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第一案：1923年山东临城火车劫案始末(图)(3)

　　第一轮谈判

　　临城大劫案造成的政治压力，集中在了名义上主政中国的北洋政府头上，而总统黎元洪和总理张绍曾之间，正上演着激烈的府院之争。相对于国内反对势力的攻击，更让他们挠头的是来自外国公使团的强烈抗议。

　　临城劫车案的消息传到北京后，驻北京外国公使团在一个月中连续召开了十多次联席会议，向北洋政府发出抗议照会，要求限期营救人质、对死亡外国人从优抚恤等。5月7日和8日两天，驻扎在上海的多国军舰纷纷起航前往南京，声称“必要时即行登陆”。

　　公使团除了提出严重抗议外，5月9日更对北洋政府发出措辞严厉的通牒，“所有现在匪徒手中之外人生命，贵国政府当负其责。并决定以本月十二日夜十二时为限，须将被掳各人全数救出，如逾时限，每二十四小时，当要求按时增加之巨额赔偿”。

　　北洋政府慌了神，国务总理张绍曾召集了一次紧急国务会议讨论此事，但这次会议并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建议，张绍曾在会后给田中玉发了份态度模糊的电报：“匪势浩大，非跟踪追缴不能追还被掳之人，而操之过急，又恐于旅客生命发生危险。此事关系外交至为重大，现公使团已当面提出严重抗议，究应如何办理，方为妥善之处，希公同筹划，俾策万全。”

　　这份“你自己想办法”的电报自然不能给田中玉提供什么良策，即便北洋政府态度明确，田中玉也未必会执行——真正能给他下命令的是曹锟。曹锟是直系军阀首领，当时身在保定，正觊觎着大总统的位子。曹锟也“急欲于举行大总统选举之前，将本案告一段落，以全对外之体面”，所以也给田中玉发了份电报：“准外交部齐电各节，荩筹周密，务祈先以和平手段救出被掳旅客，再行进剿。”

　　“洋票”们如愿成为孙美瑶手中的筹码。

　　动武不成，只能依赖谈判这种“和平手段”了，从中央政府高官到各地士绅，不乏想借这场大案建功之人。于是，枣庄迎来了交通总长吴毓麟、山东省长熊炳琦、山东督军田中玉、天津警察局长杨以德，可谓“冠盖云集”。北京的高官，山东本省和临近省份的官员、乡绅，还有各地的新闻记者，咸集于此，旅店、茶楼、饭店，终日客满，甚至连附近地区的小商贩都赶来此地，大捞了一笔。

　　也许是为了表示谈判的诚意，5月9日，孙美瑶释放了全部外籍女客，她们向官方传递了孙的三个谈判条件：围山的官兵撤出十里之外；孙美瑶所有成员要被编为正规军旅部，孙美瑶任旅长；要为孙美瑶部补充枪支弹药。

　　5月15日，北洋政府和孙美瑶开始了第一次正式谈判，官方由山东督军田中玉和山东省长熊炳琦亲自出马，孙美瑶没有出现，他派出了部下周天松作为代表。官方表示，除了“补充枪支弹药”一条还待商榷外，其余两条都可以接受。匪方答应，将分三批释放人质。

　　事件的解决已露曙光，在随后召开的记者会上，吴毓麟忽然自告奋勇，愿意入山为质，交换“洋票”提前释放；接着熊炳琦也表示愿“附骥尾”，偕同上山。消息传到北京，黎元洪马上发电嘉奖吴、熊的忠勇。在张绍曾等人的连连“劝阻”下，二人也便“就此作罢”，“满载盛誉”回返北京了。

　　第一次谈判成果斐然，官方自然是满意的。16日，田中玉下令，解除对抱犊崮的围困。但是刚刚解困，孙美瑶却忽然变了卦，不仅在官军撤退时开枪射击，还撕碎了田中玉给他的委任状，声称“正式条件”尚未得到满足，不能放人。

　　孙美瑶的毁约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当时的《申报》这样分析：“匪之总首领(指孙桂芝，孙美瑶的叔叔，因在山上辈分最高而被任命为总账房)极愿议和不致另生枝节，讵料其余四山之匪，如孙美瑶等，皆意气横暴，以酿成如此答案，何得凭少数保证而遽释重虏？当时冲突，几至同室操戈。”显然，这是认为孙美瑶的胃口还没有满足。

　　此后孙美瑶的表现印证了这个分析，他把价码一抬再抬。

　　5月17日，孙美瑶坚持要求：官军退兵济南，将抱犊崮连同周边鲁南苏北土匪改编为三个师，官军先将枪支弹药发放，土匪再释放人票。

　　19日，孙美瑶又添了一条：撤换田中玉，由多次收编过土匪的张敬尧接替山东督军。

　　这还不算，孙美瑶因为手中握有“洋票”而变得有恃无恐。20日深夜，他发动了一场对官军的突袭。因为措手不及，官军损失惨重。

　　天亮之后，被激怒的田中玉下令重新围困抱犊崮，第一轮谈判宣告破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