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他是蒋介石必杀之人，连宋庆龄求情都不管用

愚园路的三邓传奇，你知道多少？

你可能以为讲的是邓小平。解放之初，邓小平确实来过愚园路，和陈毅一起到中实新邨44号中共地下党上海局书记刘晓家吃饭，想看看长期潜伏在大上海的地下党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但这里要讲的不是邓小平，而是另外三个姓邓的与愚园路的缘分故事，他们分别是邓仲和、邓葆光和邓演达。

（三）邓演达：出师未捷身先死

邓演达先生

历史是个沙漏，在不知不觉的缓慢移动中，那些英雄好汉逐渐变成了一个个枯燥的名字，不说成王败寇吧，肉体的死生也很重要，历史不仅在成功者一边，有时候也在长寿者一边。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向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复谁知，这是反着说了。而许多“当初身便死”的，恰恰可能是后来的盖世英雄，这里要说的邓演达不知可不可以算一个。每当我路过愚园路483弄愚园坊，便会想起那个留在烈士名单上事迹却逐渐被时间湮没的壮士，想起1931年8月的那个天气渐凉的下午。弄口不远处那两株盘根错节的前梧桐树时代的皂荚树还依然活着，当年被捕从树前走过的壮士却死了。升华到天空中的枝桠上的齿叶，黄了又绿了，现在正是绿意盎然。在探索中国发展道路上，倒下过多少有思想的仁人志士。除了红色的中国共产党人，他们也是泛红阵营的一部分，共产党的成功，一大法宝就是统一战线，这些进步的民主人士正是共产党的同盟军，他们同样为中华民族的复兴孜孜以求。

从欧洲回来“准备牺牲以赴”的邓演达将“中华革命党”改称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其基层组织遍布14个省市，并拟定了《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政治思想和经济外交社会文化教育政策，其中明确指出：中国社会的历史前程“从较远的将来是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平民夺取政权，则必能运用国家力量，进行国营及公营的大规模产业建设，防止私人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生产，实行产业社会化，向社会主义过渡。这种过渡的经济组织，叫做国家资本主义。”《政治主张》堪称“第三党”纲领， 对中国的社会结构、历史前程、奋斗目标和革命手段，以及具体实施的方案都做了详细的阐述，既表达了邓演达本人的思想和观点，也反映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全体的共识，在当时的社会上具有很大的感召力和影响力。政治主张一旦成为组织共识，曾经担任过黄埔军校教育长并享有崇高威望的邓演达便开始通过黄埔军校革命同学会和陆军学校、保定军校出身的军人策划反蒋军事活动。为了准备干部，专门举办了培训班，只等训练一结束，邓演达便准备亲赴江西的陈诚第18军驻地发动起义。

今天的愚园坊483弄12号（原20号）是邓演达被捕处

那天，邓演达来到愚园坊，这是一条建造于1927年的新式里弄，20号是他保定军校同学任援道的住所，邓演达借此作为活动地点，给培训班讲课，却不料被听课不到半小时就伪装肚子疼出去买药，结果溜出会场到龙华警备司令部告密的叛徒陈敬斋（此人解放后被枪毙）出卖，一同被捕的还有11人。

密探从愚园坊弄堂押走了邓演达

邓演达被捕后的照片

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被蒋介石当作共产党人通缉，随鲍罗廷一行前往莫斯科，与第三国际、联共（布）负责人接洽，并见到了斯大林，据曾亲自陪同邓演达到克里姆林宫会谈的章克回忆：

斯大林同邓演达会谈，从晚上八点钟一直谈到凌晨两点钟，并给了邓演达难得的礼遇，会谈结束后，斯大林一直把他送到外面的门口，在会谈中，斯大林曾建议把邓演达树立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邓演达坚决反对，因为他根本不是共产党员，但是斯大林对此并不介意，只是简单的回答，这可以让共产国际设法安排。由于斯大林的意见并没有被邓演达所采纳，从此斯大林对邓演达产生了成见。

随后，邓演达应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米夫邀请，向学生作报告，讲到中国革命者应该分析他们自己的处境，并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同苏联保持亲密的同盟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遭到部分听众用开关电灯和脚跺地板起哄，邓演达认为苏联并非久留之地，并担心苏联会对他的人身安全做出不利行动，遂在一个深夜，由俄国朋友护送离开莫斯科，奔向俄国的南部，穿过高加索，经过土耳其移居德国。

1930年2月，邓演达在意大利考察

邓演达和随后也来到柏林的宋庆龄过从甚密，在柏林期间，邓演达不仅自己博览群书，还花很大的精力帮助宋庆龄提高汉语水平。因为宋庆龄在上海读的中小学都是美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注重英语，宋庆龄15岁就远涉重洋去美国留学，因此英语水平比中文水平高很多，她深感提高汉语水平的迫切性，便利用隐居德国的机会，请邓演达做家庭教师，帮助提高汉语，通过邓演达的指导，宋庆龄的汉语水平有了长足进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右）、宋庆龄（中）、鲍罗廷（左）在高加索合影。

邓演达被捕后，宋庆龄自然竭尽全力营救老师，甚至不得不违背自己一再宣称的不求助反动当局的声明，忍辱负重，亲自到南京，由孙中山侍卫副官陪同去找蒋介石，要求释放邓演达，蒋介石耍花招，把事情推在何应钦身上，何又推说只知道邓演达关在南京，但不知道具体地点。

经过多次周折，宋庆龄终于打听到邓演达被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便于11月25日再次专程来到南京，终于见到了邓演达，革命战友加师生之情，两人挥泪而谈，情景悲壮。

读书学习中的宋庆龄

蒋介石本对邓演达怀有“杀之可惜纵之可畏”的矛盾心理，据说邓演达被押解南京时，蒋介石问闻讯前来的谋士戴季陶对此案的看法，戴谋之曰：“可怜的只是这班黄埔同学，他们脱离了共产党，在彷徨歧路上又加入了第三党，他们组织黄埔革命同学会的目的，不过在谋集中自己同学的力量，以求生存，结果却被人利用，这都是由于邓演达的阴谋，想借黄埔力量，谋叛党国，为今之计，对邓演达处置应严，对学生处置则应从宽”，蒋介石深以为然。席间，谈到国内局势时，戴又说：“今日可怕的敌人，不在汪（精卫）陈（济棠），能动摇根基，分散黄埔革命力量的，除邓演达之外无他人”。

此番话，说到了蒋心里，蒋介石心里清楚，他下野后，邓演达很有可能上台，两广及其他派系都不可怕，只有邓演达在其支柱黄埔系军人中和国民党左派人士中都深孚众望，被捕后又宁死不屈，邓如上台很可能动摇他的统治基础，是自己要卷土重来的真正障碍，因此下决心在下野前杀害邓演达。得悉宋庆龄插手邓案，生恐夜长梦多，难以收拾。

1931年11月29日晚上，蒋介石离开南京前，派他的卫队长王世和带领卫士赶到囚禁邓演达的茅屋里，说要把他移居汤山，汽车开到半路，又诡称汽车抛锚，要他下车，邓演达刚走出车门，枪声响起，邓演达倒在麒麟门外沙子岗的血泊之中。

邓演达出身农村，一直关注农民问题，有丰富从军经历，随侍过孙中山，经历过战场的生死考验；吃过洋面包，考察过俄英法德意土印伊拉克等欧亚大陆国家，甚至尝试过北极圈探险旅行，有开阔的世界眼光；博览中外群书，且勤于思考中国道路，很接地气。资历不浅而年富力强（按现在选拔干部的标准，履历堪称完美）。可惜一代可能影响中国未来命运的英豪，因为自己的坚定信仰，竟然惨死于枪口之下，年仅36岁，痛哉悲乎。

1926年7月，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时的邓演达

北伐中，攻打武昌城，邓演达在前线指挥战斗，被称为“攻城司令”，左为苏联顾问铁罗尼，右为郭沫若

12月14日，宋庆龄从何应钦的部下得到邓演达被害传闻后，第三次赶赴南京见蒋介石，对蒋说：“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和你们调解，你把邓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谈”。蒋介石沉默不语，宋庆龄又追问：“如果你觉得在这里谈不方便，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再三人一起谈。”蒋仍默然。最后，宋表示一定要见邓演达，蒋才不得不说：“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庆龄闻之勃然大怒，一把掀翻茶几，蒋急急逃上楼去，宋愤然返沪。连夜用英文奋笔疾书，写出了著名的宋庆龄宣言，译成中文，在上海《申报》上发表，开宗明义指出：“当作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促成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因此，我不得不率直地宣布，既然组织国民党的目的是以它为革命的机器，既然它未能完成它所以被创造起来的任务，我们对它的灭亡就不必惋惜。”从此和国民党决裂，不再以国民党左派的身份进行革命活动，这是宋庆龄政治生涯中的重大里程碑。

至于邓演达和毛泽东等共产党人的关系，也非常特别。早在第一次赴德考察时，邓演达就和朱德成了知心朋友。大革命时期，邓演达和毛泽东分别是国共两党负责农民运动的领导人，毛泽东是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邓演达曾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在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内部，他们并肩战斗，协力领导全国的农民运动。

邓演达和毛泽东同框

周恩来说：“邓演达在讨论土地问题时，他和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一致”。毛泽东也说：“大革命时代搞农民运动，陈独秀、彭述之不同我合作，倒是邓演达肯同我合作。”1926年冬，国民党中央决定创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邓演达被任命为分校校长，他亲自邀请毛泽东、周恩来、李立三等来校讲课，与军委常委、政治总教官恽代英也关系密切。1927年3月。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上，邓演达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亲自与毛泽东在武汉领导创办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与毛泽东等共同担任农讲所常委，领导该所工作。邓演达还与毛泽东领导组织了中华全国农民协会，毛泽东、彭湃、方志敏等共产党员都担任协会委员。值得一提的是邓演达一直关注中国农民运动，他在1927年的一篇文章中就曾经说过：“中国国民革命成功的重要条件，在农民的解放。”“中国被压迫的农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中国的革命，就应该有代表这百分之八十以上劳苦民众要求的实在性。”“辛亥年革命失败的结果教训我们：如果我们的党，不能够把实际的利益给广大的痛苦群众，尤其是给农民群众，革命一定是要失败的。” 邓演达的农民理论和毛泽东的农民理论有很大的相似点，对于农民运动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估计基本一致，在关于组织农民武装农民建立农村政权的问题上，邓和毛也提出了一系列解决的正确方针和步骤。当然在具体策略和方针政策问题上，也有不同点。

关于农村土地问题，毛和邓既有共同点，也有不同点，毛泽东主张解决农民问题主要是贫农问题，但邓演达反对采取无条件没收土地的方法，他认为，经济制度的转移，单纯的用消灭的方式是难以奏效的。尤其在中国，以小农制为主，农村内部相当复杂，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土地集中的情况是不同的，因此，简单的没收政策不符合中国的经济结构，会给农村生产力的发展造成破坏，不能立刻加以实现，他强调“土地的重新分配及管理必须由革命的政权机关去实行”。邓演达设想平民掌握政权以后，由省、市、县乡各级会议进行土地的重新分配与管理，着重运用政治的手段，而不是没收的方式，去进行土地再分配。

而毛泽东通过考察湖南农民运动，得出的结论是：农民问题是一个贫农问题，贫农“合共占乡村人口的70%，没有贫农阶级，决不能造成现时乡村的革命状态，决不能打倒土豪劣绅，完成民主革命”。这就把贫农问题突出了出来，为发动和领导农民提供了更具实践性的方向，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建立革命政权结合起来，更具有现实力量。。

尽管邓演达也曾反对共产党，但共产党人对这位人格高尚的进步人士仍很尊敬。寻求改造中国的革命真理是邓演达的终身报负。他在第一次赴德考察时就曾经说过：“我此次辞去一切来德国，也就是因为要研究革命的道理，并且研究使老百姓明白革命道理的法子。”

无数仁人志士不惜流血牺牲探索中国的发展道路，这里面，也有邓演达的一泓热血。历史，正是在这种不断试错和相互纠错中前行的。邓演达因为过早被害，没有实践他的理想，但他是政治家中的真君子，正是这一点，得到了周恩来、宋庆龄等“人格高尚”的共同评价。

择生，是邓演达的字，他选择的生命之道，尽管短暂，却名列中华民族英烈谱。。

愚丸小链接

愚园路民主党派活动简略记事

■1930年8月19日 由邓演达任总干事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愚园路愚园坊20号设机关总部。

■1931年8月17日 邓演达在愚园坊20号（今愚园路483弄12号）给干部训练班作报告时，由于叛徒陈敬斋告密被捕，同时被捕的有10余人。

■1946年2月20日民盟在沪中委和部分盟员在愚园路749弄31号举行茶会，民盟中央常委黄炎培宣布成立民盟上海市支部筹备委员会，推定沈志远、黄竞武为召集人。

■1946年5月农工民主党的前身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由重庆迁沪，中央机关即设在愚园路联安坊11号。

■1947年1月6日至10日中国民主同盟民盟一届二中全会在联安坊召开。张澜主持会议并致开幕词。出席会议的民盟中央委员有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史良等著名人士。

■1947年2月3日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在上海愚园路联安坊11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决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上海市党部成立于此，机关也设在这里。

联安坊11号（现5号楼）被称为“民盟楼”

■1949年5月中共地下党吴克坚在新华村1号董竹君住宅密晤杨虎营救张澜、罗隆基。

■一度任民盟主席和民主建国会发起人的黄炎培曾居愚园路749弄31号。民盟中央主席沈钧儒曾居愚园路1292弄51、53号。民盟副主席、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曾住愚园路联安坊11号。被国民党杀害的民盟会员李公仆曾居1376弄亨昌里24号。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曾寓居愚园路1015号花园洋房。

作者简介

徐锦江

城市文化研究学者。著有《愚园路上》《愚园路》《愚园路•百年纪念版》，辟上海路史研究一格，上海电视台据此改编成三集纪录片。

原标题：《为什么他是蒋介石必杀之人，连宋庆龄求情都不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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