熟悉中西文化交流史的人，对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他是意大利人，16世纪末来到中国，在中国生活了28年，最后葬在这片土地上。作为天主教耶稣会的传教士，他开创了一种新的传教方式，为天主教成功进入古老的中国打开了方便之门；作为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他为沟通中西文化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由此，利玛窦得到了许多头衔，如“中国的天主教之父”、“泰西儒士”、“穿儒服的传教士”、“西方汉学的创始人”等。

利玛窦是在万历十年（1582）和另外两名耶稣会士奉命前往中国传教的。他们先来到澳门，在这个当时是欧洲和中国之间最重要的贸易中心居住了一年，一方面在等待进入内地的机会，一方面抓紧学习中文，熟悉中国社会。利玛窦的中文水平提高很快，与此同时，他对中国文化也有了初步的了解。他感悟到，在传统思想根深蒂固的中国，外来宗教很难进入，要想顺利传教，须先融入中国社会。这也是他后来在中国传教采取的策略。

万历十一年（1583），利玛窦和另一位神父罗明坚获得准许进入广东肇庆居住。利玛窦以极大的热情开拓他的事业，在这里，他创造了耶稣会在华传教史上的四个第一：建立了中国内地的第一座天主教堂—仙花寺；以其机械制造方面的才能，研制出中国本土的第一座自鸣钟；为给来华传教士提供帮助，和罗明坚一起编纂了第一部西文字典《葡华辞典》；绘制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幅世界地图—《山海舆地全图》—值得一提的是，这幅用西方近代经纬制图法绘制的地图，标示有当时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位置及其疆域范围，并加有中文译名。这幅地图后来在国内被翻刻了十余次之多，流传颇广，不少读书人都以拥有它为荣。可以说，它打开了长期闭关自守的“天朝”臣民的国际视野，为他们带来了有关近代地理学的知识，地图上不少地理名词的汉译，如赤道、北极、南极、北极圈、南极圈、亚洲、欧洲、地中海、大西洋等，一直沿用至今。

在华期间，利玛窦和中国的士大夫阶层保持密切的交往。他认识到，这些人有学问，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受民众尊重，是融合中国社会的中坚，也是他传教可借助的力量。他在入京之前就结交了不少名士，如叶向高、李贽、徐光启等人，这些人后来对他的传教工作起到很大的推助作用。利玛窦的博学和谦和，也使他在士大夫群体中享有良好的声誉。为表示对中国文化的认同和亲近，从万历二十二年（1594）起，利玛窦开始蓄发留须，并穿起了当时儒士的服装。万历二十四年（1596），利玛窦被任命为耶稣会中国教区的负责人，全权负责耶稣会士在中国的传教活动。

万历二十九年（1601），在利玛窦来华足足等待了18年之后，他终于得到许可进京面见皇帝。他向万历皇帝进献了精心准备的《圣经》、油画、世界地图、玻璃棱镜、镶宝石的十字架、西洋琴、铜制自鸣钟等礼物。这次觐见显然很成功，他得到了皇帝的信任，皇帝下诏允许利玛窦等人长居北京，并赐地修建教堂。古老的中国终于向耶稣会打开了大门。在京期间，利玛窦开创了此后200多年西方传教士在中国传教的主要方式：用汉语传教；容许中国教徒在信仰上帝的同时，保留祭天、祭祖、祭孔子等传统习俗；积极传播西方文化和科技知识，以扩大教会的影响。晚明时期的西风东渐，利玛窦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据统计，明朝万历至清朝顺治年间，一共有150余种的西方书籍，包括《几何原本》等科学文献被翻译成中文；就利玛窦等传教活动的直接成效而言，到了万历三十三年（1605），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天主教，其中有明朝数名公卿重臣，包括被誉为明代“圣教三柱石”的徐光启、李之藻、杨延筠等。他们不仅完全接受了天主教教义［其中李之藻为了入教，甚至突破了古代中国长期以来的一夫多妻（妾）的旧习，与自己的妾解除了关系］，而且积极配合利玛窦在华的工作，如协助他将一些西方著作翻译成中文，包括数学著作《几何原本》、《同文算指》、《圜容较义》等，促进了西方科学在中国的传播。

历史上来华的西方传教士中不乏学识渊博的学者，而要论对中国文化典籍有深入研究并得其精髓的，当首推利玛窦。利玛窦认为，中国文化的精神集中体现在儒家“四书五经”（四书是《论语》、《孟子》、《大学》、《中庸》，五经是《诗经》、《尚书》、《礼记》、《周易》、《春秋》）中。他对中国的信众，能结合儒家学说来宣传天主教的教义；对西方社会，他则致力于介绍中国文化和社会， 让教会和外国人更多地了解中国。今天，西方不少国家还流传着利玛窦当年翻译的“四书”的拉丁文译本，他的《利玛窦中国札记》曾长期被认为是西方认识中国的基本著作。

万历三十八年（1610），利玛窦病逝于北京。这位穿儒服的传教士，不仅为促进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中国乃至亚洲其他国家，如日本和朝鲜半岛上的国家，了解和认识西方文明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