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李达的交情
1923年秋，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领导作风，李达自行脱党，但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和革命主张，仍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图为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与李达（中）在一起
作者：曹楠
1949年5月18日，北平的天气变暖了。深夜，双清别墅的灯光依然亮着，劳累了一天的毛泽东还在不知疲倦地伏案批阅电文，里间床上一位神秘客人已经酣然入睡。这位神秘的客人是谁？为什么留宿毛泽东处？让我们走进历史的镜头，探个究竟。
其实，早在1947年冬至1948年春，毛泽东曾三次给中共中央华南局发电报，要求护送此人到解放区，并通过党的地下交通带信给他。毛泽东在信中说：“吾兄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现公司生意兴隆，望速前来参与经营。”这封信暗藏玄机，背后的意思是请他速去解放区参加重要工作。毛泽东力邀的“参与经营”者，这次终于来到了北平，他便是中国共产党重要创始人之一——李达。
李达，中共重要创始人之一。图为党的一大代表，李达当选为中央局成员，负责宣传工作
1949年初，李达摆脱国民党特务严密监视，离开湖南，绕道香港，于5月14日来到北平。毛泽东派人在车站迎接，并安排李达下榻北京饭店。周恩来及中央统战部分别举行欢迎晚会和茶话会。18日，毛泽东派人接李达前往香山双清别墅叙旧。李达坐着小轿车往毛泽东住处疾驰的路上，陷入深深的回忆中：1926年武昌一别，两人已有20多年未见，可往事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淡忘……
毛泽东与李达的初次见面是在1921年。6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克尔斯基先后到达上海，与上海的共产党早期组织成员李达等建立了联系，认为组建中国共产党时机已成熟，建议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李达承担了大会筹备、组织、文件起草和会务工作，他与陈独秀、李大钊等联系，发函通知北京、武汉、济南、长沙、广州和东京等地党的早期组织派代表来上海开会。开会当天，李达遇到了比自己小3岁的湖南老乡毛泽东，当时毛泽东28岁。至此，毛泽东与李达相识，毛泽东称李达“鹤鸣兄”，李达叫毛泽东“润之”。 在党的一大上，李达当选为中央局成员，负责宣传工作。
1922年5月，毛泽东邀请李达到湖南长沙一起筹备创办湖南自修大学，还一起到衡阳省立三女师进行革命活动，并聘李达为湖南自修大学校长。
1923年秋，因不满陈独秀的家长制领导作风，李达自行脱党。脱党后，他并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信仰和革命主张，仍潜心研究马克思主义。毛泽东与李达继续互相信任、互相鼓励，一如既往保持着革命友情。1927年春，毛泽东创办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邀李达去讲学，他欣然前往，给学员们讲授社会科学概论。后来，毛泽东请李达回长沙筹办国民党省党校，李达又愉快接受。党校顺利办成，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末期，为中共湖南党组织培养了大批干部。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李达一直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沦陷区坚持斗争，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尽管如此，他始终坚持系统地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出版了一批关于中国革命的论著。全国抗战爆发前，李达曾把自己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社会学大纲》寄给延安的毛泽东。毛泽东反复阅读该书，读了10遍，并做了详细批注，还特意向延安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了这本书，指出这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列主义的哲学教科书。毛泽东还写信给李达，希望将此书再寄一些到延安去。
不知不觉间，车子停在香山双清别墅前，打断了李达的回忆。毛泽东早早就在门外迎候，两人双手紧握，良久不放。这真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李达首先向毛泽东检讨了他早年离开党组织的错误。对此，毛泽东指出，早年离开了党，这是在政治上摔了一跤，是个很大的损失。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接着又鼓励他说：你在早期传播马列主义，还是起了积极作用的。大革命失败后到今天的20多年里，在国民党统治区教书，还是一直坚持了马列主义的理论阵地，写过些书，这都是有益的事。只要做了好事，人民是不会轻易忘记的！
夜深了。李达由于患有胃穿孔的疾病，1949年1月刚动过手术，身体尚未完全恢复，加上长途奔波，有些体力不支。毛泽东便留他在自己住处过夜。李达不肯，请毛泽东的秘书给他另找休息场所。毛泽东对李达说：“你就在我的床上休息吧！我晚上要批阅公文、看书，已是多年的习惯了。”李达因为太疲劳了，也就顾不上更多的礼节，当晚就住在了毛泽东处。
延安时期的中央领导集体，被后人称为“史上最牛创业团队”
新中国成立后，经刘少奇介绍，毛泽东和李维汉、张庆孚做历史见证人，党中央特别批准李达回到党组织，为中共正式党员。1949年12月，李达重新入党。
每当谈起这件事，李达总是激动地说：“这么多年了，毛主席还没有忘记我。是毛主席的关怀和鼓励，才使我获得了新的政治生命。”他还意味深长地说：“从此我‘守寡’的日子终于结束了，我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到底，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李达践行了自己的诺言，有生之年，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毛泽东思想研究上。
本文来源：《老一辈革命家在香山》，北京出版集团公司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组织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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