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11月
“木刻春秋 水印天香”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代表作
十竹斋木版水印艺术作品展
在暨南大学四海艺术空间正式开展
开展当天
郑振铎先生的嫡孙郑源先生到场演讲
介绍了郑振铎先生和鲁迅先生一道为我国
木刻画和版画事业作出的贡献
郑振铎先生的嫡孙郑源先生演讲
郑振铎的一生，在政治环境最恶劣的情况下都保有最诚挚的爱国心，李一氓评价他是“中国文化界最值得尊敬的人”。1935年，郑振铎应何炳松之邀出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牵头组织了民国以来最大的一次购藏文献行动，在严酷的战争形势下为暨南学子带来影响深远的“最后一课”。在烽火动荡的岁月中，郑振铎以卓越的学术水平和人格魅力引领暨南文史学科蓬勃发展，陪伴着暨南大学度过了最艰难的抗战岁月。
知名学者郑源是郑振铎之孙，他曾表示：“祖父对我最大影响是他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爱国热忱。”我们也从郑源的口中，了解到更多关于郑振铎与暨南园为保护中华文化共同战斗的故事。
郑振铎（1898——1958），笔名西谛（C.T.）、郭源新等，生于浙江永嘉，原籍福建长乐，是中国现代杰出的爱国主义者、社会活动家，又是著名作家、文学评论家、文学史家、翻译家和艺术史家，也是国内外闻名的收藏家，代表作有《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等。郑振铎于1935年至1941年在暨南大学任教，就任暨大文学院院长兼中文系主任，前后任教达6年之久。建国后，历任全国文协研究部长、中央文化部文物局长，文化部副部长等职。
01
作为“西谛”的学生
是暨南学子很值得自豪的身份
何炳松曾与郑振铎同在编译所工作，私交甚笃，且对其学识十分赞赏，后聘其为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协助改革。1935年8月17日颁布的《校长布告第7号》中，郑振铎被任命为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语文学系主任、中文系专任教授。
郑振铎（右二）与何炳松（右三）等合影
郑振铎在暨南大学主要负责讲授《中国文学史》和《敦煌俗文学》等课程，每次上课总是座无虚席，其他学院的学生也慕名前来旁听。校友吴岩在《西谛先生二三事》中提到：“在梯形大教室里听西谛先生讲中国文学史可就热闹了，人坐得满满的，内容和资料满满的，笔记本满满的，都快溢出来了。”据《暨南校刊》所载《文学院各专任教授指导时间一览》记录，有一段时间每星期一至星期六上午9时至12时、星期二至星期四下午1时至4时，都是他指导学生的时间。
郑振铎关心学生，平易亲切，校友郑金殿曾回忆：“上课钟声一响，他便准时出现在讲台上。他平易近人，不耻下问。例如有一次,他曾问我对他当时主编的《世界文库》在编辑方面有什么意见。我不揣冒昧地回答：最好能编入一些世界语文学作品。他表示要注意这方面的选题，其谦虚态度令我钦佩。”一名周姓学生也回忆到：“每一次交谈，他总是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听取我们的介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关于此，郑源也分享到祖父郑振铎在暨大不仅和老师们关系好，和学生们相处也很融洽，会经常和学生一起聊天，邀请他们来家里吃饭，在编辑部工作时也会邀请学生帮忙。
郑振铎不仅担任文学院院长，还兼任校务、行政、教务会议、课程审查、招生、图书委员会等机构负责人。他兼任学校的图书馆馆长，星期天还经常同图书馆管理人员一起工作，对图书馆在文献搜集购置、分类整理、管理制度及学术研究等方面作出了杰出贡献。
郑振铎到任后，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侨生数量下降。为此，郑振铎对学程进行大力整顿,“一是使其适合于一般大学的水准；一方面尤注意于增设南洋各地语言文字与历史地理学程，以及有关华侨高等教育的其他学程，俾能贯彻暨南大学所应负之特殊使命。”
郑振铎创办并主编《国立暨南大学图书馆馆报》，图为创刊号
郑振铎创办并主编《暨南学报》，图为第一卷第一期目录
郑振铎还十分支持学生活动，建议学生们勤读外语，在他的支持下，暨南大学世界语学会得以发展筹办起来，并在暨南学生运动中发挥重要作用。据校友郑金殿回忆，郑振铎曾亲自为学会主持演讲，还邀请进步学者胡愈之来做报告。抗战爆发后，不少会员投入到救亡工作中，这种爱国主义精神与郑振铎的热心教导密切相关。
为了培养年轻人，他还常带着学生参加当时文艺界的一些重要活动和会议。文艺界的一些知名人士，也都渐渐熟识了这些暨大的年轻人。在《我的父亲郑振铎》一文中提到，有一次郑振铎带着吴岩和舒昂一起去参加《鲁迅风》杂文座谈会，巴人走过去问他们：“你们两个都是‘西谛’的学生？”“是的！”两人一齐回答。作为“西谛”的学生，是暨南学子很值得自豪的身份。郑振铎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把暨南大学的名号打响，极大推动了暨南学术的发展。
《国立暨南大学中文系民念六级全体留影》
一排右三为郑振铎
02
暨大“赤色分子”的代表
对郑振铎而言，国泰民安时，他是潜心研究的学者；危机四伏时，他是堂堂正正的教师；国难当头时，他便是振臂高呼的战士。他曾写过：“弟束发读书，尚明义利之辨，一腔热血，爱国不敢后人。”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怀有满腔爱国热情的书生，爱国是他毕生志向的主线。
任职暨大期间，郑振铎积极参加“孤岛”上几乎所有重大的政治、文化活动，如发起“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参与创办《救亡日报》，并与胡愈之、许广平等人组织地下出版社“复社”等，对抗战时期的文艺界影响深远。
在讲坛上，他积极团结师生，与周谷城、周予同、方光焘、李健吾等进步暨大教授一道，通过日常授课宣讲爱国思想。平时他主讲的中国文学史，重点放在古代民间文学研究方面，这一时期，却着重讲解历史上坚守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诗篇，借古喻今，教诲暨大学生在国家危难时刻安贫守志、保持清白。在校园里，郑振铎鼓励、支持学生的爱国活动，努力保护了一批进步学生。周一萍校友当时是中共暨大支部书记，据江苏省委学委的指示，与郑振铎建立了经常性的联系，随时向他介绍工作和想法，每一次交谈，郑振铎都认真听取介绍，并给予高度评价。
除此之外，他还写作了大量爱国的散文，以笔为武器，书写了抗战沦陷区的全景图，保存下了珍贵的历史见证。在他的《最后一课》里，便记载了专属于暨南大学的“最后一课”（以下为节选）：
这一课似乎讲得格外的亲切，格外的清朗，语音里自己觉得有点异样；似带着坚毅的决心，最后的沉着；像殉难者的最后的晚餐，像冲锋前的士兵们的上了刺刀，“引满待发”。
我一眼看见了这些车子走过去，立刻挺直了身体，作着立正的姿势，沉毅的合上了书本， 以坚决的口气宣布道：‘现在下课！’没有一个学生有什么要问的，他们没有迟疑，没有踌躇，没有彷徨，没有顾虑，个个都已决定了应该怎么办，应该向哪一个方面走去。
这篇广为人知的散文，字字句句都体现出壮怀激烈的情绪和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决心，真实地记述了当侵略者即将出现在面前时，他和暨南大学的师生们仍然坚持上完了最后一课的感人情景，至今读来仍能感受到暨南师生胸中跳动着那颗赤诚坚决的心。
03
后人郑源讲述：
抢救文化遗产，保存古籍珍本
讲到身为祖父的郑振铎对于自己最大影响的时候，郑源表示：“祖父对我最大影响是他对中华文化的热爱和爱国热忱。”当年战火纷飞，加上侵略者的抢夺，大量藏书失散各地。郑振铎坚持在最危险的时候留在上海，他说，如果这些书都流失到了国外，那么将来研究中国文化就都要去到国外，这是炎黄子孙的奇耻大辱，是百世也不能够洗涤的！他说这是国宝，是不能用金钱来衡量的。
郑振铎一生爱读书，在暨大任教时期，他把所有业余生活都投入到搜书救书当中，日子过的十分艰苦。梁文道在书中提到：“（郑振铎）为避敌人耳目，有家不归，老在朋友处挂单，身上永远有一包换洗的贴身衣衫和牙刷毛巾，耳目永远留意街角的阴影和背后突然响起的脚步。买书，要秘密地买；庋藏，要秘密地藏。等到把书偷运出去了，又要挂心战火会不会波及海运的路线。”
他通过重庆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国家购得了史料与学术价值极高的《脉望馆抄校本古今杂剧》，暨大的同事当得知他要购买此书时，曾给予热情地鼓励，并很快凑齐了一千元钱。他大力搜集佛经、小说戏曲插图、笺谱等版画资料，并在此基础上著成《中国版画史图录》一书，1940年交付上海良友复兴图书公司出版，是研究中国版画史极其珍贵的资料。他还向何炳松校长建议，请求重庆当局拨款用于抢救民族文献，并获得批准。随后，郑振铎和暨南大学校长何炳松、商务印书馆董事长张元济等人结成“文献保存同志会”，在日军爪牙密布的上海，秘密收购近五万册在日寇入侵之后流散沦亡的古籍善本，避免中国文献落入敌手，流出海外。
郑振铎致徐伯郊的回购文物清单
郑源提到，祖父郑振铎曾经说过，他不是为了藏书而藏书，是为了研究，等他死后，这些书都是国家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将自己的文物捐赠给国家。郑振铎去世时来不及留下任何遗嘱，当时郑源的奶奶、爸爸、姑姑都有一致的观点，就是把这10万册书都交给国家。郑源将家中郑振铎生前使用过的清代家具和文房四宝，以及手稿信札等分别捐赠给福建长乐郑振铎纪念馆和温州郑振铎纪念馆，另外还曾几次向西藏墨脱边远地区的学校捐赠图书。国家图书馆现在有一个西谛藏书库，是以郑振铎的名字命名的（注：郑振铎笔名西谛），这是国家图书馆建馆至今唯一一个以个人名字命名的书库。“祖父的行为和思想深深影响着家人们。”
郑振铎藏明版《西厢记》
对于祖父郑振铎，郑源表示：“在生活上祖父也给了我很大影响。”他提到郑振铎在家里是一个慈父，在朋友眼中是一个大小孩。因为他从小喜欢童话，所以主编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儿童文学杂志——《儿童世界》。在和朋友相聚的时候，他会同大家讲童话助兴。“‘对朋友真诚，对家人友爱’也是我从他身上学到的。”
郑振铎在暨大执教6载，他学识渊博，教书育人。他临危不惧，坚贞不屈，以其言行在暨南校史上写下了浓重的一笔，真正阐释了“忠信笃敬”的校训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