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44年农历八月初五，当末代蜀王朱至澍登上成都的城头的时候，他终于看到了令巴蜀之地闻风丧胆的张献忠和他的军队：

黑压压的人海里三层外三层的围住了成都府，反将这座川内第一大城衬托的如此渺小了起来。

朱至澍此刻才感觉到危机的来临。

他瞬间忘记了六个月前，他自己面对地方官员请求蜀王府出钱募兵时那一副哭穷的嘴脸，并三步作两步的跨下城墙，找到了蜀王府的属官们，命令他们回府拿出大量的金银财宝。

不久之后，这些属官们出现在成都各处的大街小巷之上，他们顺着大街边走边高喊着："凡是主动应征，参与协助守城者，人给白金五十两！"

即使是在这明知成都守无可守的绝望关头，依旧有很多人表示愿意辅助守城——毕竟这五十两光灿灿的银子曾是多少普通人可望而不可即的财富。

当朱至澍看着这几百几千两白银堆成的小山迅速矮了下去，他为自己的"散财"行为而感到心痛不已；

可是更令他心痛的事其实还在后面：

他很快发现，那些口称要应征守城的"勇士"，实际上都是街头巷尾的"游手无赖"。

当他们领过了赏钱之后，便即刻分头"超堞而去"，从容抱着从天而降的五十两银子逃出了人心惶惶的成都城。

如今成都天府广场附近旧日都曾是蜀王府故地，蜀王府堪称明朝藩王府邸最豪华者，占地甚广

城外的张献忠还没做好攻城的准备的时候，他面前的成都城就已经开始分崩离析了。

八月初九，经过四天短暂的围攻，张献忠顺利的攻破成都。

农民军的前锋还停留在城门口的时候，蜀王朱至澍已经与王妃相约投井而死；

当农民军行进到了蜀王府附近之时，新任明朝巡抚龙之光，总兵刘佳胤等一干忠心的明朝官员也纷纷跳水自杀。

于是，当张献忠来到空无一人的蜀王府时，他面对着一个自他起兵造反以来绝无仅有的大好局面：

成都的陷落震惊四川余部，各地府县纷纷望风而降；

更重要的是，在包含成都这座名城在内的大部分四川境内，明朝顽固势力已经不等他亲自动手就消失大半了。

现在的成都，乃至于他控制之下的巴蜀之地就是一张白纸，任他在其上施展自己的抱负。

攻占成都是张献忠事业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也是他在历史上形象的一个转折点：

在攻占成都，建立所谓的大西国之前，张献忠无论如何都只是一个农民军领袖；

而攻占成都不仅使得张献忠成功做了皇帝，更让他在这乱世之中站稳了一处脚跟。

其实早在崇祯十六年十一月，张献忠就已经占据了明朝粮仓湖广地区的袁州府和江西地区的吉安府两地，并在当地建立了颇为完善的政权组织。

若是妥善经营两地，张献忠在长江中游也可大有一番作为。

既然如此，为何张献忠还是选择进入四川呢？

实话来说，张献忠虽然起家于囹圄之中，但是他并不是一个只会派兵打仗的莽夫。

历史上他这次大举进入四川的举动看似突兀，但是却是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究其根本，是因为张献忠不满足于只在这乱世之中做一介流寇。

不仅如此，他甚至不满足于将来天下统一之时，屈身于李自成或者谁的陛下，做一名安安分分的臣子——他的目标很明确，他想做皇帝，他想要自己的基业。

但是这确实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尤其是在当下天下势力之中，他张献忠可称的上是最弱小的一派：

明朝灭亡之势已然不可阻挡，张献忠对此洞若观火；

倒是反观同为起义军的李自成一派，张献忠显得更加忧心。

尤其是当李自成的军队横扫北方之时，张献忠感受到了李自成一统天下的野心。

他知道如果自己留在无险可守的湖广，那么不管他现在将此地经营的如何坚固，未来都将这一切拱手让给李自成。

想要开辟一番自己的天地，只有一条路可走：

放弃湖广，进入四川。

自古"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四川是一个绝佳的适合割据的地盘：

它北有秦岭，东有三峡，四处都是易守难攻的天险；

另外四川之地号称"天府之国"，人力物力极其丰富，哪怕已经被明末乱世折腾过了一遍，仍然足以立足开基。

要想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入川是张献忠唯一能走的道路。

后世封建史料有很多都把张献忠描绘成一个"屠川"的恶魔，但是从他入川的目的来看，"屠川"在现阶段明显只是一语妄谈。

实际上，张献忠政权虽然在川期间仍然保持了许多农民起义军的特点，但是在封建化的道路上，他显然比北方的李自成做的更好。

与北方的李自成不同的是，张献忠在川很重视争取四川本地知识分子和地主阶级的支持。

张献忠家庙

在他建国成都不久之后，为了迅速消弭地方土豪势力对新生大西政权的敌意，张献忠主动为他们提供了一条可以进身发达的道路：

分川内为四道，在每一道都派驻了一位学官，用以尽快重开科举。

走科举入仕向来最被那些掌握了知识资源的地主阶级和官僚世家所喜爱，张献忠此举，迅速的争取到了大部分地主阶级的支持。

在入川初期，张献忠相当注意争取各方面的支持，他仅仅打击那些顽固忠心于明朝势力的旧官僚，而对于普通百姓和一般地主等可谓"秋毫无犯"（加引号是因为封建军队自然不太可能做到完全的秋毫无犯）。

大西军队由于大部分是农民构成，又被严格约束军纪，故而在行军各地过程之中亦鲜出现随意杀戮百姓的现象，为新出生的大西政权赢得了更多好感。

看到了张献忠真的有立国的诚心之后，各处的地主阶级也随即纷纷向张献忠递出了橄榄枝：

史料记载，张献忠在成都立国初期即收拢了文武官员"统计千人"，这其中大部分都是明朝本地降官或是投靠大西政权的知识分子。

也正因为地方上反抗不剧烈，张献忠很少采取暴力手段镇压本土势力。

社会之间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使得川内局势比其他许多地方要更加稳定。

只是可惜，这等表面上的平稳并没有持续很久。

明安宗

随着甲申年弘光朝廷在南京建立，本来已经投靠了张献忠的地主们又开始蠢蠢欲动起来。

而张献忠面对逐日增加的地方小股叛乱，也变得日益暴躁起来，最终导致了一场坐实了他"屠川"名号的惨案。

参考资料：

《明末农民战争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