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北京5月10日电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国外交战线的杰出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十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原国务委员，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同志，因病于2017年5月9日22时06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身处历史后端之人，有时会很难想象过往岁月某一具体节点中的当事人，在做出在今天看来稀松平常、甚至难称完美的决策时，需要承受的心理压力和外部阻碍。当这条历史之河本身的流向变幻诡谲而汹涌难测时，尤其如此。

2005年9月10日，国务院原副总理钱其琛在北京。

1987年，保罗·肯尼迪出版《大国的兴衰》，书中对中国的远期前景看法之乐观，与对其现下困难的铺陈，恰好成为正比，且理由不可谓不充分：“中国是主要大国中最穷的一个，所处的战略位置也最不好。这个不得不处理一系列棘手的多边外交事务的国家，与其主要对手相比，军事和经济力量都不很强。”“中国的人均GNP数字，即使经过西方式的计量换算，也不会超过500美元，而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已经在1.3万美元以上，苏联也有5000美元。甚至到21世纪，普通中国人同其他大国的居民相比仍将是贫穷的。”

1980年，《经济学人》杂志预测中国有望在未来20年里维持年均8%的经济增长率，从而在2002年前后追上法国和西德的GDP规模，2020年达到英国的4倍左右。肯尼迪认为这是个笑话：“预测是建立在诸多可变因素的基础之上的，不可能如此精确。中国的人均GNP仍将很少，假如它的国防支出能超过300亿人民币就很好了。”

30年过去了。世界银行最新公布的中国GDP规模是10.87万亿美元（2015年数字），系英国的3.8倍、日本的2.64倍，人均GNP排名全球第74位、进入中上收入国家水平，而2016年度国防预算支出是9543.54亿人民币。

我们当然不必苛责肯尼迪的预见能力；实际上，他的许多推算并非一时兴起，而是具有严格的条件限制和假设基础。其中之一便是：由于初始规模偏小、且人口过多，在进入高速成长期之后的相当一段时间里，中国仍须严格控制年均军费额度，并避免卷入一切形式的对外军事冲突——“战争，即使只是局部战争，也会将资源转移到军队方面、从而打乱‘四个现代化’轻重缓急的安排”。在这一阶段，中国需要平衡和忍耐。

肯尼迪发表这番高见之后的第二年，钱其琛就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党委书记。从那时起直至2003年在国务院副总理任上退休，他的大部分工作即是在当时的最高领导人定策下，为中国经济的全面起飞创造稳定的外部环境，并谋求经济利益与国家安全、全球影响力与地区介入能力、长期目标与短期资源之间的艰难平衡。

2006年3月14日，中国前副总理钱其琛在中国驻美国纽约总领事馆举行的《外交十记》英文版推介仪式上讲话。

概括说来，这种平衡术可以概括为“三项转型”：由单纯地适应和融入国际规则到主动谋求在现有规则下输出影响力；由“冷战”时期以安全问题为中心的国际观到安全目标服务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第一次严肃地尝试建立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需求相一致的周边政治—经济秩序。

其间面临的问题之复杂、应对方式之艰难，可以从钱其琛2003年退休后出版的工作回忆录《外交十记》中窥见端倪。诸如跨地区参与第一次海湾战争前的斡旋、对周边国家的种种应急外交、应对港澳回归中的纷繁问题等，在此前皆无先例，可谓破天荒之举。钱其琛本人将其中的要旨概括为“谋和平，交朋友”——维护人类之和平，结交中国之朋友。

钱其琛退休后出版的工作回忆录《外交十记》

看似简洁明了的方针，在实际操作中却意味着无数如履薄冰的细节，以及开创先河的制度创设。而钱其琛最初的教育和工作履历，却并非为应对如此复杂的工作环境而刻意设计：与外交界前辈、同为嘉兴人的吴学谦（1982～1988年任外交部部长）一样，他因为青年时代的学生运动经历以及较好的教育、社会背景而进入共青团系统，随后转入外交部门，先任职于驻苏联大使馆，70年代中期派驻此际外交系统重点维护的非洲地区，直至1976年11月奉调回国并逐步升任领导职务。

1982年外交部首场发布会，钱其琛宣读声明。

而在其整个外交生涯中，参与对苏联/俄罗斯关系的调整构成了比重相当大的部分：在80年代是作为中方特使进行中苏副外长级磋商，以实现两国间安全紧张的纾解以及双边关系的正常化，在90年代则是与苏联解体后出现的一系列新国家重新定位双边关系，特别是解决与俄罗斯的边界划分问题。前者是对新中国早期外交“过去时”的终结——以意识形态一致性或执政党的历史渊源划分亲疏关系的做法已成往事，中苏需要在避免对双方皆有大害的全面冲突的前提下重构双边关系；后者则是对中国沿海经济发展“将来时”的保驾护航——对陆海复合型国家中国而言，唯有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解决了来自北方内陆的安全压力，方能集中精力和资源从事外向型海洋经济的发展。故中俄关系无法被忽视。

钱其琛会见俄罗斯外长普里马科夫

比这种带有连贯性的进程更加复杂的，是对后“冷战”时代中国外交目标及其实现形式的探索。无论是50年代“一边倒”式的革命外交，还是70年代对欧美的现实主义接近，潜在地都包含有应对大规模战争的意味，而这一设定在90年代的世界里已经不复存在。但全面战争的威胁虽已消失，局部冲突、经济竞争乃至地区一体化等问题在层次和广度上反而变得愈发碎片化。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后，邓小平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韬光养晦、善于藏拙、决不当头、有所作为”的外交二十八字方针；而钱其琛在整个90年代的主要工作，便是在“和平与发展”的新主题下，以灵活而不失原则的方式伸张中国国家利益。

1996年9月24日，时任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的钱其琛在条约上签字。

90年代之前，外交工作带有极强的短期特征，往往因高层决策倾向的变化而出现剧烈调整，外事出访也很少被当作一种输出影响力的渠道加以经营。在钱其琛担任外交系统负责人之后，他在10多年时间里出访了超过100个国家，在日本裕仁天皇的葬礼上实现了与印度尼西亚的复交接触，参与了第一次海湾战争前对伊拉克的接触和斡旋，在剧变后的东欧提出了对外交往中的“三超越”原则，实现了中国与东盟政治和经济关系的密切化，使外事访问成为展现中国国际形象和立场的有效平台。外交部通过新闻发布会定期向外界发布信息、并答复疑问的机制，也是在他任内获得确立。

在解决中国与沙特、新加坡、以色列、韩国、南非等国正式建交，与越南、印尼关系正常化，以及涉及港澳台事务的外事问题等“历史遗产”之后，钱其琛使中国的对外交往重新锚定于“二元外交”——在全球层面，继续与欧美发达国家展开密切接触，展现中国进一步融入全球化进程和开放经济体系的诚意，从而最终实现了加入世贸组织（WTO）和外向型经济基础的扩大；在地区层面，通过强化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往来，在事实上为中国营造了崛起的第二基础。

钱其琛是改革开放以来唯一一位以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的身份（副国级领导人）兼任外交部部长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仅此一项，便可窥见在90年代的世界里，确保理想的外部环境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性。而他最终以灵活但不失原则性的操作实现了中国在外交领域的全面转型，为今日战略经济与战略军事的“两手抓”奠定了基础。如同俾斯麦所言，治国方略中永远不存在抽象的最优，因为“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是可实现的艺术，是次优的艺术”。从这个角度说，钱其琛以及那一代中国领导人不愧为政治艺术的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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