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租界法租界华界，老三界之外，上海第四界是指哪里？

2020-10-25 10:00

上海

华界、公共租界、法租界，堪称“老三界”，产生的后果是“一市三治”。但除了此三界，其实还有鲁迅先生《且介亭杂文》所说的“半租界”（且介为“租界”二字的一半），即“越界筑路”地区。

在愚园路某一条弄堂的弄口，有一块被砌进墙角的花岗石，上面隐隐约约能看到漫漶的英文字迹，但难以辨认了，据看见过的人说，它的另一面有更清晰的英文字母，经推敲，可能是一块界石，或界石的部分。这块界石何以流落到此，已难以查证，好在石还在，可以作为当年这里曾经是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地区的注脚。所谓“界石”，是指上海公共租界为确认道契或地产分界而树立的分界标志。据薛理勇先生估计，上海还能找到的界石已不足百方。

愚园路某弄口的界石

愚园路的一大历史地理特征是“越界筑路”，在开讲座时，说到这一概念，一些听众往往一头雾水，有闻所未闻的迷惑表情出现，必须逐词逐字解释，“越南”的“越”，“租界”的“界”，就是越过租界筑的马路，也叫“界外马路”，方有所明白，写到纸面上就容易理解得多了，但对越界筑路所形成的“界外马路”，其特定的丰富内涵，非专业人士，恐怕了解得也不会太多。真要将“越界筑路”的历史和内涵解释清楚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旧版《上海通史》各章节中虽对此有片段论述，却达不到专精深入的程度。有一次与历史学家熊月之先生说及，他也颇以为然。

越界筑路，顾名思义，就是租界当局越过原有租界界址修筑的道路，从1860年代起至1930年代，两租界或以军事原因，或以开设、维护公园、跑马厅等休闲场所名义，越界筑路。工部局或公董局设置巡捕对这些道路进行管理，竖立电杆，钉定门牌，维护治安，向沿路居民征税，使得这些地方成为租界的附庸。鲁迅先生有一段时间即住在越界筑路地区，这个地区有“半租界”之称，出于讽刺，鲁迅将“租界”二字各取一半，称之为“且介”，出版了《且介亭杂文》。

其实，越界筑路与租界面积扩充，有联带关系。我们可以以静安寺路和愚园路为例，来分析一下这个过程：

1853年至1863年间，为防御太平军，由戈登（就是我们小学历史课本中那个被清廷雇佣，最后被太平军毙命的“洋枪队”头子）令筑许多界外军路，如徐家汇路（今华山路）、新闸路、马霍路（今黄陂北路）、极司非尔路及愚园路最东头的那一小段等，军事结束后，由工部局负责管理，并修理为“马路”。越界筑路，即以此为藁矢。

1862年，为跑马所筑的静安寺路，因为收入日益减少，不足修整开支，该路股东遂开会通过议案：如果工部局担保将来能不收捐款而对道路加以修整，则股东愿将此路永远交给其管理。此议由“静安寺路管理委员会”致函工部局。工部局鉴于其市政管理范围限于租界界内，对于接管静安寺路一事不得不暂行搁置，但觊觎之心早已有之，且不但对于静安寺路了然于胸，而且因静安寺路想到了太平军进攻上海时筑在租界外的那几条军路，只是还需要借助于租地人年会这个名义上的“法律形式”。所以问题提到4月18日的租地人年会时，工部局主席W.Keswisk马上表示赞同提案：“此等路实为居留地之咽喉，倘不维持良好，则西侨社会之健康，当受损害”（《费唐报告卷三，页三》）。所谓的危及健康，是因为西人视西区郊野为呼吸新鲜空气，亲近大自然的“肺部”之所在，同西方19世纪因传染病而起的郊区化运动也有一定关系。用今天的田园城市生态观念来看，话不能说完全错，但却说错了地方，在他自己国家说就对了。为了西人社会的健康，而肆意在一个主权国家扩展“国中之国”、“市中之市”，也是滑天下之大稽。然而，在一个自身无力与外强抗衡的国家，也只能逆来顺受了。

结果，租地人一致为其“健康”着想，主张接管“上海的肺部”，并通过议案：“兹授权继任董事会，以并无欠款在外者为限，接管吴淞、静安寺及周围诸路，并善为修整”。

根据这项决议，工部局便不问道路地基是否为华人私有，开始接受界外道路，这当中，便包括了静安寺周围当时还没有命名的愚园路最东边一段。

工部局扩充租界的理由始终围绕着西人的“康健”且越来越奇特。

1895年的工部局报告中有如下一段记述：

见于界至以内及其邻近华人人口增加之状态，粉厂、丝厂，与正在创设之同性质工厂之数目，以及此后房屋居民二者自必然有增无已，现有界至以内可供应用之地位势非拥挤不堪，决不足与此种扩张以相当之适应，此乃显而易见者，而外国居民常与数额众多之华人贴邻相处，复足危及其康建，吾人不容或忘。

说得直白一点，就是嫌中国人脏乱差，影响西人的健康。抢住到别人家的地方，却嫌别人家脏，这是殖民者的无厘头逻辑。然而，相对于具有先进市政管理的西方文明，脏乱差却又是事实，霍乱等传染性疾病在当时也确实致死很多人。

吊诡的是：当地官员缙绅对于扩充计划居然绝少或毫无反对，华人地主阶级甚至对之尤表好意。因为纳入越界筑路区域的一大好处是地价上涨，“土地经收买或割让以充建路之用，地主能获得优厚之地价。余地之价值，亦因开辟道路之结果而高涨”。同时就业机会增加，促进货物流通。按照熊月之先生的研究：“建筑道路之实际工作，给与各乡民以有酬劳之役使。道路筑成之后，交通更形便利，使农产物，得运至租界市场发售”。从市政管理而言，越界筑路两侧居民，受租界巡捕管理，缴纳相关税款，享受市政利益较多，如求医、入学、公园游览、卫生条件有所保障及其他隐性利益等。仅以愚园路附近为例，越界筑路以后，工部局在市政事业方面于今静安公园处建成静安寺外国坟山（1880年左右）

静安寺外国坟山内林荫道

于愚园路172号（今号）设立了静安寺巡捕房（1901年）

1901年建的静安寺巡捕房

于愚园路白利南路极司非而路之间筑成了兆丰花园（又名极司非而公园，1914年）、于愚园路41号设置了静安寺邮政支局（1917年）、于愚园路地丰路转角筑成了静安寺救火会（1922年）、于愚园路70号地丰路口西首筑成了西区西童女学（1923年）等。上等华人觉得地皮上涨有利可图，同时也向往租界管理的现代生活，因此置民族利益和尊严于脑后。中产阶层和开发商更是闻风而动，纷纷在愚园路等越界筑路地区购地建房。于是工部局得寸进尺，变本加厉，决定将原已扩充的界至再加扩充，再次致函领袖领事，说：

工部局上次致函贵领袖领事讨论租界扩充问题以来，至今已历十有八月，在此时期中，作为工商业中心之上海之发展，华洋人口至大增，可供建筑地位之不断填塞，其速率且更胜于1895年至1896年工部局董事会所预计。工部局1896年1月函中所运用之诸论点，因尔时以来所生之发展而倍增其力，现在界至以外足用道路之迫切需要，现有大道上华人车辆通行是巨大窘迫，工人之拥入租界及其邻近者为数续增，此种新近住民地带卫生及警察管理之显然必须改良，最后，因目下地方政府（指工部局）治下面积有限，各种居住设置之成本业已大增。

从人性的角度看，先进的、好的东西总是令人向往的。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正如马克思所说：“恶”有时也会起到推动历史发展的杠杆作用。为国人挽回尊严的是法租界在扩充至徐家汇途中两次（1863/1898）因触及宁波人附有义冢的四明公所而遭到强烈抵抗，酿成血案，又因英法间的矛盾和当时道台蔡钧的力争而未能如愿，但1894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清政府彻底丧失了招架之力。原来的越界筑路，包括今天百乐门位置在内的愚园路一段在1899年都被悉数收入囊中。

愚园路上建于1928年的英式西园公寓

但是，在向世界开放的环境里中国人也在逐步觉醒。尤其是清朝灭亡之后。1919年，中国代表在巴黎和会中对于租界及扩充有如下陈述：

起初租界扩充经取得中国政府之许可，当后来不获再得中国政府同意时，租界警力之伸张，均用狡窃与不法的方法，其一由工部局在界外私自购得土地，以为通路，次则静静筑成一路，包入好许地面，再在该地面上加筑各路。互相连络，并与租界原有马路相接，然后派出警察，逡巡此等新路，并树以工部局界石为志，自是，毫无惊扰，此等道路与地面皆由租界警察管治；且工部局之水，电，电话等，亦供给该处之居民。依此方法，租界的界线向前伸展，几乎觉察不着。

道理很简单，整个地盘占不了，就占领主要的交通要道，越界筑路。明的抢不了，就暗偷。至五卅运动，越界筑路因为中国政府和民众的强烈反抗而基本停止。

据沈梦晴《越界筑路与近代上海城市变迁》一文研究，到1926年，公共租界工部局共越界筑路56条，总长116157.8米（不包括长度不明的麦根路与安和寺路）。到1914年，法租界公董局共越界筑路34条，总长48513.9米。两者相加，两租界到1926年共越界筑路90条，共长164671.7米。其中最长的是虹桥路（9999.50米），最短是汤恩路（40米，今哈尔滨路）。通过半个世纪的扩张，至1930年，最终形成的公共租界越界筑路区域面积共47540亩，竟然比同期公共租界面积（33503亩）大14073亩，是同期公共租界面积的1.4倍。成为名副其实的“第四界”。

愚园路始筑于1862年，毕工于1918年，全长2275米，是一条典型的公共租界“越界筑路”而成的马路（东头一小段后划进租界）。越界筑路区域原都是城市化不充分的区域，愚园路所处就是一个典型的江南水乡，附近流经的水系有西芦浦、姚家浜、田鸡浜、涌泉浜、柴场浜、永源浜、诸安浜、清水浜、蛛丝港、曹家堰、陆家浜等十多条，可谓蛙声一片，水网密布，故西人以为郊游之地。按照《费唐报告》调查，“工部局界外马路所及各区，在该局取得土地以筑马路之时，大部份纯为乡村性质，在前述发展时期之最初四十年内，即约至1906年止，各该区域，除有寻常之半家族式地方治制，以适应华人各乡村及各乡民之需要外，中国官厅并未为其图设任何行政制度。”外侨希望延展他们的活动空间，有许多文化、生活设施设在越界筑路区域。不仅外侨，盖姆威尔在《中国的门户》中也描绘道：“静安寺路上那些最豪华的住宅中有些是有钱的中国人的。舒适的下午或傍晚，一辆接一辆的汽车穿梭于宽阔平整的马路上，驶往豪华的郊区，车中满载着寻欢作乐的男男女女的中国人。”

上海史的研究无异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从宏观到中观，直至微观的研究书籍可谓汗牛充栋，“本土派”和“外来派”相得益彰，有关公共租界、法租界和华界都有专著专章专辑专文论述綦详，不烦赘述。但在愚园路的历史研究中，我发现越界筑路地区，作为“第四界”，其特殊的历史地理特点值得各路学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正如熊月之先生为我所编著的《愚园路》一书所作的精辟概括：越界筑路是近代上海所有、其他城市所无的奇特历史现象。因越界筑路而生的越界筑路区域是近代上海特有、其他城市绝无的诡异区域。它不同于租界，也不同于华界，地价较租界廉而较华界昂，治安较租界差而较华界优，故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每每介于租界、华界之间，又往往兼而有之，其人事常常较租界、华界更加复杂。

愚园路因此成为一个被多方势力利用和中外政治角逐的复杂空间。汪伪时期更是城市软肋。因为越界筑路带来的警权模糊，多管多不管，所以愚园路一带曾既是沪西歹土，又是谍战乐土。汪伪“76号”特务绑架、军统暗杀、共产党的地下斗争、民主人士的秘密活动，甚至国际情报交换，都得此天时地利。据作家孙树棻描述，原来越界筑路的“准租界”地区和正式租界有所不同，马路两边新造起的弄堂和洋房都归租界巡捕房管辖，但马路边那些腹地的原来居民却仍旧归中国地方政府管辖。唐振常先生主编的《上海史》里说：甚至奇怪到在这些“越界筑路”地区，“租界当局只负责马路治安，对马路两侧无权过问。特务在这里作案，只要往路旁弄堂里一钻，租界捕房便无奈他何。正是这种畸形的行政划分，为特务们为非作歹提供了方便”。孤岛期间，这片土地上更是形成了多重政权和多重警权。孙树棻描绘：汪精卫在上海的公馆（原王伯群住宅，今长宁区少年宫）位于该地段的中心，一座阴森森的巨宅，一度变成了实际上的城堡，大门两侧配备着机关枪，并有驻守着华、日警卫的值班室。“汪日密约”也在此弄签定。

当年的沪西歹土舞厅

日伪势力进入沪西越界筑路地区不到半年，不足20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毒窟、赌场、淫窝，加上“76号”带来的暗杀、抢劫、绑票、勒索，生生把这里变成了魍魉世界。《大美晚报》一篇发给世界各国通讯社的长篇英文电讯中，在列举大量事实后，对此结论为：“歹土”。沪西歹土由此得名。

当年的沪西歹土赌场

而愚园路上频频发生的暗杀事件（见《愚园路上》公号文章所附大事年表），可以说是一个注脚。仅就愚园路上马海洋行所监造的一条建筑漂亮但不太起眼的和邨弄堂而言，据上海纽约大学顾蓓蕾老师和其他资料考证，就发生过两起有案可查的暗杀事件死掉4人。

1940年1月21日晚18点，汪伪特务谭文质与其妻谭淑仪，及杨国栋三人在愚园路611弄和邨8号三楼家中用餐，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队两名队员冲进其室内后，以迅猛之势，用利斧将谭文质等三人砍死。1941年3月16日，苏浙皖统税署的首脑盛绶臣，被六名武装中国特工开枪击倒在愚园路和邨家门前的小车内。无怪乎此弄的一幢房子要被人视为“鬼屋”。因为歹土的治安缘故，包括张元济在内的很多人名人不得不买掉了愚园路附近的房子。

今天的愚园路611弄和邨祥和景象

美国学者魏斐德高度概括说：“沪西无主地带——歹土的非法娱乐，既是对无法摆脱的社会紧张感的暂时逃避，又是一个分裂城市在外人统治下溃烂的持续标志。”

好在随着抗战结束，这里又恢复了平静。

熊月之先生说：愚园路是近代上海诸多越界筑路中尤为奇葩者。这种租界与华界结合、交错之处，本来就是治安管理相对薄弱的缝隙，再加上公共租界与汪伪区域的结合、交错，于是，这里的文化内涵、历史文脉便与别处大不一样，众多人事在别处必遭“岂有此理”之讥，在这里便“竟有此事”。于是，人们在这里，既能看到文人雅士的闲情逸致，维新志士的激昂慷慨，外国侨民的奇异身影，爱国志士的锄奸壮举，也能听到商贾政客的匆忙脚步，舞厅赌场的特有喧闹，共产党人的爱国宣传，还能感受到上海演变在这里反映出来的阵阵脉动，历史沧桑在这里留下的串串印痕（如有读者对详情感兴趣，可参阅拙著《愚园路》百年纪念版）。

《布尔塞维克》编辑部所在亨昌里

的确，特殊的地理环境，也为中国共产党人和民主人士所利用。解放之前的上海地下党活动，包括中共地下党领导人刘晓、刘长胜、张承宗等都居住于此。他们的活动点和住宅弄堂或前后左右相通，或隐有小门，便于紧急疏散。更早前庆云里的“苏准会”旧址，亨昌里的《布尔塞维克》旧址，以及可以从愚园路和江苏路两头穿入的上海局机关旧址莫不如此。

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而言，特殊地理成就了特殊历史，特殊文学，特殊经济和社会活动。研究愚园路，“越界筑路”是首先绕不过去的一个特质。而研究“一条道走东西，两边路故事多，警权常常三分，弄堂四通八达，人员五方杂处”的愚园路，也可以为上海第四界的“越界筑路地区”研究提供一个很好的范本。

（本文愚园路水彩插图均为陆军先生所作）

作者简介

徐锦江

城市文化研究学者。著有《愚园路上》《愚园路》《愚园路•百年纪念版》，辟上海路史研究一格，上海电视台据此改编成三集纪录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