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必武

　　编者按：4月2日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董必武逝世40周年纪念日。董必武是湖北黄安(今红安)人。他青年时代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1921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34年参加了闻名中外的二万五千里长征。1945年4月，董必武出席了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抗日战争时期和日本投降后，他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谈判的代表之一，同国民党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建国后，他历任国家副主席、副总理等职，并多次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董必武为党和人民建立了不朽的功绩，受到全国人民的爱戴。

　　从清末秀才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家

　　董必武同志在本世纪初参加过辛亥革命，又是中国最早的共产主义者之一。他的一生，是同中国近百年几个重要历史时期的人民革命斗争紧紧相联系的，是同中国共产党的产生和发展、党的主要领导活动紧紧相联系的。中国近代急剧变化的历史潮流，淘汰了多少显赫一时的风云人物。但是，董必武同志始终站在伟大历史变革的前列。他在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发展中，不断地随着时代前进。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人之一，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法学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人。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伟大的共产主义事业，毕生奋斗不息，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功勋。

　　董必武同志于1886年3月5日出生在湖北黄安县(今红安县)一个清贫的教师家中。18岁考取秀才。中学读书时接受革命团体日知会的影响，拥护孙中山的民主主义革命纲领。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加入同盟会，并在武昌军政府中担任工作。1914年他在东京私立日本大学学习法律，曾会见亡命日本的孙中山先生。在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的险恶环境下，他毅然参加孙中山重建的中华革命党。1915年回国，策动讨袁的军事活动，两次被捕入狱。出狱后继续坚持斗争。这些，都表现了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顽强的战斗精神。

　　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他总结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教训，对比俄中两国革命成败的经验，从中认识到，“中国的独立，走孙中山的道路是行不通的，必须走列宁的道路”。由此他逐步实现由激进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重大思想转变。1920年，他和陈潭秋等同志共同创建武汉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他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随后，任中共武汉地方委员会书记、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一名优秀战士，董必武同志走上在中国争取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并进而实现社会主义的新的革命征途。

　　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期间，董必武同志是湖北省和武汉地区轰轰烈烈大革命运动的核心领导人物之一，在湖北和全国都很有声望。他以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湖北省党部和湖北省政府主要负责人的身份，作了大量艰苦的工作。在发动工农群众、创办革命报刊、争取军阀部队起义、支援北伐胜利进军等等方面，都取得出色的成绩。特别是放手发动拥有二百几十万农协会员的湖北农民运动，形成强大的革命声势，同湖南农民运动交相辉映，对促进大革命迅速向长江流域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虽然在当时他的工作中也难免带有党的幼年期的弱点，但是，他对国民党右派作斗争和支持工农运动的坚定的原则立场，是同党内右倾机会主义领导人的立场相对立的。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反动当局以重金悬赏通缉董必武同志。他毫不畏惧，迅速转入秘密活动。1928年受党的派遣到苏联学习。他抓紧在那里的三年多时间，刻苦攻读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注意联系中国的国情和革命实践经验，取得优异的学习成绩。这为他后来坚持毛泽东思想和提高领导工作水平打下良好的基础。1932年他回国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副校长、中央党务委员会书记、最高法院院长等职。1934年10月起，他参加中央红军的两万五千里长征。年近半百，历尽千难万险，一直保持着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实现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转折，他更是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在党中央同张国焘的右倾分裂主义的斗争中，他旗帜鲜明地批判张国焘的错误，维护中央的统一领导。长征到达陕北后，他担任中央党校校长，为培养大批党的骨干、迎接抗日民族解放斗争的新高潮付出巨大的精力。

　　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抗日战争时期，董必武同志作为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和中共中央长江局、南方局的主要领导人之一，长期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他协助周恩来同志，参加同国民党当局的谈判，领导我们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作。抗战初期在武汉，他利用合法身份和他在湖北广泛的社会影响，大力开展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宣传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人民战争思想。他直接领导中共湖北省委，抵制王明右倾投降主义的干扰，团结当地爱国人士，创办七里坪、汤池等训练班，为开展华中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华中抗日根据地培养大批骨干。到重庆后，他作为中共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参政员，或是同我党其他参政员一道，或是单枪匹马，在这个会议上对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投降活动进行英勇机智的斗争。他模范地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广泛团结各民主党派、各阶层爱国人士、地方实力派和国际友好人士，为坚持国共合作，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深入开展大后方的抗日民主运动，作出重大贡献。1944年党中央提前为他作六十大寿，对他的功绩作了高度的评价。党中央在贺电中说：“现在你正代表着党站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前卫地位，高举着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不屈不挠地奋斗着。你是中国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的老战士，你是中国共产党的模范的领导者之一。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为庆祝你的生日，将感到光荣。”

　　1945年4月，董必武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和解放区军民，参加中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制宪会议，并向旅美侨胞和国际人士介绍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解放区各方面的成绩，扩大了中国人民革命的影响。

　　抗日战争胜利后，董必武同志继续在国民党统治区工作。他作为中国共产党代表团成员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为争取和平民主、制止内战进行复杂艰巨的斗争。1947年春，国共两党谈判破裂，他率领中共代表团驻南京、上海办事处的同志撤返延安。随后，前往华北，任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常委和华北财经办事处主任，紧张地投入支援解放战争的工作。1948年8月，他主持召开华北临时人民代表大会。经过这次大会，成立华北人民政府，他当选为华北人民政府主席。接着，他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主持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为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积极进行立法方面的准备。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董必武同志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政治法律委员会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中国人民政协第二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代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职。他同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亲密团结，积极参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决策，为新中国的巩固和发展竭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董必武同志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和以后的历届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从1945年中共七届一中全会起，历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73年在十届一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在党和国家领导工作中的建树甚多。尤其是在政权建设、法制建设、农民运动、统一战线工作、反动统治区党的秘密工作这些方面，都有突出的贡献。

　　董必武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法学专门家。他不但长期从事法制建设的实际工作，而且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法的学说，结合我国法制建设的具体实际，提出许多独创性的见解。他认为，法制和国家是紧相连属的，没有法制就不能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无产阶级领导人民夺取政权后，必须迅速创立人民民主的法制，以促进和保障经济建设的发展。在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主要的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保护和发展生产力的时候，不能再经常搞群众运动，必须进一步健全法制。他针对五十年代我国法制工作中的问题明确地指出，加强法制的中心环节是依法办事，一是要有法可依，二是要有法必依。要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逐步制定出必要的法规。特别要抓紧刑法、民法等基本法律的制定工作。要加强法制建设和法制宣传，提高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培养人民的法律意识，使人民信法、懂法、守法。党员和干部首先要模范地遵守法制。凡自命特殊、置国法于不顾而犯了法的人，不管他地位多高，功劳多大，一律要追究法律责任。董必武同志的马克思主义法学思想，对于今天我们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这是他留给我们的极为珍贵的精神遗产。

　　董必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革命战斗的一生，是不断开拓前进的一生。他从一个清末的秀才，成长为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者，又成长为一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中间走过的道路是很不平坦的。他亲眼看到过旧中国几个朝代统治的黑暗和民族灾难的深重，经历过几个时期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风雨。他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状况有深切的了解，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斗争生活有丰富的经验。他没有被旧的历史文化知识所束缚，没有被局部经验所限制，而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理论指导下，把这些知识、经验提炼、升华为正确的思想原则，指导自己的革命行动。他不断从毛泽东思想中吸取精神营养。他的一些独创性的思想成果，也充实和丰富了毛泽东思想的宝库。正是由于具有这种思想基础，他才能够在极其复杂的革命斗争中，在一些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正确掌握并坚决执行党的纲领和政策。他在党内政治生活中总是立场坚定，是非分明，表现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度的党性。这是特别值得称道的。

　　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

　　1921年7月，董必武出席了在上海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报告了武汉早期组织的情况，参加了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不仅如此，在数十年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自觉研究和宣传党的“一大”。

　　1921年6月，董必武接到上海党组织通知，要求武汉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付给每名代表100元路费。董必武、陈潭秋代表湖北共产党组织赴上海出席“一大”。

　　7月23日，上海法租界蒲柏路博文女校迎来了从北京、长沙、武汉、广州、上海、济南及日本7个地区来的13位代表，另外加上两位从苏俄伊尔库茨克来华的外国人，共15人。在极端秘密的氛围下，中国现代史上划时代的一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那一年，董必武35岁，年龄仅次于何叔衡，为与会者中第二位的年长者。会议主席张国焘这样评价董必武：“为人醇朴，蓄着八字式的胡子，活像一个老学究，在谈吐中才表现出一些革命家的崛强风格。”

　　1886年3月5日，董必武诞生于湖北黄安(今红安)县城一个清贫的知识分子家庭，为清末秀才。1903年，董必武毅然抛弃封建功名，转向新学。1905年，开始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他赶赴武昌投奔军政府任秘书官，担任过同盟会湖北支部评议员、军政府总务科长等职。1913年，反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董必武流亡东京，入日本大学读法律。当时孙中山建立的中华革命党只有几百人，董必武加入其中。1915年，董必武潜回原籍组织反袁起义被捕，袁世凯死后出狱，回日本完成学业。留学期间，董必武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书籍。在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影响下，董必武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通过对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失败教训的总结和对俄中两国革命成败原因的比较，他深切认识到中国革命“必须走列宁的道路”。由此，他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重大转变，马克思主义最终成为他一生不变的信仰。1920年，他在湖北创建共产党早期组织，跨入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的行列。

　　关于中共“一大”的情况，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中曾有过介绍。

　　1929年，董必武、何叔衡、张国焘三位“一大”代表聚集在莫斯科。张国焘与董必武是列宁学院的英文班同学，何叔衡则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期间，何叔衡两次听了张国焘关于建党初期情况的报告，或许是为了解“一大”的更多情况，便给董必武写了一封信。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复信，针对何叔衡的提问依次做了如下回答：

　　1.大会在1921年7月(？)在上海召开。

　　2.参加会议的有北京代表(张国焘、刘仁静［后成为反对派］)，上海代表(李汉俊、李达［二李早经开除出党］)，广东代表(陈公博［早经开除］、包惠僧［1927年脱党］)，湖南代表(毛泽东、何叔衡)，湖北代表(董必武、陈潭秋)，山东(姓名忘记了)，留日代表(周佛海［早经开除］)，此外有两个国际代表，其一是马林(荷兰人，听说也是反对派一分子)，另一个人的姓名忘记了。

　　3.议事日程中有职工运动，对别党的关系和在政府作事务官等问题，都有争论。职工运动有的主张职业联合，有的主张产业联合，决议是产业联合，(谁是怎样的主张，记不清楚)，对别党的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员必须与其他政党脱离关系，有人主张共产党非得到党的许可，不得兼充其他政党的党员，决议是不准党员跨任何党籍。关于在政府作事务官的问题，有人主张绝对不允许，有的主张得党部允许，才可作事务官。决议是绝对不允许。后面两个问题大约是上海方面的代表和决议案的精神不甚一致。

　　4.会场是借汉俊的住宅，开到最后一次会的时候，忽被侦探所知，未及成会，李寓即被搜检。隔了一日，我们到嘉兴东(南)湖船上，将会开完。

　　5.大会没有宣言，只向国际做了一个中国情况的报告。报告是李汉俊和董必武起草的，经大会通过。(这份材料不知国际还保留着没有？)

　　以上是我所能记着的。国焘同志还能记得许多，请问问他，当更知道详细点。

　　这封信将中共“一大”的情况做了最简要的说明；该信还披露了一个信息：董必武参与起草了“向国际做了一个中国情况的报告”。

　　这封董必武写于1929年底的信，是“一大”代表最早的回忆文章之一，是研究“一大”的重要资料。

　　“一大”后，董必武、陈潭秋返回武汉。在律师事务所的楼上，董必武向武汉党组织全体成员介绍了“一大”召开的情况后，兴奋地说：“中共的成立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中国革命从此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党指示我们做好工作，为掀起工人运动的高潮而努力奋斗。”

　　关于一大的回忆与研究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大会宣言》。

　　然而，这三个重要文献，当时都没有保存下来。几十年后，研究者才分别在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与共产国际归还的档案中发现前两个文献的英文稿与俄文稿，使人们能够了解这两个文献的内容，但中文稿迄今未能找到。

　　那么，为什么“一大”的文献没有保存下来呢？原因有两个：其一，建党之初，各种制度都不健全，尚无档案制度，与会代表也都没有重要文献应该存档的概念。其二，代表们没有认识到“一大”竟有如此深远的历史意义。

　　由于“一大”的文献都没有保存下来，而人们的记忆力又极其有限，随着岁月的流逝，人们对党的“一大”记忆就更加模糊，于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于中共“一大”的基本情况都不甚了了，甚至十几年后，当年的“一大”代表，竟然没有一人记得“一大”召开的具体日子。

　　1937年，党中央进入延安，终于迎来相对稳定的环境。1938年春天，为进一步扩大中共的影响并凝聚全党，毛泽东经过与几位中央领导同志商讨，决定组织建党纪念日活动。

　　一天，毛泽东问董必武：“你记得一大是那天召开的吗？”

　　“只记得是在7月，至于哪一天，则记不得了。”董必武答。

　　由于无法确定具体日子，党中央决定取7月1日为建党纪念日。在1938年5月召开的抗日战争研究会上的一篇讲稿中，毛泽东首次提出：“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建立17周年的纪念日。”1941年6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中国共产党诞生二十周年抗战四周年纪念指示》，提及“今年七一是中共产生的二十周年”。这是以中共中央名义作出的把“七一”作为党的生日进行纪念的第一个文件。从此，“七一”就作为党的生日固定下来。

　　然而，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是必须搞清楚的重大历史事件。为此，身为中共“一大”代表的董必武，自觉地将研究“一大”作为义不容辞的责任。在以后的几十年中，他老人家对“一大”的情况进行了多次考证，留下了许多珍贵的资料。这些资料主要有：

　　1929年12月31日，董必武给何叔衡的信；

　　1937年，董必武同尼姆·威尔斯谈话；

　　1956年，董必武同《中国青年报》记者访谈；

　　1960年9月5日，董必武给中央档案馆筹备处办公室的回信；

　　1961年4月11日，董必武与中央档案馆的同志座谈时的发言；

　　1971年8月4日，董必武撰写的《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

　　董必武的这些回忆资料，主要回答了如下几个问题：

　　1.出席“一大”的代表是13个，不是12个。1956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董必武同《中国青年报》记者谈“一大”时说：“各地小组共推选了十三个代表”。在回答《新观察》主编访问时说：“关于代表的名额，过去发表的都是十二个，在我的记忆里，却好像是十三个。当时代表的产生是按地区决定的，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济南、东京七个地区，各派两名参加，但东京的代表有一个没有回国，只有一个参加了，所以一共是十三个人。”

　　2.会议日期，“一大”是7月召开的，但没有肯定是哪天开幕。1971年8月4日，董必武在《谈党的一大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时说：“七月一日这个日子也是后来定的，真正开会的日子，没有哪个说得准的。”

　　3.关于党纲、决议、宣言的问题。董必武在40多年的多次回忆中，都没有说“一大”通过了“第一个党纲”和“第一个决议”，而只说讨论和通过了宣言。1971年8月4日，《董老谈党的一大和湖北共产主义小组》中开头就说：“一大问题在中国文献上是一个字也没有的。”接着又讲：“这里有个问题请大家考虑，一大没有任何文件，共产国际保存的中国共产党成立时的两个文件没有名字，没有年月日，这样的状况有两个原因，一是一大时共产国际的代表是马林(荷兰人，托派)，他把当时的文件都带走了，没有交给共产国际，另一个原因是一大以后好久没有中央文件，没有人管，那时我们也不知道有中央，有些情况缺乏文字根据，我记得纲领提出来了。”

　　董必武的回忆对中共“一大”的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

1951年3月18日，董必武与身边工作人员在杭州合影。

　　审定“一大”纪念馆与南湖“红船”

　　1952年7月1日，中共“一大”会址经一年时间初步修缮后，作有限制的内部开放。为了完全恢复革命旧址的当年建筑原貌和陈设布置，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和国家文物局曾先后作出批示，要求再作深入细致的调查。

　　面对“一大”代表和当事人众说纷纭的回忆，纪念馆工作人员无法做最后的断定。正在大家为难时，1956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董必武前来上海视察。

　　董必武来到兴业路78号，在会址内外来回走了几圈，仔细观察房屋的内部结构和摆设，肯定地说：“当年我们开会不是在楼上，而是在楼下，会议室应该布置在楼下。”他还分析道：“当时不像现在，人家有女眷，我们怎好走到楼上去开会呢？何况那时我们的会议还有外国人参加。”接着，他又细心观察了楼上已经修复的厢房，指着窗上隐约突出的横条石说：“这里原来是大井，也有一个大门，这不是原来的石库门门框吗？”

　　董老的回忆跟纪念馆工作人员调查访问所得的情况是完全一致的，解决了纪念馆工作人员在调查会址原状中的难题。

　　1957年6月，纪念馆负责人前往北京再次访问了李达、包惠僧、薛文淑和刘仁静等人，并向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汇报了调查情况，最后决定根据董老的意见将会议室布置在楼下。

　　董必武这次视察，还应邀为纪念馆题词：“作始也简，将毕也巨。”

　　这题词出自《庄子》，是说有些事情开始时极其微小，不被重视，后来却发展壮大起来，成就了一番大事业。这句富有哲理的题词正是中国共产党的真实写照。

　　由于“一大”的最后一天是在南湖游船上召开的，因此，党和政府决定在嘉兴筹建南湖会址纪念馆，并明确指示：南湖建馆的中心是“船”的问题。1959年3月，中共嘉兴县委宣传部将复原的船的模型及图纸报送中央有关领导审定。董必武仔细看了送来的船模后指出：船模式样是对的，只是大了些，新了些，漂亮了些；船模做得很精细，但不够逼真，复原工作应该“新工旧做，整旧如旧”。

　　根据董老的审定意见，嘉兴县委宣传部复制了游船：船长16米、宽3米，前舱搭有凉篷，房舱设有床榻，一条夹弄把前、中、后舱和房舱贯通。客堂间的屋顶有气楼，篷悬明灯，摆放着四四方方的八仙桌和古旧朱漆的椅凳茶几，显得典雅朴素。

　　从1959年起，纪念船就停泊在湖心岛岸边、烟雨楼前，供人瞻仰，人们亲切地称这艘中国革命的领航船为南湖“红船”。

　　1964年4月5日，董老再次到南湖视察，他登上纪念船，仔细地察看船舱内外后说：“这只船，我回忆是造得对的，造得成功的。”接着，董老又回忆道：“当时开会好像雇了两艘船，不是一艘船。”以后，嘉兴县委宣传部又经过进一步调查得悉，丝网船由于船体较大，停靠不便，因此都备有一只小篷船，俗称“拖梢船”，为接送客人和进城购物用。因此在“一大“会议纪念船的后面制作了一艘拖梢船。

　　纪念中共“一大”的诗作与楹联

　　董必武不仅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同时又是一位热情真挚而多产的诗人，他留下了诸多纪念“一大”的诗作与楹联。

　　1963年12月，董必武应邀为中共“一大”南湖会址题撰写了一副楹联。

　　南湖位于嘉兴城区之南，分东西两湖，相连似鸳鸯交颈，又称鸳鸯湖，与杭州西湖、绍兴东湖并称浙江三大名湖。南湖烟波浩渺，菱歌渔唱，湖内盛产鱼类，湖畔茶树飘香，“南湖菱”鲜嫩甘甜，最为著名。不仅如此，嘉兴南湖更因中共“一大”而名扬天下。

　　南湖中有湖心岛，岛上有“烟雨楼”。此楼为两层木质结构，红墙碧瓦，雕梁画栋，朱栏玉砌，蔚为壮观。据说烟雨楼是取杜牧诗“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意境而命名。当山雨欲来时，站在楼上观雨，只见南湖上轻烟拂渚，微茫破雾；夹岸亭台，乍明乍灭；渔船泊靠，橹声依稀。其妙不可言喻。

　　如今，在烟雨楼正厅最为醒目的位置可以看到董必武撰写的楹联：

　　烟雨楼台革命萌生此间曾著星星火

　　风雨世界逢春蛰起到处皆闻殷殷雷

　　上联起手“烟雨楼台”点明时间、地点，既实写了烟雨楼宜人景色，又暗写当年长夜难明的政治形势。“革命萌生”比喻党的“一大”的召开。80多年前，这艘游船承载着十多位血气方刚的有志男儿，酝酿完成了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星星火”，源于毛泽东曾用以形容革命形势发展的星火燎原之语，用来评价党的“一大”的巨大历史影响，十分恰当。

　　下联“风云世界”与“烟雨楼台”字面对仗，但着眼点已变，由南湖一地推及全国，推及全球，写出“风云巨变”的大好形势。“逢春蛰起”与“革命萌生”对仗，形象鲜明地描绘出革命蓬勃发展。“到处皆闻殷殷雷”，比喻自从中国共产党诞生，中国大地风起云涌，电闪雷鸣，波澜壮阔，天翻地覆。

　　此幅楹联，突出了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大意义：从“星星火”到“殷殷雷”，这一切都是从这艘普通的游船开始的。

　　另外，烟雨楼檐下“烟雨楼”的匾额亦为董必武所书。

　　1964年4月5日，正值清明，细雨纷纷，董必武再次到南湖视察。他登上纪念船，回忆起当年代表们在游船内秘密聚会，庄严宣告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情景，心潮起伏，久久不能平静。他挥笔题诗一首《清明节游嘉兴南湖烟雨楼》：

　　革命声传画舫中，

　　诞生共党导工农；

　　重来正值清明节，

　　烟雨迷蒙访旧踪。

　　这首诗语言朴实无华，情感深沉凝重。清明节是中华民族祭祀祖先、祭奠先烈的日子，董必武在清明时节来到南湖，回顾从南湖小船开始的中国革命的艰辛历程，缅怀为革命胜利献出了宝贵生命的无数先烈，不禁心潮澎湃，一句“重来正值清明节，烟雨迷蒙访旧踪”，道出了无限的深情！

　　1961年7月1日，中国革命博物馆开幕，恰逢中国共产党诞辰40周年，董必武抚今追昔，感慨万分，赋诗以纪念之。全诗为七言绝句三首，其中第二首为：

　　群英结党救中华，

　　脱颖人来唤彩霞。

　　星火燎原谁料得？

　　卌年成就浩无涯。

　　该诗言简意赅，情感真挚，含意隽永，把人们的思绪引到中国共产党创立时那难忘的岁月。诗中首句写中共“一大”召开，“群英结党救中华”；二句写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伟大意义：“脱颖人来唤彩霞”。自从有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就焕然一新了。三句、四句写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40年来中国革命取得了巨大的胜利：“成就浩无涯”。

　　需要指出的是，因为绝句字数的限制，董必武用了一个很不常用的字：“卌”，一横四竖，“四十”的意思。由于电脑里没有此字，所以，许多作者都把此字错打成“卅”字。一字之差，少了十年。

　　一个月后，8月21日，董必武在京汉线的列车中，又一次回忆起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回忆起出席“一大”的代表王尽美与邓恩铭，写下《忆王尽美同志》：

　　四十年前会上逢，

　　南湖泛舟语从容。

　　济南名士知多少，

　　君与恩铭不老松。

　　诗中“君与恩铭”系指出席“一大”的济南代表王尽美与邓恩铭。他们都是年轻的共产党人。王1898年生，病逝于1925年，年仅27岁；邓1901年生，1931年英勇就义，牺牲时年仅30岁。

　　董必武的这首诗，朴实无华，表达了对革命先烈深深的怀念之情。句首“四十年前会上逢，南湖泛舟语从容”，回忆了与王、邓等一起参加中共“一大”，在南湖游船上讨论的情况。40年过去，王与邓的音容笑貌仍然深深铭刻在记忆的深处。

　　因为王与邓是以济南代表身份参加“一大”，并长期在山东从事革命工作，所以，董老诗中将他们归于“济南名士”。“君与恩铭不老松”，则是对王尽美与邓恩铭的高度评价。王参加“一大”时23岁，邓更年青，只有20岁。一位长者在诗中称两位年青人为“不老松”，充分表达了董必武的缅怀之情、敬重之意。

1959年6月11日，董必武和朱德视察大连机车车辆厂。

　　一生清廉为政的董必武：为六角钱向党中央写检讨信

　　董必武是中共创始人之一：1920 年秋天，他和陈潭秋等人在武汉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1921 年，他作为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代表参加中共“一大”，并参与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纲领和决议。抗日战争时期他从事统战工作，建国后曾任新中国副主席，还是新中国法制建设的奠基人之一，为中共的创建和中华民族的振兴作出了不朽的贡献。但他从不以党和国家的“元老”自居，总是把自己比作“配角”“老牛”，他一生都以“甘为民仆耻为官” 和“新功未建惭高坐”为座右铭，来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

　　严以律己 两袖清风

　　“正人先正己”，董必武不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建设时期，总是时时处处严以律己，身正为范，作出表率。

　　1935 年，董必武担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时，住在陕北延安，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他不讲职位高低，不讲条件待遇，处处以身作则。他和教务主任共用一张桌子、一条长板凳办公，合用一张硬板床睡觉。七七事变爆发后，他肩负着党的统战工作重任，长期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打交道。身边的工作人员认为，董必武的衣着不应该比他们寒酸，应和工作相配。董必武却说：“我们共产党人，是要革命，不是要讲阔气，同国民党比，要比革命，比谁是真正为亿万中国人民谋利益，比谁能得到中国劳苦大众的拥护。我们每花一分钱，都要想到解放区人民的艰苦生活，想到敌占区人民逃荒要饭的惨景。”

　　为了工作方便，董必武买了一块怀表，这块怀表只花了一元多钱。怀表又大又响，走得也不很准，大家都叫它“火车表”。他为这块怀表的价钱便宜而十分高兴。他说：“反正快慢只要误差不超过半小时就行。有约会时表快了，我晚点去；慢了，我早点去，不就调对了吗？”

　　1941 年，由于受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反共高潮的影响，重庆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的生活条件极其艰难。办事处的财务工作重担由中共南方中央局常委、统战工作委员会书记董必武掌管。为了维持办事处机关的正常运转，董必武殚精竭虑地拨打着这把“小算盘”，亲自制定机关伙食标准，实行包干调剂。这年底，为改善在红岩的南方局领导人的生活状况，遵照党中央关于干部保健的有关决定，南方局拟定了一个干部保健标准，给那些担当繁重工作的领导同志适当提高生活津贴。然而，周恩来、董必武却没有把自己列入其中。

　　为了改善办事处的生活状况，董必武在处理千头万绪的工作的同时，对办事处机关的伙食开支严格管理和监督，他要求办伙食的同志既要想尽办法改善领导和同志们的伙食，又决不能乱花一分钱。

　　有一个月，在月底伙食费结算时，账面上有六角钱的开支平不了。为此，董必武十分自责，他对身边的同志们说：“我们党的经费来得不容易，每分每厘都是同志们用血汗甚至生命换来的，我们只有精打细算的责任，没有浪费铺张的权力。”之后，董必武执意在机关大会上作了检查，并亲自向党中央写了检讨信。

　　时过近半个世纪后，当年与董必武共事的革命同志对此事仍记忆犹新。1985 年10 月邓颖超重返重庆，在会见抗战时期在红岩工作过的部分老同志时，南方局和办事处招待所所长杨继干来到邓颖超面前，邓颖超握着杨继干的手说：“老杨，当年我们在红岩村生活可是够艰苦的。”杨继干说：“是啊，那时我们的伙食费一个月三元法币，毛主席来重庆，看我们成天吃空心菜、胡豆，说我们的伙食比延安还差，伙食费增加到五元六角。”说到这里，杨继干回忆起一件往事，他深情地说：“当时每个月的开支账都由董老核查。有一次，有六角钱报不了账，董老在大会上作了检查，还给党中央写了检讨。解放后我去北京看董老时还提起这件事哩。”邓颖超忆及此事，也不无感慨地说：“这事我记得。那时为了六角钱董老都作检讨，现在有的人浪费国家资产几万元、几十万元、几百万元、几千万元都不心疼呀！”

　　到西柏坡后，董必武的工作就更忙了。他经常外出视察， 参加各种会议。有一次到武安县冶陶镇参加解放区第一次财经会议，当地产的棉花很好， 老百姓织布的手艺也高，布织得也不错，当地政府和老百姓便拿出一些布送给中央首长。当时董必武的警卫员和秘书也收到了几匹布，董必武知道后，严厉地批评了他们，让他们把布匹送了回去，并告诫他们，今后外出工作，不论是地方政府送的，还是老百姓送的东西，一律不能收。

　　董必武曾于1945 年、1954 年和1958 年3次出国访问，访问期间，他精打细算，把节约下来的外汇都上交给了国家。这三笔钱共计2600多美元。他平时还将医药费、邮电费之类的小账记得清清楚楚，绝不浪费和枉花一分钱。

　　1954 年9 月，董必武率中国代表团赴保加利亚参加其国庆节。往返的路上，他从坐飞机、住宾馆以及吃饭都强调节约外汇。保加利亚政府送给中国代表团每个团员3000 列弗，每个随员2000 列弗作为零用钱。大家想用这些钱买点纪念品。随团去的外交部办公厅主任阎宝航也说：“这点零用钱可以分给个人。”当卫士长问到董必武的零用钱打算买什么时，董必武询问了事情的经过，严肃地说：“这批钱不能分给个人，要交给大使馆，为国家节省点外汇。”

　　董必武怕卫士长不理解此意，就进一步解释说：“这次我们出国，制服装，买礼品，坐飞机，住宾馆，花了国家很多钱。不要忘了我们革命刚胜利不久，经济还很困难，群众生活还很苦。再说，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早在江西苏区时，党中央就提出‘节省每一个铜板闹革命’，这种精神不能丢！现在我们是执政党了，更要强调廉洁奉公，把一切可以节省下来的钱，都用到经济建设上去！”

　　听了董必武语重心长的话，卫士长很受教育，便激动地说：“我马上报告阎主任按您的指示办。”阎宝航是董必武的老部下，他知道董必武一贯坚持原则、办事认真，马上心服口服地说：“照董必武的指示办。”他把董必武的指示告诉了大家，同志们都同意把这批钱送给中国驻保加利亚大使馆。

　　代表团的同志们虽然没有得到这批零用钱，却受到了一次比金钱更宝贵的教育。董必武一心为公的精神感动了代表团的每一个人。当时代表团的成员之一、驻保加利亚大使曹祥仁说出了大家的心里话。他对董必武说：“我一定把您的指示传达给大使馆的每一个工作人员。我们要向您学习，节省每一个铜板用来建设新中国。”

　　1952 年，董必武来到大连视察工作。对这位党的创始人，当地党和政府领导人极为尊重，安排得也很细致周到。有一次吃饭时，董必武停下了筷子，并让服务员赶快把食堂的负责人找来。负责人以为出了差错或者没有安排好，气喘吁吁地急忙赶来。董必武见负责人神情紧张，便笑呵呵地问：“大连的油菜不长叶子吗？”食堂负责人松了口气，明白董必武不是责怪伙食不好，面部表情自然了许多，不假思索地回答说：“长呀。”董必武和颜悦色地说：“那我吃的油菜怎么全是菜梗不见菜叶子呢？”食堂负责人恍然大悟，笑着说：“这是为首长的身体考虑呀，油菜叶子有虫子，不容易洗净，吃了对身体很不好，当然不能给首长吃，全扔掉了。”董必武听后摇摇头，耐心地对食堂负责人说：“农民种点菜是很不容易的，起早贪黑，风吹日晒，咱们可不能糟蹋农民的劳动成果啊！菜叶有虫子，好好洗洗，洗干净了就可以吃嘛，有什么问题？”食堂负责人很受感动，后来就按照董必武的要求不再把油菜叶扔掉了。

　　1959 年，董必武再次来到大连考察。时逢国内经济遇到暂时困难，市场上很难见到大虾。接待处的同志考虑到董必武年老体弱，需要补养身体，专门为他买了两盒虾罐头。董必武坚决不吃。他对接待的同志说：“国家经济现在比较困难，我们还能吃大虾吗？一斤大虾能给国家换回多少钢！”接待处的同志再三要求董必武吃，说买都买了，下不为例。董必武就是不点头。最后，他们还是没能说服董必武，只得把两盒虾罐头退了回去。董必武特意嘱咐接待人员说，菜不要多做，剩下饭菜不要倒掉，下顿热热再吃。

　　1964 年，董必武到武汉视察，5 月8 日去麻城重访昔日从事教育工作的地方，并邀请旧友到龟山风景区游览，品尝名菜，畅叙友情。农场工作人员请他为“龟山茶”题了名，离别时送他两斤“龟山茶”，他当即叫秘书付款。农场负责人说：“这是我们特意送给您老人家的，不要钱！”董必武说：“我之所以收下茶叶，是收你们全场职工的心意，若不要钱，那我就不要茶了。”结果还是按价付款8 元。

　　1964 年，董必武到旅顺海军基地视察。他看到海军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心情不错，还吟了诗。中午，海军部队出面招待董必武。走进餐厅，董必武一看，餐桌上摆满了名酒名菜，他便不声不响上楼回到了自己休息的房间，闭门不出。他对秘书说：“中央有明文规定，待客不准摆宴，为什么还准备这么多的酒菜？”主人见状傻了眼，不知董必武是什么意思，也不知如何是好。大家站在董必武房间的门口面面相觑，手足无措，不敢贸然前去敲门。过了好久，秘书推开门出来。主人急忙上前询问，秘书回答说：“中央明文规定，待客不得大摆宴席，董老很生气，说不把名酒和名菜撤掉，今天的午饭他就不吃了。”

　　明白究里后，海军基地的领导急忙进去向董必武赔礼解释说，我们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准备，就只有一些海味。那是不花钱的，是战士们从海里打捞上来的。我们有个潜水中队，就在我们招待所附近驻扎，平时结合潜水训练，战士们带一个网袋下水，顺便给我们带一点海味上来，给我们改善改善生活。大海嘛，取之不尽，用之不竭，靠海吃海，这不算是浪费。

　　董必武听了这番话，并没有被说服。他表示，他应按国家对领导人的要求来要求自己，至于战士们改善生活，他不反对。作为部队领导，应该把改善战士生活放在首位，但改善生活与摆宴席是两回事。这样搞，会吃坏作风的，这样的宴席他是坐不住的。基地领导被董必武的精神所感动，只得把名酒和名菜撤走，只留下少量的海鲜，这样董必武才答应下楼吃了这顿便饭。

　　1972 年冬，董必武因感冒住进了医院。这时中央批准他去广州疗养，大家担心他长时间坐火车身体受不住，再三劝他乘飞机去。可他坚决不肯，他给同志们算了一笔帐：“一架专机飞一趟广州要用多少油，要花多少钱。”他强调：“应当尽量少给国家增加负担。”

　　勤俭节约 不搞特殊

　　董必武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却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他喜欢书法，其字清秀、挺拔，集中了颜、柳诸家之长，又自成一体。他工作、会议之余，经常练字，可总是用些旧报纸，大楷写了写中楷，中楷缝里插小楷，把一张报纸写得密密麻麻的。一条毛巾先用来洗脸，旧了就用来擦手，再破旧了就中间剪开两头接上用来擦脚。董必武不仅自己率先垂范这样做，还十分重视培养子女从小就养成勤俭节约的好习惯。他用《锄禾》一诗作孩子们的启蒙教材，常常为孩子们讲解，并且要求孩子们背诵。孩子们上学后，从小学到大学，家里一直采取“实物供应”的办法，牙膏用完了给牙膏，毛巾太破了给毛巾，从来不给钱买其他零食和消耗品，只给刚够来回乘公共汽车的车费。小儿子董良翮一心想买双自己喜欢的布鞋，竟要在车费中三分五分地积蓄两年才买了这双鞋，上大学后也仍然穿着布底鞋！儿子到外地读书，必要的钱家里自然会给，但董必武夫妇要求孩子们用钱必须记账。他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妈妈要你们“用钱记账，不单是怕你们多花钱，而是要你胸中有数，并借以了解物品在市场上的价格。这样做，养成习惯，你将来为国家、为人民服务，要用钱的时候，就会从实际出发，不至于专从需要方面着想而要顾及可能了。”

　　1957 年，董必武任职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当时，他家住在北京钟鼓楼后的一个昔日王府的大院里。院子很大，很气派，儿女们也都乐意住在这里。由于“高院”离此很远，每天往返不仅不方便，而且还需要很多人来送文件，花费了不少人力物力。他考虑着搬到离“高院”较近的中南海去居住，尽管当时中南海的房子较为窄旧，但他仍不改初衷。一天晚上，他和盘托出自己的主意，却立即遭到尚在读书的子女们的反对。董老耐心细致地对全家人说：“第一，为我一个人，要有警卫排，要单独烧锅炉取暖，费煤，要人跑这么远送文件，搬到中南海，这些都统一解决了，为国家节省了人力物力。我不该搬吗？该搬。这第二呢？”稍作停顿后，他更深沉地继续说道：“我上班太远，要坐很长一段距离的汽车，要用掉不少汽油。如果家在中南海，再到‘高院’上班，近了一半路程，也就节约了一半汽油。我们国家还穷啊。”

　　1958 年初春，还在读初中的女儿董楚青养成了一种吃饭较快的习惯。一顿饭，三扒两赶地吃完了，却掉了不少饭粒在桌上。董楚青丢下碗筷就想走，结果被董必武叫住。“你看看，你看看。”他连连说道。年岁还小的女儿楚青茫然不知所措，怔怔地望着饭粒，默不作声。一生惯读诗书的董必武马上联想起古老的“锄禾日当午”诗句，绘声绘色地对女儿说道：“碗里、桌上有多少饭粒？‘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啊，粒粒不能丢啊。”接着又严肃地说：“拣起来吃了。”此后，女儿再也不浪费粮食了。

　　1969 年，小儿子董良翮高中毕业面临着就业问题。年已83 岁高龄的董必武，对小儿子的就业去向态度十分明朗：“干部子女不能特殊，良翮还是下乡插队去！”于是，董良翮被安排到河北省晋县周头公社贺家寨大队插队落户。临行前，董必武把自己的一条在战争中用了多年、打着补丁的旧毛巾送给小儿子，叮嘱他说：“你是革命的后代，要严格要求自己，生活上要艰苦朴素，和群众同甘共苦，决不能高人一等！”“你不能当特殊农民，要做一个普通农民。你要听老农的话，听队长的话。”董良翮到农村后，董必武继续对儿子进行安心在农村劳动的教育，打消了他想离开农村去当兵的念头。在董良翮担任大队干部后，董必武曾让儿子把同他一起出差来京的干部请到家中，当着董良翮的面，对这些公社、大队干部说：“你们要帮助良翮，他还年轻，工作上要向你们学习，你们经验丰富，当他的老师，教育他在农村好好工作，参加农业劳动，让他还是当一位普通农民好。”

　　董必武不仅教育儿子安心做晋县人，而且希望小孙子(董良翮的儿子)长大了也到晋县农村去。1972 年，86 岁的董必武在给小孙子的诗中写有这样的诗句：“父母在晋县，农忙事田亩。望尔速长大，协作左右手。吾意亦云然，世为农人好。孙良颇茁壮，天逸符大造。”

　　1975 年初，89 岁的董必武病重住院期间，董良翮曾回京照顾父亲，但董必武却让儿子赶回晋县：“你是地方干部，农村工作忙，不能长期耽搁。我这里有人照顾，你还是回农村安心工作。”于是，良翮只得与父亲挥泪辞别……

　　董必武的二姐夫有一次未打招呼便乘火车来到北京。他出了火车站，坐三轮车找到董必武的住地。下了三轮车，自称是“董必武副总理的姐夫”，没有付车钱就一走了之。三轮车工人不肯罢休，向住地工作人员反映了此事。董必武的夫人何莲芝得报，立即给三轮车工人付了车费，并表示了歉意。董必武下班回家听说了此事，大发脾气，严肃地批评了自己的姐夫。

　　董必武的亲属们看到他位高权重，一度向他提出过一些要求。有的要求希望他批给紧缺的物资，有的想利用他的关系从边疆调回内地工作；还有的想请他出面“说句话”介绍进北京的大学念书。董必武对亲属们一一进行了耐心的教育和解释，对不合理的要求，予以拒绝；对合理的要求，则劝告他们通过所在单位的正常途径申请解决。

　　1964 年春，董必武的一个侄孙子从外地去北京看他，一方面想见见世面，另一方面很想通过他的关系谋得一份较中意的工作。董必武一面热情地接待了侄孙子，一面又提出几个基本“注意事项”严格要求他：“在北京逛逛可以，但不准租用小车，更不许在外面暴露与我的亲戚关系。”那位侄孙子在北京住了大约一个星期，董必武即要求他回家投入生产劳动。临别的前一天，董必武给侄孙一些路费和小礼物，并把他叫到跟前说：“我在政府里的地位很高，但我们都是靠各自的工资生活，除了看病、住房、取暖等不要钱外，其余都不能乱花国家一分钱。你家的困难，主要靠自己克服，实在克服不了的，可以找当地政府救助。”早就在寻找提出自己想法时机的侄孙子赶忙说道：“你没钱给我不要紧，那你写个‘条子’给我，我拿你的‘条子’去找县政府，肯定很见效。”董必武严肃地说：“那怎么能行？我不能插手地方政府的事，更不能要求地方政府给你特殊照顾，你要相信地方政府会秉公办事的。”并语重心长地勉励年轻的侄孙子要安心农村工作，要走出一条自己的路，不要向政府乱伸手，也不要向政府提出不符合政策的要求。

　　后来，董必武见仍有亲友向他提出各种自我要求，便干脆写了一封通函，说明不应通过领导干部个人关系办私事的道理；并将这封通函打印数十份，分别寄给亲友们。这样一来，请他利用职权办私事的亲友果然越来越少了。

　　对在自己身边的工作人员，董必武也常常勉励他们抓紧学习，希望他们每天都能抽时间读3至5 页书。同时，还约法三章：一、不许向地方上要东西；二、不许假借自己的名义在任何部门搞特殊化活动；三、不许接受礼物。每逢组织上安排新同志到他身边工作，他都要当面讲清这三条规矩。

　　董必武平时总是写“性习于俭，俭以养廉”8个字。可以说，这8 个字正是他淡泊、俭朴生活的写照。他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置办过一个针线包，战斗间隙用来补衣修鞋，建国后仍保存在家中。作诗是伴随他一生的爱好，从1939 年到1975 年，他写的诗共有1300 余首。这些诗的草稿都写在旧信封、旧日历、过时的请柬及各种形状的废纸上，平日练习书法，他也不肯用白纸、宣纸，都是用旧报纸。他所用的毛笔，笔头掉了也舍不得扔，用胶粘在笔杆上，或用线捆扎在笔杆上继续使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见他一直用着已经不能再用的旧笔时，劝他扔掉，董必武解释说：“一支笔，一片纸，一把牙刷，不值多少钱。可是，我们是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每个人浪费一点，几亿人加到一起决不是个小数字。社会财富，大家都要爱惜呀！”

1950年春，董必武同家人在北京香山碧云寺。

　　毛泽东曾改词悼念董必武

　　在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保存的毛泽东遗物中，有一些珍贵的古诗词歌曲磁带，这是1975年文化部组织几位艺术家为正在患眼疾的毛泽东录制的。其中8 盒磁带上均录有同一首词，录了12遍之多，可见毛泽东当年对它的重视和喜爱程度。这就是南宋张元干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以下简称《贺新郎》 ——笔者注)，分别由蔡瑶铣、岳美缇、计镇华三位演唱家用南曲、北曲两种唱法演唱。这些磁带保存完好，播放时音质纯正，激昂的曲调在今天听来仍动人心弦。原词如下：

　　梦绕神州路，怅秋风连营画角，故宫离黍。底事昆仑倾砥柱，九地黄流乱注，聚万落千村狐兔？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更南浦，送君去！凉生岸柳催残暑，耿斜河疏星淡月，断云微度。万里江山知何处？回首对床夜语。雁不到，书成谁与？目尽青天怀今古，肯儿曹恩怨相尔汝！举大白，听《金缕》。

　　在录制的12遍词中，有7遍最后两句依张元干原词，唱作“举大白，听《金缕》”，而另有5遍这两句被改为“君且去，休回顾”。据当时参与录制工作的张晓辉回忆，这首曲子录好后送到毛泽东处，时隔数日，毛泽东突然改动了曲词中的最后两句。

　　毛泽东是在什么情况下改动这两句的？为什么要这样改？关于这一点，流传有几种不同的说法：一是表达对董必武的哀悼；二是寄托对周恩来的情感；三是为江青留下的遗嘱。在上述诸说法中，比较合理的就是因悼念董必武而改词。

　　毛泽东与董必武同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有着共同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并且矢志不渝，为之奋斗终生。他们相互支持，相互帮助，携手走过50多个春秋。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开始，他们就作为湖南、湖北农民运动的领导核心，相互呼应。在中央苏区，尽管毛泽东受到排斥、打击，但董必武一直旗帜鲜明地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

　　1944年，毛泽东批准公开为董必武祝贺60寿辰。新中国成立后，董必武积极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1972年2月下旬，毛泽东建议由董必武出任国家代理主席。诗坛上，两人结为挚友，毛泽东曾称赞“董老善五律”。

　　曾担任毛泽东医护人员的蓝桂英回忆：1975年4月2日，董必武去世，毛泽东一天不吃东西，也不说话，只是将《贺新郎》的录音反复听了一整天。他时而躺着听，时而用手拍床，击节咏叹，神情严肃悲痛，借这首词中的某些句子寄托自己对董必武和其他战友的怀念。

　　没过几天，他把词的最末两句改为“君且去，休回顾”，让录制组重录，说原来两句“举大白，听《金缕》”太伤感了。毛泽东对这首词的改动，实际上增加了别离的意味，将送朋友去外地变为生离死别，暗含着更深沉的留恋不舍之情。

　　据此，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董必武传》和韶山毛泽东同志纪念馆编写的《走进毛泽东遗物馆》等书，均采用了毛泽东改词悼念董必武的说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