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沈从文从湘西军队中离开，只身一人去北京闯荡。
当时这样的青年有很多，都是受新文化运动的感召，怀揣理想来到大城市，很快就遭到现实的无情打击：没有稳定收入、考不上理想的大学，最开始的一年几乎熬不下去。
1925年，沈从文结识了境况相似的丁玲，没想到还被鲁迅误会了。
(沈从文(左)和丁玲(右)还不熟的时候，就闹出一场乌龙)
那段时间，丁玲的好友病逝，做各种事情都不顺心，用她自己的话，“常常感到这个世界是不好的”。
苦闷之中，她想到了鲁迅。
作为当时的文坛大家，鲁迅的知名度和社会地位很高，也常常对陷入困境的学生伸出援手。于是丁玲给鲁迅寄去一封信，里面详细陈述了自己的境遇和困惑，希望得到指点。
鲁迅在日记里记载过“得丁玲信”，却并没有做出回复。
多年后丁玲得知，鲁迅收信的时候一位在京报馆任职的编辑在身边。对方说，这信是沈从文化名写的，他一下就能认出沈的笔迹，都是“用细钢笔尖在布纹纸上写的这种蝇头小楷”。
还有一个说法，是鲁迅拿到信后请两位编辑帮忙打听丁玲是谁，结果得到的答案是“笔迹上看很像沈从文”。就这样，鲁迅误以为是沈从文冒充女人向他写信求帮助，极为生气，也对这个年轻人有了恶感。
(沈从文的“蝇头小楷”)
沈从文不久后得知自己被鲁迅误会了。作为一个刚刚开始接触写作的青年，被新文学最有成就的作家如此看轻，无疑是盆当头冷水。
后来鲁迅知道丁玲确有其人，表示“没有回她，倒觉得不舒服”，但对误会沈从文却没多说什么。
沈从文在后来的一篇文章里也轻嘲：“丁玲女士给人的信，被另一个自命聪明的人看来，还以为是我的造作。”误会虽然清楚了，但双方心里都多少有些介意，这之后的日子里，沈从文和鲁迅再无交集。
所幸1925年的沈从文，写作热情没有被轻易浇灭。虽然底子不厚，但他还是凭借自然质朴的文风，赢得了徐志摩、胡适、叶圣陶等名家的青睐，徐志摩对他的作品尤其看重。
刊载沈从文的早期作品时，他还曾在文后付了一段《志摩的欣赏》：
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
作者笔真像是梦里的一只小艇，在波纹瘦鳒鳒的梦河里荡着，处处有着落，却又处处不留痕迹。这般作品不是写成的，是“想成”的。
(1925年的《晨报副刊》。随着徐志摩接任编辑，沈从文的作品越来越多地刊登在上面)
随着文章越来越多，作品越来越成熟，沈从文开始在文坛站稳脚跟。
其间不乏批评的声音，质疑他文体“轻飘”，“都是和平的称颂，赞美得使人有几分疑心这不是中国，混战下的中国领土”，但他的名气依旧越写越大。
只1934年一年，沈从文就发表各类文章40余篇，其中包括分散发表的《湘行散记》，还出版了6本小说文集，包括《从文自传》和《边城》。
一边教书一边创作的过程中，沈从文赢得了许多年轻学生的爱戴和尊敬。汪曾祺就说，自己的写作风格受老师沈从文影响很深。
1937年抗战爆发，他在家乡高邮附近避难时，除了携带备考大学要用的教科书外，就只带了两本课外书，其中一本是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还有一本是《沈从文小说选》，就是这两本书让他“对文学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兴趣”。
后来汪曾祺如愿以偿考进沈从文任教的西南联大，两人接触增多。无论是文学创作还是为人处世，沈从文都给了他许多启发，这一点在作品中就可见一斑。
如果说《边城》是对湘西的怀恋故事，《大淖记事》和《受戒》则充满了对高邮的亲切回忆。汪曾祺不仅学到了叙述和人物塑造的技法，还从老师那里承袭发扬了对故土的爱。
(汪曾祺(左)和沈从文(右))
建国后的相当一段时间，沈从文逐渐被国内淡忘，对其作品仅有的关注也以批评为主。
汪曾祺从1980年代到1990年代末，复出文坛时陆续写了十余篇解读沈从文的文章，为老师正名。
对他来说，做沈从文的弟子一直是件值得骄傲的事情，而随着时间推进，沈从文的作品开始享誉国外，在国内也得到再次关注，如今再来评价他，已经是“乡土文学之父”了。
面对批评和中伤，沈从文曾在《一个人的自白》中写道：“一切都在‘微笑’中担当下来了……这微笑中有生活全部屈辱痛苦的印记。有对生命或人生务必深刻的悲悯。有否定。有承认。”
(晚年的沈从文急流勇退，从文学创作改为文物研究)
没有因为成长过程中的屈辱成为一个自私狭隘的人，沈从文反而靠着这份心境，营造出了自己的文学世界。他的作品经历了时间的洗礼考验，长久地浸润人心。
这份成就，就连鲁迅也真心承认：“自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茅盾、丁玲女士郭沫若、张天翼、郁达夫、沈从文和田军大概是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
在鲁迅说出这段评价的11年后，沈从文在《学鲁迅》一文中也如是评价道：“于乡土文学的发轫，作为领路者，使新作家群的笔，从教条观念拘束中脱出，贴近土地，挹取滋养，新文学的发展，进入一新的领域”。
也许文坛中会有种种误会和不快，但最终作品总能让人握手言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