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3月6日是刘东生先生逝世六周年纪念。先生离开我们整整六年了，但所有熟悉刘先生人格和业绩的人们对他的思念和崇敬却与日俱增。为了弘扬他对人类科学的贡献，2009年3月6日国际小行星中心把1997年10月8日由我国发现的第58605号小行星命名为“刘东生星”，当天在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举行了隆重的命名仪式，由钱正英副主席亲自将“刘东生星”证书颁赠给了中国科学院。从此，“刘东生星”每天都翱翔在我们仰望的天空。

2009年3月6日刘东生逝世一周年纪念会上与刘夫人胡长康合影

2008年3月6日刘东生先生不幸病逝，我去家中悼念

我和刘先生是在2000年4月参加第15届喜马拉雅国际会议（15HKT）会前野外考察时相识的。很早我就知道他是我国著名的黄土专家，仰慕已久但只在开会时见过他，未曾近距离接触。那次考察使我对老先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我发觉这位享有盛誉的院士、大科学家，为人却非常谦和、平易而且风趣。

（15HKT）会前野外考察和刘东生在大渡河铁索桥合影

2000年8月与刘东生在斯坦福大学会议招待住所合影

2000年8月刘东生在金门大桥

2000年8月与刘东生以圣安德列斯断裂为背景合影

同年8月在旧金山斯坦福大学召开的第二届世界华人地质科学讨论会上我又和刘先生不期而遇，毗邻而居。会议间歇我们促膝交谈，他向我谈了许多黄土研究的趣事和上世纪60-80年代青藏高原的科学考察，他亲自领导和参加了对希夏邦马峰（1964）、珠穆朗玛峰（1966-1968）、南迦巴瓦峰（1984-1985）的登山和多学科综合考察，特别是1964年张康富在希夏邦马峰5,900m出露的上新世晚期或早更新世地层中发现了现今生长在云贵高原海拔约2,000m的阔叶植物“高山栎”化石，表明现今海拔7,900m的希夏邦玛峰当时高度只有2,000m左右，早更新世后青藏高原快速隆升了3000-5000m。

从此刘东生先生开始涉足青藏高原隆升与环境变化的研究，并把黄土研究作为高原隆升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黄土实际上就是沙尘暴中的粉尘，它如何能够和青藏高原隆升与全球气候变化联系起来呢？

刘先生发现我国黄土剖面所测试的古地磁年龄与磁化率曲线比国外学者所测试的南、北极冰芯与深海沉积的古地磁年龄与磁化率曲线能更加全面、更加系统地反映青藏高原隆升对第四纪以来全球气候环境变化的影响。因而为我国黄土研究打开了一片新的天地，也使刘东生院士和他科学团队的学术成果享誉世界，并且使黄土与深海沉积、极地冰芯并列成为全球环境变化研究的三大支柱。

2002年刘东生院士因黄土与环境研究获得了相当诺贝尔奖金的泰勒（Tyler）国际环境成就奖，评委会成员科恩教授在颁奖词中说：

“正如人类文明的兴衰更替为我们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历史遗痕，自然界沧海桑田的环境变化也在地球上刻下了三本完整的历史大书：一本是完整保存古环境变化信息的深海沉积，一本是系统反映气候变化的极地冰川，而第三本书则是中国的黄土沉积。这三本书是我们认识地球上自然历史、气候、生物变迁的最佳文献档案。”

2001年6月我联系邀请他到吉林大学讲学，校报编辑对他进行专访时我陪同在座，联系前面在斯坦福大学的交谈，就使我有幸了解了刘东生先生从先在杨钟健手下研究古生物，到上世纪50年代后通过对三门峡水库坝址渗漏开始转而研究黄土的始末。

此后八年我们成了忘年之交的学术诤友，受刘先生启发使我从柴达木盆地的研究扩展到了青藏高原隆升和环境的研究。上个月偶而在深圳一书店买到一本2009年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刘东生传》，这是作者白晶对刘先生两个多月的访谈录，文笔很好，栩栩如生地概括了刘东生先生一生的经历。这本书也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了刘东生和他夫人胡长康坎坷而光辉的一生。

2001年6月在吉林松花湖与刘东生、邓金宪合影

刘东生先生1917年出生在东北沈阳郊区的一个村落，父亲是皇姑屯车站的副站长，幼年经历过1928年6月4日的“皇姑屯爆炸案”亲历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学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中学毕业回家那天又恰逢1937年卢沟桥“七七事变”，国难深仇铭刻于心。为了分担国难，他毅然放弃留学美国，而投奔由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主持的西南联大。起初他学机械专业，后受师兄影响和杨钟健文章《论抗战和乡土的研究》的启蒙：“欲爱祖国，必爱家乡，就要懂得家乡的山山水水”而转学地质学。1938年开始了刘先生的地质生涯。

1938年西南联大全班同学野外实习合影，后排左一，为刘东生。

刘强（刘东生之子）博文《记75年前原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的一次地质野外实习考察》提供的珍贵照片记述了1938-1942年间西南联大第一个地学系学生本科班的野外地质实习。班级老师有袁复礼、孙云铸和米士（PeterMisch 德国犹太血统人）等教授，同班同学有刘东生、陈梦熊、韩德馨、穆恩之、顾知微、郝怡纯、陈庆宣、董申宝、马杏垣、池际尚、李璞、涂光炽、谷德振、杨开庆、胡伦积、罗明远、朱之杰、司徒俞旺、赵景德、李广源等。

袁复礼、孙云铸应该是章鸿钊、丁文江、翁文灏这三位中国地质事业的奠基人的学生，当时已成古生物学的大家，正是他们培养教育了刘东生这批抗战时期的学子。而刘东生他们都是在国难当头出于救国、强国的目的而投身到地质事业中来的，是从青年到暮年一生都怀着一颗为祖国、为地质事业献身的火热的心的一代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我国地质学各学科的创始或领头人，他们创立了一整套地质教育和研究的方法、理论，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地质新人，他们身后带出了我国今天整个的地质学术界。无论从学术到道德、人格他们都是我们永远学习的楷模，他们曾经是我国地球科学界的学术栋梁，是一批真正的科学院院士。其中郝怡纯、马杏垣、池际尚、李璞都是教过我的老师，刘东生2000年相遇，晚年又成挚友。董申葆是我大学毕业后任教的长春地质学院院长喻德渊的助理，后为院长，胡伦积是长春地质学院矿床学教授和我同事多年....... 应该说，我们是在他们那代人言传身教下成长起来的又一代人。但愿地质教育与学术研究的好风气、好传统能够薪火相传，一代一代地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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