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1月15日，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遭到惨败的日军仓皇逃到了新墙河以北，双方恢复原态势对峙。
1月18日，第9战区司令官薛岳下令结束第三次长沙会战。
此役，第9战区共毙伤俘敌5.69万人。
很多人都认为，这个数字水分太大了。
确实，这确实是一个被注了水的数字，但日军在此役的损失也的确是惨重的。
由于此役日军弃尸过多，如果不及时处理，定会引起病患。为此，时任长沙市长的王力航下令，长沙民众只要能够掩埋一具日军尸体，就奖励100元法币，以日军的左耳为证。
按照1942年法币的购买力，100法币可以购买一条火腿。这在当时可是一笔不小的数字。
结果，王力航市长一共发出去了221万元法币，折合人数，共计21100人。
如果再加上日军受伤人员的数量，虽说不一定有5.69万人，但4万余人的伤亡数字还是能够确保的。
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是盟军在香港、菲律、马来半岛等地节节败退，甚至战败投降的背景之下打赢的一场会战，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赢得了英名。
一时间，各国媒体纷纷发表文章赞誉：
际此远东阴雾密布中，唯长沙上空之云彩，却见光辉夺目！
中国第三次长沙大捷，证明了一个真理，这就是，如果中国部队的配备能与日本军相等，他们就可以轻易地击败日军。
可让薛岳感到奇怪的是，相对于一、二次长沙大捷后，蒋氏、何应钦、陈诚等人那纷至沓来的贺电，歼敌数量比前两次大捷总和还要多的第三次长沙大捷，这几位大佬竟没有一人发来贺电。
这其中究竟有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个问题很好解答。
在历史上，这种大将在外立功，以至于功高盖主，遭了主子的忌的事情比比皆是。只要薛岳稍微动一下脑筋，就会明白这其中的道理。
果然，薛岳稍微考虑了一下就发现了这其中蕴含的危机。
一次长沙会战之后，第9战区精锐的第74军被蒋氏调走，改为直辖部队。
第2次长沙会战后不久，精锐的52军也被调到了广西柳州，连洞庭湖边上那座粮仓常德也划给了陈诚的第6战区。
况且，湖南自清末以来就是人才辈出之地，目前仍然在位的还有程潜、唐生智等人。这些人都是湖南的地方龙蛇，根本就不是薛岳能够压服得住的。
而且，抗战军兴，川军杨森第27集团军出川作战，经过几年的经营，已经牢牢把控了鄂南和湘北。何应钦也没闲着，他利用湘西靠近贵州的地理优势，已经把安江、洪江、芷江等地把控在自己手中。
因此，别看薛岳当着一个作战区域横跨湖南、赣西、鄂南的第9战区司令长官，其实能够把控的区域根本就没有多少。
发现危机的薛岳赶紧向自己的心腹加好友李扬敬问计。
李扬敬说道，为今之际，只有韬光养晦，明哲保身，再牢牢抓住粤军的第4军，向耒阳、郴州、桂东这些湘东南地区发展。
就在薛岳谋求退路，准备明哲保身的时候，另一个突发事件让薛岳猝不及防。
1943年11月，蒋氏突然下了一道命令：罢免吴逸志第9战区参谋长一职，交军法执行总监查办。遗缺由第9战区参谋处长赵子立接任。
这道命令对于薛岳来说，简直如五雷轰顶一般。
在各战区中，司令长官和参谋长能够密切配合，相得益彰得并不多，而第9战区司令长官和幕僚长的良好配合则成为了各战区的典范。
现如今，蒋氏要把吴逸志撤掉，并且还要军法从事，这不是要砍掉薛岳的左膀右臂吗？
其实，这个祸事是吴逸志自己惹出来的。
第三次长沙会战结束后，蒋氏飞临南岳，对有功将士们进行封赏，像李玉堂、方先觉、欧震和张德能等人纷纷加官进职。可作为第9战区参谋长的吴逸志竟然一无所得。
虽然吴逸志没有斩将擘旗之功，但在幕后的帷幄之功也不容忽视。可蒋氏也不知道是忘记了还是故意忽视，对吴逸志没有任何表示，这就让吴逸志心里有了失落。
薛岳也看出了老同学的心思，因此，在蒋氏到南岳召开军事会议之时，特意安排吴逸志全程接待。吴逸志知道这是薛岳故意给他创造机会，因此也动用了浑身解数，把蒋氏夫妇侍候得非常周到。
吴逸志的想法是，想要以此让蒋氏知道有自己这个人的存在，在封赏的时候别把自己忘了。
可吴逸志还是失望了。
吴逸志就在想，现在能够在蒋氏面前说得上话，并且还能让蒋氏比较巴结的人只有罗斯福了。如果能让罗斯福在蒋氏面前给自己说几句好话，自己的仕途定会更进一步。
于是，吴逸志就给罗斯福写了一封关于亚洲战场作战设想与建议，通过自己连襟的关系把这封信发给了罗斯福。
罗斯福看后，据说大为赞赏，并给吴逸志回电，表示已经组织人手，准备对吴逸志的这份建议进行认真地研究。
罗斯福的回电让吴逸志激动不已，他立即把这份建议连同罗斯福的回电上书给蒋氏。可没料想，蒋氏接到信后却大发脾气，认为吴逸志这是越着锅台上炕，违反了军规军纪，定要严肃处理。
严格来说，吴逸志这件事做得确实欠考虑，让蒋氏抓住了把柄。
按照一般的组织流程，吴逸志有建议也应该先呈薛岳，然后再由薛岳上呈蒋氏。蒋氏看后觉得可取，可以发给罗斯福研究。
而吴逸志竟然越过了薛岳和自己，直接就把这份建议发给了罗斯福，这是什么行为？
而且，吴逸志的身份也很特殊，是薛岳的同学、同乡和配合默契的参谋长，这其中难道是薛岳起了什么不该有的心思却不方便出面，由吴逸志出面去沟通？
因此，这件看起来可大可小的事件，却让蒋氏采取了严厉地处理。
好在薛岳还有一定的影响力，百般斡旋，才保住了吴逸志。不然，吴逸志还真的有可能被军法从事。
经过了吴逸志这件事，再加上之前李扬敬对他的一番说辞，薛岳更是心惊胆战。
更让薛岳没想到的是，就在他在韬光养晦，不问外事的时候，蒋氏的“国舅”宋子文更是送上了一波“神助攻”，直接把薛岳推上了风口浪尖。
1942年冬，驻云南昆明的美军参谋长弗雷克·多恩应邀来到重庆，与宋子文进行了一次长谈。
在会谈中，宋子文坦率地表达了对蒋氏的厌恶之情，并提出，如果把蒋氏换掉，改由像薛岳这样的人出面来接替蒋氏，美方是何态度？
可弗雷克·多恩仅是一个小小的参谋长，对这种重大问题哪里敢发表什么看法？因此，他只得虚以逶迤地应付了两句，答应向史迪威汇报后，就匆匆离开了宋子文家。
可是，这一切都被蒋氏的特务侦知。
按理来说，这一切都是宋子文的一厢情愿，与薛岳没有丝毫关系，可不幸的是，薛岳却毫无令人意外地“躺枪”了。
先是“功高盖主”，后又被推出来接替自己，蒋氏对薛岳由忌惮变成了仇恨。这一切都为日后第四次长沙会战的失利埋下了阴影。
1944年5月26日，日军以驻扎在武汉的第十一军为主力，配属从关东军和华东地区抽调而来的兵力，共计10个师团，约40万人的兵力向第9战区杀来。
得到报告的薛岳立即开始排兵布阵迎敌。
可还没等薛岳的部署出炉，重庆方面就发来了一道命令。
命令中规定：
其一、第9战区以现有兵力，准备于长沙附近与南犯之敌决战。
第6战区增援一个师的兵力，部署在益阳地区，归第99军指挥，负责阻击日军由洞庭湖方向的突袭，保护岳麓山侧背。
其二、川军第44军守卫浏阳，第4军固守岳麓山和长沙。
其三、第27、30集团军在预设阵地迟滞日军进攻后，主力向平江、浏阳方向撤退。
其四、第37军在汨罗江沿岸阻击敌军后，向浏阳永安方向转移。
其五、孙渡所部第58军向浏阳以南方向转进，其余各部应在阵地坚持作战，以掩护第9战区右翼。
薛岳接令后感到莫名其妙，大战在即，自己这位战区司令长官还没有完成作战计划，重庆就发来了一份作战命令，是否有干涉一线指挥之嫌呢？
再说，即使重庆方面有计划，那也应该和自己这位战区司令长官商量之后再发布吧？不然，自己这位战区司令长官岂不成了摆设？
而且，和前三次长沙会战前不同，此次发来的作战计划完全就是一副不容质疑的口吻，难道第9战区就要凭着这一份纸质的电文来指挥作战？
而且，更让薛岳气愤的是，之前无论是第3、第5、第6战区遇险，9战区都是出人出力，调集重兵救援。可此次日军来犯，兵力异常雄厚，可重庆方面仅从6战区派来了一个师，还仅是起到掩护作用的一个师，难道就让第4军这区区两万余人来守卫长沙吗？这不是要置第4军于死地吗？
想到这里，薛岳拍案而起，他下令立即回电，要求改变部署：
其一、抽调第6战区精锐的第十八军进驻宁乡，由王耀武指挥。
其二、抽调第40师赶赴醴陵，由第26军军长丁治磐指挥。
其三、抽调第4战区46军的175师进驻衡阳，替换驻守在衡阳的第十军。第十军北进至株洲的禄口。
薛岳这么部署的目的有二：
其一、“天炉战法”的要害之处有二，一是宁乡，二是浏阳，这两地是后退决战战术的轴线。只要这两地不失，按照薛岳部署，在一线、二线阵地撤退的部队就可在该地集结后从两翼穿插迂回至日军侧后方发起进攻。
可一旦两地失守，就相当于薛岳用来打击敌人的两支胳膊被摁住了。
从重庆发来的计划来看，仅是注意到了浏阳方向，在宁乡方向仅派来了一个师。以这么少的兵力是无法与日军抗衡的。因此，薛岳才要求把第6战区精锐的第十八军派来增援。
其二、抽调第十军驻守禄口，是为了防止第4军在长沙吃紧的时候无兵可救。
第十军善战，尤其善守，缓急时刻，第十军如果能进入长沙，和第4军一同防守，定可保长沙不失。
可薛岳的要求被重庆直接无视。仅命令第十军派出一个师和暂编第2军到禄口保护交通线。
虽然这两支部队在明面上都归属薛岳指挥，可重庆方面却下了严令，暂编第2军和第十军的这个师仅负责保护交通线，不得参加长沙会战。
换句话说，重庆方面就是要断绝长沙的一切外援。如果守不住，等待他们定然会是严厉的军法处置。
1944年5月26日，第四次长沙会战爆发。
日军先行攻击的是浏阳方向。
当时，浏阳方向主要由川军王陵基部第58军（配属作战）和第72军、杨森的第20军和王瓒绪之子王泽浚的第44军。
如果说，在薛岳没有失去蒋氏的信任时，王陵基、杨森和王瓒绪这三个人虽然面和心不和，但也不敢炸刺儿。在前三次长沙会战中，这三个军打得都不错。
可这三个人是什么人啊？都是久经风浪的“老油条”了。在得知薛岳受蒋氏猜忌，已经失去蒋氏信任的前提下，他们还会听薛岳的指挥？
换句话说，薛岳在此时已经失去了对手下部队的控制了。
因此，这4个军在遭到日军打击后，并没有之前那种拼死一战的决心，而是率部脱离了战场。这其中，以第44浚王泽浚部表现得尤为不堪，以一个军的兵力竟然没有守住浏阳县城一天就仓皇撤退。
日军攻占浏阳后，分兵向南攻占了醴陵和禄口，阻断了由长沙通往衡阳的道路。
北线日军也攻克了宁乡。至此，薛岳“天炉战法”中轴线上的两个重镇均已失陷，长沙岌岌可危。
而此时，就如何防守长沙的问题，第4军军长张德能和第9战区参谋长赵子立之间又有了不同意见。
按照薛岳的部署，第4军以第90师防守岳麓山，第59师和102师防守长沙城。炮兵指挥官王若卿率一个炮兵旅驻守岳麓山协防。
而赵子立却认为这个部署不妥。他提出，要把两个师的部队部署在岳麓山。以第三次长沙会战为例，第十军之所以能够守住岳麓山，除第十军的奋勇抗击之外，岳麓山上的炮兵旅也功不可没。
可第三次长沙会战，驻守岳麓山的是第73军一个整军的兵力，有能力保住岳麓山不失。而如今，薛岳仅安排了一个师的兵力防守岳麓山，兵力单薄。一旦日军吸取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的教训，先不打长沙城，而是先打岳麓山，以一个师的兵力是根本守不住的。
如果岳麓山失守，长沙守军失去了依托，也守不住长沙城。
应该说，赵子立的意见是正确的。
可这个正确的意见却被张德能否决。理由是，长沙城的布防是薛岳安排的。
很多人都说，在第3次长沙会战之后，薛岳骄傲、自负、听不进别人意见的作风更加严重，这是造成第四次长沙会战失败的一个很重要原因。
确实，薛岳确实有这个毛病。在吴逸志担任第9战区参谋长的时候，由于正能够比较好的协调他和薛岳之间的关系，让薛岳能够听得进他的话，因此，这两人合作相安无事。
可赵子立来了之后，就没有这个待遇了。
很多人会奇怪，赵子立在担任参谋处长的时候很受薛岳的看重，为何在担任9战区参谋长的时候就与薛岳搞不好关系了呢？
有人揣测，赵子立在担任参谋处长的时候受薛岳看重是因为薛岳把他当作一个后辈来看待的，二人无论在军职、地位、权力方面都差得很远。换句话说，也就是赵子立对薛岳构不成威胁，因此，薛岳才会善待赵子立。
而赵子立担任第9战区参谋长之后，地位提高，已经拥有与薛岳抗衡的能力和条件了，因此，薛岳才会看不上赵子立，处处不听赵子立的意见，以至于第四次长沙会战失败。
其实，这只是一个方面。
上文提到过，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之后，在国际、国内的声望与日俱增，引起了蒋氏的猜忌。蒋氏之所以借题发挥罢免吴逸志，改由赵子立担任参谋长，就是在薛岳身边安插一颗钉子。
作为第9战区参谋长，在重庆方面给了一份十分不合理的战役部署的时候，赵子立竟然没有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并在薛岳提出修改意见的时候也一声不吭。这不由得不让薛岳多心。
或者说，重庆那份命令条条都打在薛岳的七寸上，既让薛岳根本无法按照自己的意图指挥作战，又把薛岳赖以在第9战区立足的基本部队第4军置于了危险之中。
如果不是对第9战区布防了如指掌的人物恐怕也制定不出这份计划。薛岳有理由怀疑赵子立就是这份计划的制定者。因此，薛岳根本就不信任赵子立。
更由于薛岳的个性强硬，还有一份根本无法明言的苦衷，使得他根本无法与赵子立在如何防长沙的问题上纠缠，只得以一种“权力的霸道”方式否决了赵子立的正确建议，以至于第4军在长沙防御失当，仅守了三天，就让这座在抗战中从未陷落的城市陷落了。
在这一点上，薛岳确实犯了错误。
果然，日军此次攻打长沙吸取了之前的教训，对长沙形成包围后，并没有直接攻打长沙城，而是集结重兵先攻打岳麓山。战斗才打了一天，第90师就呈不支态势。
失去了岳麓山炮兵旅支援的长沙守城部队阵地也屡被突破。
第4军军长张德能终于意识到赵子立的意见是正确的，于是抽调一个师的兵力渡过湘江救援岳麓山，可由于指挥混乱，这个师以为是撤退，就脱离了战场。
岳麓山失去了支援终于陷落，张德能只得率部撤出长沙。
好在薛岳见机得早，在长沙大战还未开战之时，就率领着第9战区长官部来到了湘东南的耒阳。
可第4军军长张德能就没有这么好运气了，被判有罪，押赴重庆接受军法。
而那位赵子立，则被判明在此战中被张德能架空，未能负实际责任，免于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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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大战虽然结束，但日军并未停下进攻的脚步，有继续南下进攻衡阳的企图。
因此，蒋氏命令薛岳到湘中建立指挥部，指挥作战。
可薛岳此时已经洞悉了蒋氏的企图，兼之在长沙之战失利后，各部星散，根本就不听从薛岳的命令。如薛岳电令杨汉域的第20军到湘东南集结，可杨森竟然亲赴第20军，强行把这支部队拉到了湘中。
再如王瓒绪，虽然远在赣北，但仍发电命令其子第44军军长王泽浚不要听薛岳的命令到湘东南去，而要服从蒋氏的命令到湘中去。
可由于王泽浚惧怕薛岳，不敢不去。
可即使如此，汇集在薛岳帐下的也仅有几个残破不堪的军。其他各部虽然明着说是在第9战区的战斗序列内，但实质上已经脱离了薛岳指挥。
在接下来的衡阳之战中，都是由蒋氏一手指挥的，薛岳并未发挥出作用。
如果就是要追究薛岳在第四次长沙会战失利的责任，我们随手都可以举出几条。
比如，战前不肯听从赵子立的判断，认为日军不会在1944年发起大的攻势；如骄傲自负，迷信于“天炉战法”，不肯随机应变；如不肯听从赵子立的建议，偏要把一个师放在岳麓山，造成岳麓山失守，直接影响到长沙的防御等等。
但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造成这一切的根源是什么？
如果蒋氏不是在未经战区司令长官的首肯，不根据实际情况就单方面的部署迎战，第9战区也不会丧失了“天炉战法”赖以保持运转的中轴线；如果不是蒋氏不派重兵作为第4军的援兵，让第4军独自抗击近4个师团的日军，长沙城也不至于兵力捉襟见肘，无力抵抗，以至于失守。
这一切的根源都是来自于蒋氏对薛岳的猜忌。正是由于猜忌，蒋氏才不敢把第9战区的兵权交给薛岳，让薛岳在大战之时指挥失灵，以至于落败。
况且，薛岳之所以离开长沙，改到耒阳作战，其实也是知道长沙是守不住的。这一点，从第4军在岳麓山失守后就主动撤退，并未与日军死战就可以得知。
薛岳的计划是，既然长沙已不可守，那就把决战的地点放在衡阳，把部队撤往湘东南就是为了可以随时侧击日军。而放在湘中，则是摆出一副要与日军面地面打一场决战的架势来。
可此时，薛岳的命令已经没有多少人听了，除寥寥几支部队外，第9战区的大部分部队见薛岳失势，都按照蒋氏的命令跑到湘中去了。
第四次长沙会战失利后，薛岳在第三次长沙会战中攒下的名望一落千丈，蒋氏再也不用担心薛岳会取代他的地位了。
在这个意义上说，蒋氏赢了，薛岳输了。
可站在国家、民族的角度来说，输的又何止是薛岳一个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