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如何编辑《新青年》?吸引广大青年争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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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播剧《觉醒年代》,以1915年《青年杂志》问世到1921年《新青年》成为中国共产党机关刊物为贯穿,展现了从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到中国共产党建立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讲述了觉醒年代社会风情和百态人生。

《新青年》为何能够聚集当时的文化先锋们共同努力齐心办刊?他们又是如何编辑内容,以进步思想吸引广大青年争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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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是20世纪初中国一份具有深远影响力的革命杂志,在宣传民主与科学、提倡新文学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话文反对文言文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推进了中国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并为其他方面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文化基础。中国国家博物馆珍藏的《青年杂志》和《新青年》两本杂志,均为16开本,彩印封面,尺寸皆为纵25.5厘米、横18.5厘米。它们吹响了新文化运动的号角,见证了其对中国文化、文学的巨大影响……

辛亥革命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受过现代教育的先进知识分子致力于寻求摆脱黑暗现状的出路,兴起了一场以科学和民主为旗帜,向封建传统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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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和早期主要领导人之一。1915年夏,陈独秀从日本回到上海,同年9月15日创办了《青年杂志》。他将革除旧思想和封建陋习的重任寄予青年,期待青年为中华之崛起而努力。《青年杂志》的内容新颖独特,竖起民主和科学两面大旗,与青年共同探讨各国学术、思潮,给沉闷的思想教育界吹来一股清风,使人们从封建专制主义造成的盲从和蒙昧中解放出来,被誉为“青年界之金针”和“良师益友”。

《青年杂志》最初为月刊,是综合性学术刊物,六号为一卷,每号约100页。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时,《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应蔡元培的邀请,陈独秀赴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迁至北京。从1918年1月的第四卷第一号起,《新青年》改版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同时,带动其他刊物形成提倡白话文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刊载了部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又迁回上海,从第八卷第一号开始,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重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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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从第一卷第一号至第三卷第六号,一直由陈独秀一人担任主撰稿;迁至北京后,改为成立新的编辑委员会,由多人轮流做编辑。在第六卷第一号中,这种编辑方法被公之于众,所列编辑名单是:第一期,陈独秀;第二期,钱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适;第五期,李大钊;第六期,沈尹默。这种方法将一大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聚集在《新青年》周围,他们目标一致、分工合作、无偿供稿、轮流编辑,形成了新文化阵营,他们相继发表了大量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形成了新文化运动的主阵营。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在文中他属望青年,强调改造青年思想,辅导青年修养的重要性,呼唤青年站在时代前列,自觉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针对封建思想文化对国人的束缚,从“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六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世界、社会、青年、中国未来的看法,表达了他反对封建礼教,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强烈愿望。

胡适加入《新青年》编辑部后,大力提倡白话文,宣扬个性解放,思想自由,在新文化运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他撰写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刊登在《新青年》第二卷第五号上,整篇文章语言通俗,层次分明,先总述“八事”,然后再运用大量古今中外的论据分别对“八事”进行详细论述,为后来论文的写作提供了新的标准,有利于其规范化。此外,胡适还发起文学革命,在诗歌、戏剧、小说等几个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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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37岁的周树人在钱玄同的动员下,首次以“鲁迅”为笔名,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发表了轰动中国文坛的白话文日记体小说《狂人日记》,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的语言都带有象征意义。它通过被迫害者“狂人”的形象以及“狂人”的自述式描写,揭示了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对中国的社会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促进民众思想的觉悟,其形式和思想方面都深刻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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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备受鼓舞,在《新青年》第五卷第五号上撰写了《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篇文章,他在文章中热情歌颂和宣传十月革命,将布尔什维主义系统地介绍给中国人民,并指出马克思主义对中国革命的重大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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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青年》的封面设计较为简洁,减少了图片和色彩的运用,重点突出“新青年”三个大字。从第二卷第一号开始,封面正中间最醒目部分,用盾牌形线条框起本期要目,更便于读者直观地了解刊物的内容。整个封面仅使用红、黑两种颜色,显得更加端庄稳重。从第七卷第一号开始,《新青年》的封面内容再次简化,只设计了一个“井”字黑框,正中竖排写有“新青年”三字,两侧是刊号和出版单位。从第八卷第一号开始,《新青年》的封面又有所变化,中间设计成了一个地球形状的图案,上有两只紧握的手,图案上方写有“新青年”,下方是刊号和出版单位。之后出版的《新青年》除第八卷第二号以罗素照片为封面外,一直沿用地球形状的图案,只是更换色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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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新青年》,将主要精力放在青年的思想启蒙和民族觉醒,唤醒青年一代冲破封建思想的牢笼,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文化知识分子的群体意志,在传播新文化、启迪新思想方面贡献卓著,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中的主要宣传阵地。后期的《新青年》开始大量地介绍马列主义著作和国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经验,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刊物,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起到了思想先导的作用,也为之后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发展方向提供了重要保证。

作者:周行书

编辑:陆纾文

责任编辑:王雪瑛

本文参考(《红色文物中党的成长史》广西人民出版社)编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