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是王安石一千年华诞。一千年来，围绕王安石的争议似乎从未停止，他究竟是“一世之伟人”还是招致“靖康之祸”的祸首？他给后世留下了怎样的政治遗产，又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宋代以后中国历史的进程？为了厘清上述问题，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特别推出“千年王安石”专题，邀请多位宋史学者从政治、文学、哲学等层面多维度展示王荆公的面貌，以飨读者。
理财与人才
邓广铭先生《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有一段饶有趣味的论述：
还应在这里作为特别重要的事项加以提出的，是王安石在《言事书》中所表述的有关“理财”的原则性主张。从表面的形式上看，这个原则性主张在《言事书》中并没有占据重要地位，它只是在论述政治人才的“养之之道”中主张“饶之以财”的项目下才被提出的。然而，就这一原则性主张的实质及其在后来王安石制定和推行新法时所起的作用来看，其意义及其重要性却是绝对不能低估的。（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35页）
这段论述的特别之处在于，在坚持“理财”是王安石变法核心的同时，邓先生以史学家特有的直白指出，“理财”在王安石《言事书》论述中处于非常边缘的地位。
这里的《言事书》就是十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篇幅长达万余字，故又称《上仁宗皇帝万言书》。王安石万余言要讨论的并非理财问题，邓先生在这段论述之前已经精辟地总结了《言事书》的核心观点：从“四个方面培养造就能够能胜任的政治、军事、财政、经济等方面的人才，用以改造整个官僚体制，使其能适应变法革新的北宋王朝现实局势的要求”。
如此，邓先生在揭示出《言事书》本来面目的同时，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谜题：为什么在《言事书》中聚焦“人才”问题的王安石，会在日后发动一场以“理财”为核心的变法运动呢？难道《言事书》与王安石变法并没有直接的关系？
讨论这个问题，《宋史·王安石传》对《言事书》的叙述又提供了一个有趣的线索：
安石议论高奇，能以辨博济其说，果于自用，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于是上万言书，以为：“今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嚣天下之口，而固已合先王之政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收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旣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弊，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
也就是说，《宋史·王安石传》是把王安石《万言事》中毫不重要的有关“理财”的论述特别裁剪出来，并且断言这就是《万言事》的核心观点以及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对照邓先生的论述，《宋史·王安石传》对《言事书》明显有断章取义之嫌，这就使得问题变得又复杂了一些：
一、如果“理财”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为何在《言事书》中处于边缘地位？
二、如果“后安石当国，其所注措，大抵皆祖此书”，为什么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理财”而不是《言事书》通篇论述的“人才”问题？
宋神宗与王安石
换一个角度还能进一步推进这个问题的讨论。事实上王安石在熙宁年间有两次罢相，并在第二次罢相之后再也没有回到朝廷。但王安石罢归之后，变法在宋神宗元丰年间及哲宗亲政、徽宗时期继续推行并且不断发展。就这个基本事实而言，王安石在北宋中晚期变法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其实相当可疑，以至于有学者（吴泰）指出：
宋神宗是变法运动的实际发动者和领导者，其所以王安石被视为变法的主角，而宋神宗在变法中的主宰作用却被抹煞，大概同南宋以后，熙宁变法被视为北宋灭亡之原因，人们为当朝皇帝的先祖讳，却把王安石作为主要诅咒对象这一点有一定的关系。（参见李华瑞《王安石变法研究史》，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72页）
无论这个观点是否言过其实，至少20世纪晚期以来，宋神宗在变法运动中的核心地位已经获得学界的共识。事实上“王安石变法”这个后来约定俗成的历史专用名词出自明代的《宋史纪事本末》，用“熙丰变法”取代“王安石变法”的表述已被宋史学界广泛接受。学界没有充分讨论的是，既然“熙丰变法”可以取代“王安石变法”，变法的指导方针岂不是不必从王安石的思想中去寻找？似乎由于20世纪以来对王安石及变法的评价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所以即使承认宋神宗在变法中的核心地位，学界也无意再将王安石与变法有所区别地加以讨论？
如果我们承认王安石本身的改革思想与宋神宗主导的熙丰变法其实存在的某种错位与区隔，又要如何重新理解这段历史呢？有没有可能“理财”只是宋神宗熙丰变法的核心理念，而不是王安石的改革理想？南宋朝廷为了将亡国责任从君主身上推卸掉，才把“理财”提炼成王安石《言事书》的中心思想？当然熙宁时期王安石推行财政方面的变法肯定不是违心之举，但理财是宋神宗而非王安石优先关注的目标也不违背历史常识。可以进一步遐想的还有，在北宋晚期哲、徽两朝的本朝史，真的会把熙丰变法叙述成宋神宗在王安石指导下开展的政治运动吗？难道不应该是在宋神宗的“英明决策”下，王安石积极配合、有效推进才比较合理？
《文会图》
学校改革之谜
如果宋神宗追求的是理财，王安石的理想是造就合格的官僚人才，那么王安石在变法运动中的正常行动，应该是在积极配合宋神宗的理财计划的同时，按照他自己的理想推动贡举学校的改革。毫无疑问，王安石在贡举学校改革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从根本上改造了宋朝的科举制度，包括贡举科目的扩张，进士科考试内容的变革，制订儒家经典解释的标准即《三经新义》的编撰等各个方面。
近代以来，科举改革已经成为王安石研究的固有内容之一，传统史书在这方面也保留了大量的史料。但非常令人困惑的是，传统史书对王安石本人的叙述几乎没有出现科举改革的相关内容。事实上，理学家朱熹对王安石的科举改革有相当正面的评价，这就更突显出否定性王安石叙述中遗漏科举改革叙述的刻意性。比如在对其全面否定的《宋史·王安石传》中，科举改革的内容仅剩下王安石以《三经新义》控制士人思想的一段补充叙述：
初，安石训释诗、书、周礼，旣成，颁之学官，天下号曰“新义”。晚居金陵，又作字说，多穿凿傅会。其流入于佛、老。一时学者，无敢不传习，主司纯用以取士，士莫得自名一说，先儒传注，一切废不用。
而明代《宋史纪事本末》卷三十七《王安石变法》全篇几乎无一涉及科举改革、三经新义，更遑论现代学者仍不甚措意的太学改革（三舍法）。换言之，可能代表王安石真正改革理想的人才政策，在传统的历史叙述中不止是有意削弱了，而几乎是完全抹煞了！
这种现象自近代以来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为王安石彻底翻案的梁启超《王安石传》就辟专章讨论“教育及选举”（第十二章《荆公的政术四》）。但即便如此，相关的讨论似乎也局限于科举制度的合理性与人才的培育。就个人的研究经验而言，有关王安石太学改革（三舍法）及其对社会结构演变影响的讨论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
宋代社会史研究中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现象，即南方地方士人社会的兴起与王安石开创的太学三舍法有着密切的关系。三舍法是以学校取代科举成为选择官员的制度，王安石在太学设立外舍、内舍、上舍三级学制，招生名额向全国开放，升学至上舍并考核合格后直接授予官职。在三舍法以前，科举士人一般都流出地方社会而难以在地方社会沉淀下来。通过太学三舍法，一批地方士人在获得仕宦资格之前就形成了京城学习与交际的重要经历。其中相当一部分士人最终没有机会出仕，他们回流到地方社会后，太学经历成为他们在地方社会重要的文化资源。在历史叙述中，很多从太学三舍法获益的地方士人自述在学术上倾向于程颐洛学，但如果没有太学三舍法，他们很难有机会了解京城的学术动态，倾向洛学也更有可能是理学兴起后的追述。因此，太学三舍法是地方士人阶层及家族兴起的重要契机，促进了地方士人社会的形成。
但一般认为王安石的科举改革倾向于国家力量的扩张，那么太学三舍法与地方士人社会兴起的关系究竟应该如何理解？是王安石贡举改革的本有之意还是意外效果？地方士人社会的兴起是王安石贡举改革的产物还是程颐理学影响的结果，抑或只是不受制度或文化因素制约的总体历史趋势？对我而言这是理解王安石的另一个谜题。
今年是王安石诞辰一千周年。王安石无疑是宋代涌现出的最重要的历史人物，非常值得今人纪念，他的精神遗产与政治遗产的合理部分也仍值得我们发掘与传承。但所有这些活动，都需要建立在对王安石本人及其经历的那段历史的准确认识的基础之上，而宋史叙述其实经历了反复的遮蔽。如何揭开层层的遮蔽，仍是摆在当前宋史学界的重要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