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澜先生
2019年1月16日朱洪在《中华读书报》发表《范文澜晚年是否放弃辟佛之论？》一文，对我在2015年11月9日 在《文汇读书周报》所发《师缘十载漫思忆——读〈吴江文稿〉及其他》一文中涉及范老辟佛论的部分提出质疑。我之所以没有立即答复，是因为朱文第一部分已全文引用拙文有关范老辟佛论的全部论点和论据；第二、六部分又重复解析拙文主旨，并一厢情愿臆测范老言行，却提不出有力证据。第三、四、五、七、八部分，则以赵朴（初）老在1984-1998年间的九次内容完全重复的谈话为依据，臆断范老的悔意——
他从前没有读过佛学，他写的《中国通史》关于批判佛学的部分，都是找别人写的，因为他没有读过佛学，所以他不写，请人家写，后来他自己读佛学……作为历史学家，他认为必须补课读佛学，而且写笔记。（朱文之5）
梁武帝了不起呀，范文澜先生他在历史书里骂了梁武帝，后来他承认不对了。范文澜说他不懂佛教，涉及佛教的东西是请别人写的，这是范文澜先生自己说的话。（朱文之4）
范文澜先生在“文革”初期放弃全面“辟佛”的观点，可谓是“顶风作案”，突破了“极左”的政治环境藩篱。（朱文之8）
朱文洋洋洒洒写了一整版，实则二千字就能交代清楚。其上述论断的唯一依据，就是赵朴老的那些重复的谈话，而这些谈话的唯一依据，就是据所谓范、周谈话十多年后周建（人）老写给赵朴老的两封信中的片言只语。因此，公布周建老的两封信原件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即使全文公布，它依然是个孤证。
我在1979年参加中央纪委瞿秋白案复查时，当面请教九十高龄的周建老（1889年出生），他女儿周晔始终陪伴在侧。当他们知道我曾在近代史所通史组工作时，便说到范老生前与他们的交谊，却未谈及范老对佛教认识的“改变”。周建老当时给我的印象是记忆力衰退，对人事、地点、时间等往往说不清楚，多半是周晔在旁加以补充或纠正。周建老写给赵朴老的两封信，应当与此同时或者更晚（据朱文所引，赵谈此信最早是1984年9月）。孤证不立，何况两封信可信度，是要打折扣的。
周建老对范老史学思想（包括对佛教的认识）的了解，我不认为会比长期跟随范老编著《中国通史简编》的同事，诸如王崇武、王忠、蔡美彪、张遵骝、王其榘、卞孝萱、余元安、喻松青、潘汝暄等了解得更多更深更全面更准确。我到通史组虽晚，与范老接触不多，但对“文革”初期的情形，却比周建老更为清楚。李新先生当时是通史组组长，是范老从中国人民大学调来协助修史的，他们之间无话不谈。范老如果对佛教认知有改变，从辟佛到赞佛，绝不可能对李新和通史组同事秘而不宣。1968年夏，李纳向范老传达毛泽东请范老续写《中国通史简编》的指示后，范老如已放弃辟佛之论，更不会隐瞒自己的新观点，让助手们继续他的辟佛之“误”；“1969年7月，范老病重住院，在医院中仍然找同志们商谈以后的编写计划”（蔡美彪《回忆范老论学四则》，近代史所编《回望一甲子》，社科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七五四页），却未曾谈及对辟佛论的悔意与修改。如果助手们已经知道范老有正“误”之意，却在后来各版通史中依旧保留辟佛原貌，一字不易，那将会怎样的不堪，他们何以面对已逝的范老，何以面对广大的读者，又何以面对被范老视为“天纵之圣”，一直关注续写通史的毛泽东主席呢？！请问朱洪先生，难道这是“很正常的”吗？
▲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
至于赵朴老断言《中国通史简编》中佛教部分不是范老所写，是他人写的，却又把辟佛论加之于范老，就更让人莫名其妙。他一再说，这是“范文澜先生自己说的话”，“而且写笔记”。范老身边的助手们却没有一个人听到范老说的话，范老逝世后所遗文字中也未见到这些“笔记”（范老文稿，存于近代史所档案馆）。朱文中这些绘声绘色的说辞，人们除了用“子虚乌有”四字予以判定，还能说什么呢？不知朱洪在构筑这些说辞时，是否读过范老的《中国通史简编》第三编。如果读过，他应当看到范老于1965年4月写的如下文字——
本书（第三编）第七章中第一、第二两节（即有关佛教的两节——笔者）是张遵骝同志费五、六年功夫，分类录出上百万的佛教资料，我才有凭藉写成这两节。”（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三编第一册，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二页）
这段文字明白无误地表明，《中国通史简编》中有关佛教的两节文字，是依据张遵骝所提供的百万字资料由范老亲笔写成。面对范老与赵朴老截然相反的说法，人们应该作出怎样的判断，是不言自明的。如依赵朴老之见，佛教部分不是范老所著而由他人代写，那么，这人当非张遵骝莫属。
然而，这种可能是没有的。理由有二：其一，德高望重的范老不会掠人之美为己用，范老在出版说明中明白写出张遵骝是资料的提供者、整理者，而非撰写者。通史组其他同事，各有分工，不会参与佛教章节的撰写；其二，张遵骝是清末大吏张之洞曾孙，夫人王宪钿是八国联军打进北京时自杀殉国的名臣王懿荣的曾孙女，两夫妻都是好人、文化人，却不无“文化遗民”色彩。张遵骝旧学根柢深厚，富有才华。青年时代美风仪，慷慨好义，乐善好施，嫉恶如仇，家国情怀强烈。但在经历鼎革之后历次政治运动，已经完全变样。低眉顺眼，谨小慎微，言行常带惊悚状，没有留下多少著述。（参见李大兴《在生命这袭华袍背后》，三联书店2017年版，第一四四页、一九六页）政治学习时，偶尔发言，多为随风表态。显而易见，范老通史中佛教文字，断非几乎是夹着尾巴做人的张先生手笔。
黎澍先生是文章大家，生前一再赞扬范老史笔与文风，说“范老的通史写得流畅生动，使人爱读，尤其是唐代文化部分，特别是佛学，很深的道理用平实易懂的话语写出来，那是很少人能写得出来的”。（《蒋大椿先生访谈录》，《回望一甲子》，第四五二页）读者如果细读《中国通史简编》，便会相信，那深刻厚重又明白晓畅，雄辩自信又幽默风趣的文字，不是他人文字能够替代的。佛教之论，尤其彰显范老作为革命者兼学问家著述中的启蒙性、批判性，以及个性的锋芒和冲决的力量；从文风到词采，论佛两节，与前后各章节文字一脉相承，一气呵成，行云流水，毫无滞碍，哪里会有他人插入之笔？！
2019年7月29日，是范老逝世50周年，谨以此文作为对范老的心祭与永怀。
作者：陈铁健
编辑制作：薛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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