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死不择音：邵飘萍的卓绝一生（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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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如其文，文如其人，邵飘萍秉笔直书，不受权贵左右。

1916 年6 月，段祺瑞上台不久，邵飘萍受上海《申报》社长史量才的聘请，进京任特派记者，这次说是偶然实则必然的机会开启了邵飘萍最辉煌的一段人生。进驻北京，权力中心就在身边，这对于邵飘萍来说是梦寐以求的安排。

段祺瑞没有改变中国局面的决心和策略，照旧勾结日本，盘剥中国人民，以参战为借口向日本借款，妄图与日本在中国利益上实现共赢。人民所依靠的信息来源——新闻基本由国外通讯社掌控，国内报纸既看不到事实的真相，又报道不及时。

身处日本的邵飘萍

据曾任北京政府国务院总理的颜惠庆回忆，清末，有一次驻外大使馆参赞周自齐调回外务部，他建议设立新闻处，并推荐颜惠庆来当主任。当时北京有影响的记者全是外国人，包括《泰晤士报》记者莫里森以及路透社、美联社的几位记者，大部分电讯稿由他们写成，外界对中国的了解也来源于此。张功臣在《外国记者与近代中国》中写道：“至1908 年，西方各国传媒在中国派有常驻记者的还只有路透社以及《泰晤士报》《纽约先驱报》三家。”

颜惠庆

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世界各大通讯社才相继在中国建立了稳定的办事机构，如合众社、美联社、哈瓦斯通讯社（法新社前身）等都已进入中国。日本早在1 9 1 4 年便由宗方小太郎在上海成立了东方通讯社，1921 年前后，俄国通讯社（后为塔斯社）也向北京派驻了记者。他国记者掌握本国新闻，这对于一个主权国家来说是极其危险的。外国记者可以根据本国利益任意篡改新闻要旨，煽风点火扰乱政局，亦可歪曲事实，愚弄百姓。长此以往，政府不了解民意，百姓不了解政府，矛盾会越积越深，最终只能导致鱼死网破，任他人坐收渔翁之利。

汉文版《泰晤士报》

邵飘萍眼明心细，很快就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他说：“北京之报纸，几无重要有系统之新闻，愚以他国人在我国有通讯社，率任意左右我国之政闻，颇以为耻，乃首创华人自办之通讯社。”说干就干，北京新闻编译社（文中简称“编译社”）就这样成立了，初址在北京南城珠巢街。这里虽然规模小，人手少，设备简陋，却是国人自己说话的地方。编译社的主要任务是编译外电，也自己采写一些北京通讯。每日19 时左右，将编发的消息油印或复写，由派送员骑自行车分送北京各报馆，并用快件邮寄京外。1917 年，编译社突破了新闻禁区，使内阁会议内容成为每周二、周四、周六的重要消息。阁议大事得以公开，是邵飘萍从阁员那里力争而来的。著名报人张季鸾曾说：“飘萍每遇内政外交大事，感觉最早，而采访必工。北京大官本恶见新闻记者，飘萍独能使之不得不见，见且不得不谈，旁敲侧击，数语已得要领。其有干时忌者，或婉曲披露，或直言攻讦，官僚无如之何也。自官僚渐识飘萍，遂亦渐重视报纸，飘萍声誉，以是日隆。”1923 年，时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的汤尔和认为“中国有报纸52 年，足当新闻外交而无愧者……仅得二人，一为黄远生，一即邵飘萍”。

张季鸾

伴随着风生水起的事业、如日中天的名誉而来的是流言蜚语，有人说他为了金钱，上到政府要员，下到普通百姓，都是他敲诈的对象；也有人说他“交际”和“活动”能力异于常人，为此道中人之最；更有人说他不配谈言论自由。如今邵飘萍已离我们远去，留下的是他一篇篇针砭时弊的新闻稿与新闻著作，更有那北京天桥下抹不去的鲜血。如果说邵飘萍靠耍手段获得新闻，笔者觉得无可厚非，新闻本在于探求现象背后的因果联系，如果不采取一些特别方式，如何突破铜墙铁壁，厘清其中的盘根错节？至于说邵飘萍不配谈言论自由则是无稽之谈，无非是眼红之人的故意诋毁罢了，且不说邵飘萍并没有做出通奸卖国的龌龊之事，即便有些许差池，也更应看到他疾恶如仇、高声呐喊的正义之举，不应拘于小节而耿耿于怀，抹脏一代新闻人的光辉伟业。

邵飘萍之所以能够在新闻界独当一面，是因为他有自己的一套见解与方法。对于采访，邵飘萍认为：其一，“盖政治上、社会上各种新闻现象，皆因人而发生，大半即为各有关系人物之言动。故外交记者必留意当代人物”。其二，“每因新闻记员之一电……使局势根本变化，直接间接影响国势之盛衰，人类之幸福”。其三，“报社之第一任务，在报告读者以最新而又最有兴味、最有关系之各种消息”。要使报纸转变为新闻纸，其重要突破口就是让记者重视采访，亲临一线，据实报道。对于新闻，邵飘萍认为要么不写，写就写大事；开门见山，直抒己见；虽说是通讯，却又夹叙夹议，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邵飘萍坚持自己的方法，一路走来，成就了自己，也扶持了近代中国的新闻业。到1924 年，北京的通讯社已达20 家以上，以致政府重要新闻无一可漏。

1916 年下半年，邵飘萍为《申报》写了250 余篇、22 万余字的《北京特别通信》。1918 年，邵飘萍倡议并与蔡元培、徐宝璜一起创立了“北京大学新闻研究会”（后更名为“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开创了我国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事业。1918 年10 月5 日，邵飘萍创办《京报》，并在编辑部办公室大书“铁肩辣手”四个大字以明心志。至此，邵飘萍的新闻事业有了完整的运营结构，编译社收集、整理新闻，《京报》直接刊印发行，减少了中间诸多环节，也保证了新闻的准确性、及时性。《京报》出版一个月，销量自300 多份陡增至4000 多份。冯玉祥曾说邵飘萍“主持《京报》握一支毛锥，与拥有几十万枪支之军阀搏斗，卓绝奋勇，只知有真理，有是非，而不知其他，不屈于最凶残的军阀之刀剑枪炮，其大无畏之精神，安得不令全社会人士敬服”。

位于北京宣武门外的京报馆旧址

如此旷世之才本应得到上天庇佑，大展宏图，可是天不遂人愿，邵飘萍终究没能摆脱厄运，于1926 年4 月26 日凌晨被张作霖、吴佩孚等军阀下令枪杀于北京天桥，年仅40 岁。关于邵飘萍被害的原因，九十多年来众说纷纭，无一定论，可他用短暂的一生向我们诠释了“鹿死不择音”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