农场政治处的一个老师，和我很熟，我告诉他上海老师知道我当年写文章的事了，他劝慰我：“那个时候你几岁啊？再说上海师大是培养老师的，又不是外交学院、政治学院，没问题。”但我觉得很玄，什么关都过了，最后政审不合格，这是很严重的。如果走不了，在这里很有可能以后什么事情都做不成了。
结果没想到，发通知那天我还是拿到了。我和罗老师没有正面接触，却一辈子都在感激他。后来叶永烈的采访文章写了对罗宗德老师的询问，他只说了一句话，很简单：“不要因为17岁的一篇文章而影响他的一辈子。”采访文章出来以后，我去罗老师家里拜访他。他说，还有一句话没对叶永烈表露：“当时我们对张春桥、姚文元其实很看不惯，有人反对不是蛮好嘛。”
我自己觉得文革十年经历比一般人曲折得多，也丰富得多，这十年对我来讲，正好三段，65年—69年敬业中学，69—73年嫩江农场，73—76上大学。这也成就了我的《红潮滚滚》、《蓝天浮云》和《黄花堆积》三部长篇小说。(录音整理：孙路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