钩沉｜曹荻秋与上海工业调整：瞻前顾后，统筹兼顾

原创：黄坚

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上海积极贯彻落实“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使大跃进时期新增的生产力得以巩固、充实和发展，将“大跃进”运动给上海工业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时任市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市长的曹荻秋为此作出了不小的贡献。

坚决进行工业调整

在经历了1958-1960年跃进式发展后，1960年下半年起，上海工业系统出现大批工厂被迫停工，生产力急剧下降的情况。1961年一二月，上海工业总产值显著下降，比上年同期减少67%。上海工业“内部加工工业和原材料工业、主机产品和配套产品、成套设备制造和维修配件生产之间，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新的不平衡”。

如何摆脱困境？这是曹荻秋作为常务副市长必须面对和思考的问题。

在分析上海工业遭遇困难的原因时，曹荻秋认为主要有三点：一是我国遭遇的严重自然灾害，使轻工业原料供给大幅缩减；二是“国家基本建设急剧收缩”，对上海供应的成套设备的需要大为减少；三是工作中产生的计划指标过高，基本建设战线过长、某些工作要求过急等缺点和错误。

这些缺点和错误之所以产生，曹荻秋认为，“主要是由于我们还缺乏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注意了多快，对好省注意不够；注意了数量，对质量、品种注意不够；对高速度注意得多，对按比例注意得少”，“我们比较多地看到上海的有利条件，对于国民经济以农业为基础的意义认识不足，对于全国农业生产连续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增加了各地支援上海工业生产的负担，增加了原材料调配和市场供应上的困难，估计不足”。

正是在深刻剖析上海工业陷入困境的主客观原因，在深刻理解和把握事物发展规律的认识和上海工业内外环境新变化的基础上，曹荻秋明确指出：上海工业不仅要调整，而且必须进行彻底的调整。

曹荻秋指出：“必须坚决进行工业调整，才能使工业和农业、重工业和轻工业以及工业内部各行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更加协调，使工业生产更加合理，工业队伍更加精干。”“我们的调整是全面的，有的地方是大幅度的，不这样就不可能逐步协调各种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平衡，为新的发展创造条件。”“为了更好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种调整是积极的，不是消极的。调整不是一切后退，各个部门、各个行业情况不同，根据按比例的要求有进有退，有增有减，而一切都是为了前进，退也是为了进。”

正是因为对上海工业的调整有了比较正确的认识，1962年，上海进一步对国民经济进行了调整、巩固、充实和提高，把应该压缩的压缩，应该降低的降低，从而使上海工业生产基本稳定下来，比例逐步协调，并在这个基础上得到逐步发展和充实提高。

瞻前顾后，统筹兼顾

在调整过程中，曹荻秋提出了“瞻前顾后、统筹兼顾”的方针。据此，上海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减少对机械、电机、仪表等工业的投资，大力压缩非生产性建设，“把投资集中使用于发展原材料工业，克服工业薄弱环节”。同时，“压缩了成套设备，加强了维修配件和配套产品，特别是加强了支援农业和采掘工业等重点产品”，“着重发展了用金属和化工原料制造的日用工业品”“增产了许多小商品”。

在生产组织安排中，上海“一方面按照当前原材料的供应情况和生产任务的多少来部署当前生产”，把原材料优先安排给“五好”企业进行生产；另一方面，对于一部分没有生产任务或者生产任务严重不足的工厂企业，“从今后几年的发展趋势着眼，估计了几种可能性”，分别采取了改变生产方向、紧缩生产规模和关厂、停产、合并等办法进行处理。在这过程中，“注意抓住两个环节——必要的生产能力的保留、机器设备的保护和技术骨干力量的保留。这样做了以后，今后生产上一旦需要发展时，就随时可以发展、前进”。

在调整的方法、步骤上，注意“方法细致、步子稳，对全市各个行业逐个进行排队，反复仔细研究，根据各行业的具体情况，按照不同的要求，作相应的调整。同时，注意针对各个工厂企业的特点，区别对待，分别采取改变生产任务、关厂、停产、合并、压缩规模等办法进行处理”。“在研究过程中，发现某些行业是不应该大幅度调整的，有的工厂企业可以不采取关厂、停产的办法处理”“一经发现以后，我们就及时加以纠正”。

正是着眼于未来的进一步发展，在工业调整中，上海还十分注重改善和提高工业企业的管理水平，“有计划、有步骤地推行了国营工业企业管理工作条例草案，整顿了生产秩序，建立和健全了必要的制度，有重点地组织了原材料的定点供应和企业之间的固定协作……改进企业管理，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经过各方努力，到1962年年底，上海“终于超额完成了国民经济计划”，“经济情况从困难逐步走向好转”。

把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放在第一位

为了夯实上海工业当下及未来发展的基础，曹荻秋从调整一开始，就十分注重抓产品的质量和品种。1961年，上海着重抓了产品的质量和品种，大多数工业产品的质量有了改进。许多与人民生活密切有关的产品，如电灯泡、热水瓶等，质量也都有所提高。全年共试制成功新产品1800多种，钢和钢材的品种分别增加19%和34%，日用百货、五金、医药等产品的品种也有增加。

1962年，在继续调整工业的过程中，依然没有放松对提高产品质量和增加产品品种的要求。同年年底，上海“绝大部分产品的质量升级，在894种重点产品中，质量指标全部符合标准或者基本上符合标准、用户满意的产品，占94%”。

在部署1963年工业生产任务时，曹荻秋对于产品的质量和品种提出了新的要求，不仅要求所有产品的质量都要升级，品种要不断增加，而且要求规格要适合需要，力争产品质量一流。

及至1964、1965年，为克服上海工业和科学技术“两个落后”的问题，曹荻秋要求各工业部门和科学研究部门把提高质量、增加品种放在第一位，全面贯彻多快好省的要求，力争在较短的时间内，使所有产品的质量都达到国内同类产品第一流的水平。已经达到国内先进水平的，要积极追赶国际先进水平。在发展新产品方面，凡是国家建设有需要、上海有条件试制和生产品的品种，都要积极研究试制，并尽快投入生产。他要求“所有新产品，都要努力做到质量优良，注意产品的成套性和系列性”，从而为上海新产品研制的重点和质量提出了明确方向，确保上海新产品的研制从一开始就站在比较高的起点上。

1964年至1965年间，上海根据国家需要，积极发展金属材料、化工原料，特别是重点发展新型金属材料、石油化工和高分子合成材料，新型无机非金属固体材料，使许多重要的原材料不再进口，做到立足于国内。经过两年的全面推进，上海工业生产的内容进一步起了质的变化，大大增加了国家迫切需要的新产品，大大提高了质量，在国家建设中所起的作用更大了。

把上海工业技术推向更高的水平

了解、研究和掌握新技术，并将工业生产转移到新技术上，用新设备武装工厂企业，是推动上海工业和科学技术向高精尖方向发展的重要举措。为此，曹荻秋特别重视提高理论研究水平，积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

为了改变上海的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中“两个落后”的局面，努力实现把上海建设成为我国先进的工业和科学技术基地之一，曹荻秋在1964年9月召开的市五届一次人代会上，重申要“加强科学研究和技术改造”。曹荻秋提出：各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主要是更新陈旧落后的设备，补充部分必要的、关键的精密设备和高级计量、检测、试验装备；积极采用新技术、新工艺，逐步实现生产过程的半机械化、机械化、半自动化、自动化；加强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合理调整工艺路线和劳动组织等”，“把上海工业逐步提高到最新的技术水平”。

基于国家财力、设备有限，而上海需要改造的老厂又很多的情况，曹荻秋提出：上海必须“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依靠上海工人阶级的优良品质和丰富的生产经验，从生产实际需要出发，大力革新技术，开展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他认为，群众最熟悉生产情况，最了解生产中的关键问题，应充分发动群众力量参与技术改造。

及至1965年，曹荻秋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充分利用现有企业基础，进行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提高生产能力”“要把有计划、有重点地发展重大新技术，要同大力开展群众性的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结合起来”。

在1965年11月召开的市五届人代会二次会议上，曹荻秋进一步明确提出：1966年必须“大力发展新技术，进一步提高本市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水平”，只有这样，“才能使产品质量和品种继续有新的跃进，尽快地实现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的目标”。他要求上海“必须从1966年起，进一步集中力量，加快步伐，一个项目一个项目地打歼灭战，努力做出显著成绩，争取到第三个五年计划期末，使上海的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在若干主要方面达到和超过60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并向70年代进军”。

由此，上海取得了大量的科学研究和技术革新的新成果，自力更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的原子能、电子学、半导体、激射光和电子计算等新技术的研究工作，有些成果迅速在工业生产中得到应用。同时，上海冶金工业，机械、仪表工业，棉纺业等试验成功了多项新技术，还试制成功高温、精密合金特种、高级的光学玻璃和石英玻璃等不少技术水平较高、具有特殊性能的新材料，以及八万大气压的超高压设备、六千千瓦的燃气轮机等一大批特殊设备、电子设备、精密仪器仪表。

这些新材料、新设备和新技术、新工艺，为上海建立和发展新兴工业提供了科学技术的重要条件，提高了上海工业生产技术水平，促使上海工业产品向高、精、尖方向发展。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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