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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o魯迅是大騙子，騙了100多年
作者：商昌寶
讀過魯迅作品的人都知道，他在小說集《吶喊》的「序言」中曾寫過這樣一番話：「有誰是從小康之家而墜入困頓的么？……」後來他又在「自敘」中說：「在我幼小時候，家裡還有四五十畝水田，並不很愁生計。」
魯迅這兩句話中傳遞出來的信息，是他出身「小康」之家。而且，稍微擴展一下閱讀視野就會知道，很多魯迅研究者和傳記作者，不遺餘力地為魯迅的話做註腳，幾乎已經形成定論。再加之魯迅避難到親戚家被說成是「乞食者」，為了父親的病天天跑當鋪，遭白眼，以及照片中他無論冬夏始終是一套粗布衣服，這種印象更加令人難忘。
林賢治在《人間魯迅》中寫到，周家是世代的仕宦人家，早在嘉慶、道光年間，曾經有過一個購地健建屋，設肆營商，廣置良田的煊赫時期。由於房族發達，佔地三千多平方米的老台門不夠用，又添置了建築面積一千多平方米的新台門。
不過，魯迅真的出身於小康之家嗎？不得不說，林賢治對魯迅的故家新台門的描述，實在太保守、太小看周大先生了。因為紹興魯迅紀念館的顧紅亞女士根據實地考察后說：魯迅在紹興新台門的故居，佔地四千多平方米，建築面積五千多平方米，是一所五進院的大宅門。魯迅的弟弟周建人在文章中說：「我們新台門有大門（內有門房間）和儀門（掛匾額），這是第一進；大廳是喜慶、祝福用的，這是第二進；大堂（也稱神堂）是掛新台門共同的祖像、祭祖和停放死人用的，平時只當作通路走，這是第三進。另外，在大廳西南還有大書房，供子弟讀書用。這些都是公共的。住房是按房族分配的。我們興房住的是第三進四樓四底，其中一間小堂前是懸挂興房祖像的，小堂前東一是祖母和二哥住，樓上姑母回娘家住；東二前半間曾祖母住，後半間吃飯；小堂前西一樓下是父母住，樓上是長媽媽帶大哥或我住。小堂前和曾祖母樓上堆放雜物……住房前面有廊廈，廊廈外面是桂花明堂，廊廈東頭偏南有一扇黃漆的門，黃門一閂上，就是一個小天地。另外，大廳旁的七間廳房，也是我們的。」從這描述中，大概可以感覺到魯迅家是多麼闊了吧？
此外，新台門還有一個花園兼菜園，也就是傳說中的那個百草園。這園子有多大呢？魯迅很抽象地說「很大」，周作人在1949年後的特定政治背景下謙虛地說是兩畝以上。到底多大呢？顧紅亞女士告訴我說：將近五千平方米。
關於五進院的概念，大概是習慣住公寓樓房的人不太好理解的。不過可以這樣想象一下，80多間青瓦粉牆、磚木結構的房間，依次展開，那氣勢是不是夠壯觀？只可惜，現在紹興的魯迅故居，已經沒有了昔日的輝煌。不然，就可以一起穿越過去，親眼領略周家的大富大貴，看看土豪之家到底是什麼樣子。
或者不妨對比一下其他文化名人的故居。印象中可以與魯迅故居相媲美的，是出身商賈之家的詩人徐志摩，其海寧舊居是四進院，但在詩禮文化方面遠遜於魯迅家，也就是說徐志摩家是屬於富而不貴，即便是富也未見得比得過魯迅家；大詩人馮至的河北涿州故家，應該可以跟魯迅故居一拼高下，但是當馮至出生時馮家已經衰落。至於梁啟超、胡適、郭沫若、茅盾、木心、沈從文等人的故居，那完全不在一個檔次上。
儘管新台門不僅僅屬於魯迅家這一支，但住慣了大宅門的人，不適應小單元的公寓，這是人之常情，魯迅也一樣，所以在他隨教育部北遷京城后，一出手就以4000大洋的價碼，置辦下被朋友形容為可以開運動會的大宅院——八道灣十一號。一共三進院，每進院有9間房子，而且還僱用了管家、燒飯司務、東洋車夫以及打雜採購、收拾房間、洗衣、看孩子的男女僕人等八九人，就連魯迅的弟弟周建人後來也不得不感嘆：「即使祖父在前清做京官，也沒有這樣多的男女傭工……」
這樣的一擲千金與鋪排生活，不是窮小子忽然變成暴發戶后的顯擺、嘚瑟，在魯迅那裡，不過是恢復或重振故家的傳統而已。就是最落魄時，也就是被趕出八道灣，魯迅借錢800大洋買下的西三條二十一號，現今的北京魯迅故居，也仍然是分前院和後院，雖然那裡只住著魯迅、魯迅母親和朱安三個人。
再來看一下魯迅家的日常消費情況。《人間魯迅》中寫到，魯迅的媽媽魯瑞特別喜歡看戲，曾經不止一次湊集了瓜果，請族人圍坐到新台門家門口看平調藝人的演出。
從這一點可以看出，魯迅家的業餘文化生活消費不是很低，而且很講排場。事實確如此，就以魯迅家的代步工具——烏篷船來說，那船三道明瓦窗，船頭寫著「德壽堂」的堂名；船身寬敞，船篷高大；中艙放有四仙桌，可以四人對坐，喝茶聊天搓麻將，亦可以看書寫字作畫；后艙設有睡鋪，可供休息；船后艄還有爐灶、茶灶，可隨時燒茶熱菜。
如果按照現在情形，魯迅家擁有的最低也是高配的奧迪A8或寶馬7系。可惜那時還不普及家用車，不然一定可讓我們見見世面。正是因為這樣，在魯迅家道中落後遠親妯娌謙少奶奶請魯迅的媽媽看戲，雖然租用的也是三道明瓦窗、中艙兩側有「十景窗」可以放四仙桌的大船，但她還不好意思地說：「昨天我就來碼頭打招呼，要雇那艘擺有兩頭銅獅子的大船，可今天只有這樣的破船了，只得委屈嫂子了。」
即便是那時作為小屁孩的魯迅，出行也是極講排場。例如魯迅在名篇《社戲》中寫道：「平橋村只有一隻早出晚歸的航船是大船……其餘的都是小船，不合用；央人到鄰村去問，也沒有，早都給別人定下了。外祖母很氣惱，怪家裡的人不早定。」魯迅在另一篇文章《五猖會》中寫道：「昨夜預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經泊在河埠頭，船椅、飯菜、茶炊、點心盒子，都在陸續搬下去了。」
這兩段話透露出來的信息是，魯迅出行需要大船，而且出行隆重。換成今天的說法就是，魯迅出門有幾個貼身隨從，所乘的交通工具一定要夠檔次。換作中國現在一般的小康或中產之家，能有這樣的排場嗎？
最能證明魯迅家是土豪的例子，莫過於魯迅的爺爺介孚公因為科考舞弊案被判斬監侯的牢獄生活。
按照一般的情況來說，坐牢是一個悲慘事情，這一點無論是到監獄實地考察，還是通過電影電視里的畫面，都可以有所了解。不過，介浮公的牢獄生活，不但有滋有味而且頗有情調，簡直堪稱奢華。不信你看：介浮公入獄服刑並不跟其他犯人同吃同住，而是有單間，能看書、喝茶，能隨便走動，跟獄卒聊天，講罵人的笑話。他的姨太太和小兒子鳳升租住在府獄旁花牌樓的一棟房子里陪護，並且僱用了一個廚師和一個保姆！他們都可以隔三岔五地出入府獄，陪侍介浮公。周作人在《五十年前之杭州府獄》中寫道：「我跟了祖父的姨太太住在花牌樓的寓里，這是牆門內一樓一底的房屋，樓上下都用板壁隔開，作為兩間，後面有一間披屋，用作廚房，一個小天井中間隔著竹笆，與東鄰公分一半。姨太太住在樓上前間，靠窗東首有一張鋪床，便是我的安歇處，后間樓梯口住著台州的老媽子。男僕阮元甫在樓下歇宿，他是專門伺候祖父的，一早出門去，給祖父預備早點，隨即上市買菜，在獄中小廚房裡做好了之後，送一份到寓里來（寓里只管煮飯）。」
老天，這叫蹲監獄、坐大牢嗎？簡直不就是度假、享清福嘛！更令人羡慕嫉妒恨的是，這種生活維持了七八年之久。
斬監侯這種刑罰，按照大清帝國當年的情形，特點就是死刑的不確定性，可能今年秋後就問斬，也可能活到明年、後年、大後年，以至於若干年。這其中的學問，應該不算高深。電視劇《大宅門》曾上演過相同的一幕，白家老爺子入獄幾年都沒有被問斬，原因是二奶奶持續不斷地向宮中使銀子。介浮公七八年未被行刑，而且在杭州府獄過著神仙一般的日子，這其中的潛規則也不難懂。
只是，如此奢華的牢獄生活，就憑著魯迅所謂的小康之家，能維持嗎？要知道，那時候紹興不過是個小縣城，又沒有趕上土地大開發，僅有的四五十畝地，就是都賣了，能變現多少錢？夠介浮公揮霍嗎？就是後來魯迅不斷跑當鋪，用他在《〈吶喊〉自序》中的說法：「有四年多，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于質鋪和藥店里……」跑當鋪當然可以看出經濟窘迫，但四年下來，得當出去多少價值不菲的東西呀！
可見，魯迅自己所說的小康之家，不過是一種謙虛的說法，當不得真，這也是傳統中國有教養的人家不露富的文化心理，與後來的家有三千就號稱萬元戶、暴發戶的情形不一樣。
當然了，魯迅所說也可能是實情，因為他對小康這個詞的定義或標準不一樣。或者說，在魯迅的眼中，只有像他小時候那樣，才算是小康生活的標準與質量，達不到這水平，而說自己就是小康生活或中產階級，那不過是沒見過世面的自抬身價和自我感覺良好罷了。
那麼魯迅家經濟狀況到底如何？這個因為沒有實際財富數據，加之不能穿越到當年，我們只好根據一些史料來做推斷。魯迅的祖父介浮公在《恆訓》中曾說過周家的發達史，他說：周家在明代萬曆年間，家裡已經置下公祭田，「累世耕讀」，到了乾隆年間，周家已經分為老七房、小七房，「合有田萬余畝，當鋪十所，稱大家族焉」。魯迅的族叔在《周氏家族的經濟情況》中說：周家當年「以房產而論，除老台門、新台門、過橋台門三所巨宅外，從福彭橋至都昌坊口南北兩邊的小街屋、小住宅多數為周氏所有。和房並在福彭橋南堍和過橋台門櫛比之處造有別墅之曰：小過橋台門。大雲橋和大街、大路一帶也有周氏的房產。至於田地，則南門外、偏門外幾乎都為周氏所有」。雖然後來經過太平天國劫掠，周家元氣大損，不再那麼顯赫，甚至有些房族一蹶不振，但是魯迅的祖父介浮公能夠花得起錢捐京官，能夠先後納妾二房，也可見瘦死的駱駝比馬大。
即便是1893年介浮公出了「科考案」被抓進監獄，于周家——僅僅是魯迅家興房這一支來說，也還能寬裕、從容地供養著祖父的豪華監獄生活；即便是魯迅的父親病重不起，魯迅家也能請得起出診費大洋一元四角、隔日一診的天價醫療費，這樣的高消費也維持了兩年多。
就是在魯迅的父親1896年去世后三年，也就是1899年，《周作人日記》仍然記載著：他家這一年收上來的租谷45袋（以每袋100斤計算，也就是4500斤），完全夠一家幾口人的吃食。不過這一年，確實經周作人手以每畝45個大洋的價格賣了五畝田。多少地可以收這些租谷呢？從保存的魯迅和周建人簽字畫押的分單看，在1911年周家決定分祭田時，魯迅家分到的土地是72畝+9畝+4畝=85畝，「由致派興房豫才收執」。也就是說，這時候魯迅名下的土地並非魯迅自己所說的只剩「四五十畝」，魯迅自己在文章中說 「到我十三歲時，我家忽而遭了一場很大的變故，幾乎什麼也沒有了」，也並非實情。或者可以說，家裡剩下七八十畝地、1919年搬家北上時牆上還掛著趙孟頫的名畫，都可以說是「從小康之家而墜入困頓」，「幾乎什麼也沒有了」，那麼，那些所謂中產階級們其實不過是剛剛脫貧完全談不上致富而已。
好奇怪，這麼明顯的事實，那些所謂作家、學者和教授們，撰寫了汗牛充棟般的學術文章，怎麼就是視而不見呢？幹嘛非要按照魯迅的說法說他是小康之家呢？甚至刻意強調他12歲以後做乞食者、跑當鋪遭白眼的「無產階級」經歷呢？
如果真是出身小康之家，如果總是喜歡強調落魄，就無法體會到魯迅無論是面對胡適、徐志摩、陳西瀅、鄭振鐸、邵洵美，還是面對郭沫若、成仿吾、高長虹、顧頡剛，抑或是東京街頭留著長辮子跳舞的清國留學生，他所表現出的那種雖不明顯但隱約可見的優越感，那種大富大貴過的冷眼旁觀與不屑為伍。
來看看魯迅曾經給蕭軍的一封信，信中寫道：「我的祖父是做官的，到父親才窮下來，所以我其實是『破落戶子弟』，不過我很感謝我父親的窮下來（他不會賺錢），使我因此明白了許多事情。因為我自己是這樣的出身，明白底細，所以別的破落戶子弟的裝腔作勢，和暴發戶子弟自鳴風雅，給我一解剖，他們便弄得一敗塗地，我好像一個『戰士』了。」以前讀這段文字，著眼點都在「窮」字上了，如今重讀才體會到，「窮」是讓魯迅增長了見識，但是沒有此前的「富」為參照，這「窮」還能有那麼多意義嗎？
來源：《名作欣賞》2019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