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

　　我为什么热衷于中西文化交流

　　1980年，51岁的英若诚第一次出国。先去伦敦，又去美国访问了几所大学。他是陪曹禺同去的。后来，他对自己的传记合作者、美国杜克大学教授康开丽女士说，“头一次出国一开始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后来又时常陷入内疚之中，因为国人中能够亲眼看到外面世界的人太少，也因为国外物价太高，我们花这么多钱感到不自在。”

　　他和曹禺都喜欢喝一口，但他们每人每天只有1美金的零花钱，连一瓶啤酒都买不起。于是有一天晚上，他跑出去买了一瓶发酵的苹果汁拿回来，与曹禺当酒喝。

　　在美国印第安纳大学访问时，东道主发现了他们的拮据，请曹禺做了一次演讲，英若诚做翻译，学校方面给了他们1000美金作为酬劳。

　　用这笔钱，他买了台德国产的彩色电视机，曹禺买了套音响，他们奋力把这两个大件扛回了北京。后来，他得到机会去意大利拍摄《末代皇帝》，他用剧组给的酬劳买了台热水器，也把它托运回了北京。

　　改革开放后，他精通的洋文终于派上了正经用场，《推销员之死》、《哗变》、《请君入瓮》、《芭巴拉少校》、《上帝的宠儿》都是由他翻译、引进到北京人艺的外国戏。

　　英达的好友阿忆至今记得自己在大学时代，跟同学一起观看话剧《上帝的宠儿》时的情景，“那时我在北大上大二，跟孔庆东一起跑到人艺看话剧，从那时到现在，俺再没有看过如此震撼和精湛的话剧表演！”

　　英若诚把自己认为一流的西方大师之作引进到中国，同时也把中国戏剧文化传播到西方。作为密苏里大学的客座教授，他给美国学生排了两部中国话剧，《家》和《十五贯》。他是当时北京人艺海外影响最大的演员之一，《忽必烈》、《末代皇帝》、《小活佛》、《马可·波罗》等影视作品为他赢得了一大批海外观众。

　　有人把醉心西方文化的他称为“假洋鬼子”，他不以为耻，还让四弟英若聪给他刻了枚“假洋鬼子”的图章。

　　1991年他与《英若诚》一书作者柯文辉有过一次长谈，完整地讲述了自己的“文化交流观”。

　　“弘扬民族文化，并不是取消外来文化。……无论是洋奴、假洋鬼子、里通外国，什么文化侵略、黑干将之类的帽子都吓不倒我。……关门主义是代替不了艺术规律和人类渴望相互理解的规律的，……用艺术去感动朋友比说教更有力。

　　“我们提倡爱国主义，首先要让青少年知道中国与世界的现状，加以对比，祖国才可爱。有的人认为应当把中国说成好而又好，革命灯塔、世界乐园、人间天堂，这便是爱国……这种说法太片面，经不起比较和事实的检验，往往连真正的伟大之处，也被后代轻易否定……

　　“什么叫爱国？就是‘要在他的领域里赢得他的尊敬！’……世界上什么事都有一套公认的规则，不能关上门做皇帝。

　　“我经常遇见双方的无知，我们对外国的无知和外国对我们的无知。……我会点儿外文，能看些洋书。……我看了好些书，对咱们中国有用的书，什么爱森斯坦哪，斯坦尼呀，以至于《推销员之死》、《哗变》哪，我觉得它是外国文化的精华，但是光我一个人知道有什么用？我得让中国人都知道，我得把它翻译出来。直到现在这还是我的动力！”

　　1986年，他从一名股级干部一跃成为文化部副部长，主管艺术院团和艺术院校。曹禺送给他一幅字，“大丈夫演好戏当好官，奇君子办实事做真人。”

　　他同自己的父亲一样，在官场也不失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性。他说自己在官场上看了太多喊着“文艺为政治服务”口号的人，他把这种来自上面的极左势力幽默地称为“左上方”。当副部长的时候，他竭力改变这样的状况。退下来之后，他翻译导演了萧伯纳的名作《芭巴拉上校》，这场戏的第三幕有一句经典台词，父亲对干什么都不行的儿子说，“在这种情况下，搞政治也许是你惟一的出路。”

　　身居高位时，他也没有离开过舞台。1990年6月，他卸任了，锁上办公室的门，交出钥匙，轻快地与同事们握手道别，“欢迎明天到首都剧场，看我的戏。”

　　晚年，他躺在病榻上，严重的肝硬化时常令他陷入幻象，有时他甚至会用英文发表长篇演说。英达、英壮、英宁哥儿几个轮流值守。有一次他对英壮说，“演出快要开始了，咱们对对词儿吧！”还有一次英达刚走进病房，他激动地对儿子高喊，“唉！你来了！他们(护士和大夫)都是外国间谍，我跑不了了，他们把我的裤子拿走了。”

　　神志清醒的时候，他对康开丽说，自己这一生因为会洋文遭了些罪，但是“在我的生命结束之前，回想我的一生，在我所有的经历中，我决不会放弃学习外语的机会，这是我从我祖父、父亲那里继承的财富之一。他们把这个知识分子家庭的重任传递给我。……中国人狭隘的爱国精神在政治危机中被利用。现在国际关系舞台上最重要的事实是：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已不再闭关自守。中国的门已经打开，这是自最高领导层到街上的普通老百姓一致的共识。历史不会再开倒车了。”

　　自由选择的第四代和第五代

　　老英家人才太多，英达他们哥几个成名后，在天上晕了没两天就落地了。英宁说英达跟自己说过好几次，“有时想想我真觉得自己挺牛的，再一想，还是不行，老几辈儿人那种文化地位和历史作用咱还是真没达到。”

　　英宁小时候每每背不下课文，父亲就拿爷爷英千里的博闻强记激励他，“确实觉得自愧不如，还真能起到激励作用。”

　　“不骄，不躁”是英宁总结的家族传统：不骄，是因为跟老几辈差太远了，“不敢骄傲，但求无愧对前贤，这是家族历史给我们的动力。”不躁，是因为打爷爷去了台湾之后，一家人就开始过苦日子。用英壮的话说，“在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抬不起头来，有各种各样的头衔和帽子”。英宁笑着说，“我们英家最艰难的日子都熬过去了，再坏也坏不到哪里去了。”

　　英壮直到上高中才对自己的家史有个比较清楚的了解，“小时候，家里人都不爱说这些，一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个家庭的历史并不光彩，二是怕小孩听了出去乱说惹祸。”

　　小时候他问父母，“我怎么没有爷爷呀？我爷爷在哪儿呢？”爸妈都支支吾吾，后来他写剧本就用这个素材编了一个段子：

　　“我爷爷是怎么回事？”

　　“爷爷？爷爷，当然，一般人都有爷爷是吧。你呢？也应该有。有归有，但是不好说。”

　　英达流落街头的时候，他们家的日子也过得很惨，祖业被挤占，一家四口被撵到一个9平米的小屋里。父母都是双职工，每天下班回家都很晚。他要照顾妹妹，还要做一家人的饭，“据他们说，我7岁的时候自己杀过一只鸡。”

　　1968年出生的英宁是英家他们这一辈年龄最小的男丁，他热情爽朗，心直口快，自封“英氏家族总联络官”。海外亲友回国后第一件事就是给他打电话，“安排吃住，张罗饭局，这些都是我的事儿。”

　　国门打开之后，他们家与海外的亲戚渐渐联系上，“中国人就爱串糖葫芦嘛，家里有个海外亲属，就会一个一个往外接。”

　　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20多年过去，这个家庭已经完全国际化了。他小姑姑英若娴最先去了美国，现在美国从事物理学研究。其后英若勤的儿子英健和女儿英明、英达的姐姐英小乐、英壮的妹妹英凡、英宁的妹妹英悦等人也都出国发展了。

　　英家第五代有十余人，一半以上都在国外成长。英达与宋丹丹所生的儿子英如镔(满族名巴图)已经长大成人，从英国留学回来，也宣布要进入演艺圈。英宁哈哈大笑，“我们这两代最大的特点是让我们老英家从一个文化世家变成了梨园世家。”

　　英达与梁欢所生的小儿子英如镝运动天赋出众，9岁时作为主力和北京“虎仔队”的队友们在加拿大的贝尔首都杯(全球规模最大的12岁以下少儿冰球比赛)中夺冠。

　　英达为了不耽误孩子的前程，干脆把家搬到美国，小家伙现在是芝加哥使命队青少年俱乐部的队长。英达坚信儿子将来能成为出色的职业冰球手，影响力会超过姚明、丁俊晖。为了培养好下一代，他比以前更加忙碌，国内国外来回飞。

　　英壮和英宁还坚守在情景喜剧生产第一线，巩固着英家的文艺阵地。接受本刊采访时，英壮正把自己关在京城一家小旅馆里修改《地下交通站2》的剧本，英宁自编自导的新戏《桂花打工记》今年春节前后也要播出了。

　　英宁在他们家的阳光书房里给记者翻看家庭老相册，书房东面的墙壁上挂着英敛之的墨宝：“文辞清妙世少比，胸次广博天所开。”他笑呵呵地跟老人家开玩笑，要父亲英若识为我们“痛说革命家史”。

　　糟糕的家庭出身、复杂的海外关系让英若识他们这一代很长时间都不敢大声说话。英宁7岁的时候，听到大人们在家里压低了嗓子议论什么事情，小小年纪忽然冒出一句话，让一屋子大人都愣了，“爸，别乱讲，‘文化大革命’不是一次啊，可能还有第二次第三次！” 

　　“现在的环境多宽松啊！他们都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己的天赋去发展，”英若识的总结非常经典，“我觉得一个社会是不是合理，就看能不能让每个人自由地发展。他们是赶上好时代了，我们那个时代是畸形的，现在说‘性格决定命运’，我们那时候哪有这个，什么样的性格都是一样的命运！”

　　(感谢英宁、阿忆提供采访帮助，感谢中信出版社董曦阳提供资料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