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汝昌

周汝昌（1918—2012），字玉言，天津人。顾随先生曾在信中对友人说：“有周玉言者，燕大外文系毕业，于中文亦极有根柢，诗词散文俱好，是我最得意学生。”（1952年8月28日致卢季韶书）周汝昌则不无自豪地称：“我是与先生‘通讯受业’历史最久的一个特例。”

一、“函授”弟子

周汝昌1940年秋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1941年秋走进顾随先生“宋词选读”的课堂。顾随先生讲课是出了名的“叫座”，周汝昌被深深地吸引了：“先生的讲授，能使聆者凝神动容，屏息忘世，随先生之声容笑貌而忽悲忽喜，忽思忽悟，难以言语状其出神入化之奇趣与高致。”

1941年底，燕大封校，周汝昌被迫回到家乡津南咸水沽。谁知这一别，竟然成就了一部光耀现代文坛的师生版的“两地书”。从此以后直到顾随先生谢世，师生之间的书信往来几乎不曾停断。

周汝昌寄给顾随先生的信函，早于上世纪60年代的政治运动中损毁净尽，而顾随先生写给周汝昌的大批手札却幸运地保存下来。2001年春，汝昌先生将一部分书札的复印件托人带给之京老师，并附言道：“目濒盲，数次努力，亦无法整理，请之京代劳。”2009年春，就在结束整理工作即将送交出版之时，汝昌先生又找到一批信函并复印寄来。2010年3月，一册容纳一百三十多通书信、计有十多万字的《顾随致周汝昌书》终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期间，2008年5月底，我和之京老师到北京汝昌先生寓所汇报这些书札的整理情况，并选了汝昌先生一篇旧文，准备面请先生同意后，代为书的序言。汝昌先生却给了我们一个意外的惊喜，在《顾随致周汝昌书》的后记中，之京老师形象地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在书籍文稿高高堆叠、室内光线稍显昏暗的书房里，汝昌先生借助高倍助听器亲近地与我们交谈，高兴地肯定我们的工作；尤其使我们兴奋、感动得不能自已的是，已经年逾九旬的老学者，面带欣慰与欢快地对我们说：‘为这本书写一篇序是我义不容辞的事，我自己写不了字了，我口述，由伦玲记录，……你们只要告诉我，给我多少时间就行！’”

《顾随致周汝昌书》书影

一月之后，序文如期寄到。诚如汝昌先生所言：“这批珍贵文献的真正价值却远远超越了我们师生二人之间的种种情缘和文学艺术，乃至中华大文化的多个方面的相互启发讨论。”通观所见的这些通信，起初更多是师弟子间沟通讯息、倾吐心声、唱和推敲，但从50年代初开始，两人的交流“忽然进入了一个奇迹般的发展阶段”，汝昌先生说：“此阶段中，先生因书札往还生出的许多讨论主题，引发了先生的兴致，其多年的积学深思之未宣者，却以此际的兴会与灵感所至，给我的信札竟然多次‘变成’了整篇的论学研文说艺的长篇论文……”每当谈及与老师的这段特殊的文字缘，汝昌先生总会对这批弥足珍贵的学术和文化财富大加叹赏。

顾随致周汝昌书

（1942年5月19日）

顾随致周汝昌书

（1942年6月15日）

序文以一首小诗作结：

先生书札与谁亲，惭愧村童得保珍。岂独三生私有幸，中华文化待传人。

事实上，对于这些书信的价值以及汝昌先生的评价，没有人会否认。同样可贵的还有，汝昌先生对于文化传承的这份无私和殷切的情怀。

二、初“进”红楼

1947年秋，周汝昌通过考试，重回燕京大学西语系继续学业。课余常到图书馆看书，并与其兄祜昌通信研讨。在《我和胡适之》一文中，周汝昌回忆：“不知何因，话题转到了《红楼梦》上来。一次，祜昌把考察《红》书的几种重要书目开列给我，嘱我留意，其中之一名曰《懋斋诗钞》。这本书，是曹雪芹的好友敦敏的诗集子，胡适之已经访得了敦诚的《四松堂集》，只是寻不到《懋》集，久抱遗憾。因祜昌提醒了我，于是就到图书馆去找寻——其实也不过是姑作一试之意罢了。谁料此书就在馆中，却多年无人过问，我则一索而得，当然十分高兴。在这集子里，很快发现了六首与雪芹直接有关的诗，重要无比！”周汝昌随即就此写了篇文章，但也只与祜昌做了交流，便搁置一旁了。

恰在此时，顾随先生来了一封信，一语“煽燃”了这点险些熄灭的“星火”。信中说：

不悉足下之课忙至如何程度，能复抽暇为小文向各报投稿不？

如能，亦复大佳，既可以资练习，又可以与人多结文字缘。（1947年10月15日）

周汝昌于是便把手边的两篇文章交给顾随先生，其中一篇便是研究《懋》诗与曹雪芹的那一篇。顾随先生把两篇文章推荐给了著名文献学家赵万里，赵当时主编天津《民国日报》的“图书”副刊版。12月2日，顾随先生信告周汝昌：

大作两篇，其第二篇已交与赵万里先生。今早晤及赵公，具说已寄出，将在天津《民国日报》图书周刊内披露，希注意。

12月5日，《曹雪芹生卒年之新推定——懋斋诗钞中之曹雪芹》发表——这是周汝昌公开发表的第一篇作品。次年3月15日，顾随先生又有书云：

大作《论曹雪芹》一文登出之后，胡适之极推许，曾有一短札致兄，亦载《民国日报》图书版，不识曾见之未也？

周汝昌与胡适的交往便始于此时，而其对红学的深入研究也正是从这里起步，并迅速迎来个人学术生涯的一个高峰。

三、《红楼梦新证》

在与胡适取得联系之后，周汝昌“不知天高地厚”地向他提出借阅《四松堂集》和甲戌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的请求。胡适的“慷慨”令周汝昌多少感到有点意外，而当见到《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时，他“简直惊呆了”，当即“萌发了一种极其强烈的志愿：此生要尽一切努力将曹雪芹的这部奇书的本来面貌让读者都能看到，而再不能坐视篡乱严重毒酷的程高本永远欺蔽世人”。暑假，周汝昌把书带回家，其兄祜昌用了整整两个月的时间，将书手抄一个副本。胡适继之又把戚序大字本借给周汝昌。不久，已迷踪多年的庚辰本也被周汝昌搜得。“当时仅有的三真本汇齐”，周汝昌开始着手“实现恢复芹书真面的大愿”。

《燕京学报》第三十七期封面

《燕京学报》第三十七期目录

1949年12月，《燕京学报》第三十七期发表周汝昌的《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文末，周汝昌写道：“读者于览此拙文后，若能进而更事钻研，匡其不逮，订其未当，则举世间《石头记》的读者，庶几皆得赖以树立正确的观念，彻底了解作者的原意，不致将一部空前杰作污蔑得不人不鬼，此诚文艺之大幸，亦且拙著《证石头记》一书之愿心矣。”

这篇文章以及文末的这一段话，又引来了时在文化部工作，并兼上海棠棣出版社编辑的文怀沙的注意，主动帮助周汝昌安排《证石头记》的出版事宜。周汝昌1952年5月应聘到成都华西大学任教，不久即因全国高校院系调整进入四川大学，所以出版的许多具体事宜都是文怀沙操办的。《证石头记》改名为《红楼梦新证》也是文怀沙的主意。他还特意邀请著名书法家沈尹默题写了书名，又请蒋兆和的夫人萧重华绘制了清代旗装少女的图像印在扉页上。

1953年9月，被誉为“近代红学研究的奠基之作”的《红楼梦新证》由上海棠棣出版社出版。

1953年版《红楼梦新证》封面

顾随先生初得此书时，心理上还经历了一点有趣的波折，10月27日信中写道：“我知道这部书是用了语体写的，而我对于玉言之语体文还缺乏信心，万一读了几页后，因为词句、风格之故，大动其肝火，可怎么好？不意晚夕洗脚上床，枕上随手取过来一看，啊，糟糕，放不下手了，实在好，实在好！再说一句不怕见怪的话，简直好得出乎我意料！”“玉言风格之骏逸，文笔之犀利，其在此书，较之平时笔札，直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把《红楼梦》中的批书人脂砚看作是一位女性，而且认定她就是书中人物史湘云（脂砚即湘云），依照雪芹原著，最后结局是宝玉与湘云在历尽辛酸苦难后重逢再会。这一观点是周汝昌自觉最为得意也最为重要的一项红学考证成果。此说出后，曾遭到不少人的讥嘲反对，而第一位完全给予肯定的，就是顾随先生。”他说“脂斋是枕霞公，铁案如山，更无致疑之余地”（1953年10月27日致周汝昌书），甚至断言：“而今而后，《新证》将与脂评同为治红学者所不能废、不可废之书。”

顾随致周汝昌书（1953年10月27日）

自此以后，直至当年年底，《新证》一直是顾随先生写信谈论的主要话题，探讨的内容和见地也渐趋广泛和深入：

其一，辨析封面题签的真伪。顾随先生于书法一途，服膺并追随沈尹默学习多年，深识沈书三昧。对于文怀沙所请沈尹默题签，周汝昌认为“颇似默师大笔”，顾随先生细审之后却看出了破绽：“最大的马脚是：出锋皆不健不实。（悟得此一句子，便明得默老笔意，亦且明得使笔之法，不得轻易。）‘梦’之末笔，‘新’之末笔，皆可以证吾言。……至于‘夢’之‘’头作‘’，‘證’字右文‘登’上之‘’作‘’，确是默老结体之法，然而不熟不精，勉强之迹宛然在目，决非老师亲笔也。”接着，顾随先生又对此五字到底出于何人之手进行了一番推测，最终将目标锁定在沈尹默的夫人身上：“意者，老师偶尔倦于命笔，遂令平君夫人书之；或平君夫人素亦喜读《红楼》，老师亦遂令其与吾玉言结此一段文字因缘乎？”（1953年10月27日致周汝昌书）

1976年版《红楼梦新证》书名集字

1976年版《红楼梦新证》封面

1976年4月，《红楼梦新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时，题签换成顾随先生手迹，乃是截自1953年12月25日致周汝昌的书信之中。

其二，就有关问题提出商榷。10月28日书中举出《新证》的三点值得商榷之处：“《史料编年》过于求备，颇有‘贪多’之嫌，将来必有人焉出而指摘。……此其一。行文用语体，而兴之所至，情不自禁，辄复夹以文言，述堂不在乎，亦恐有人以为口实。此其二。行文有时口风逼人，锋芒过露，此处不复能一一举例，切望玉言自加检点。此其三。”11月14日书中谈到《新证》的修改问题时，顾随先生又说：“如精力、时间、环境、条件俱能许可，必须大刀阔斧，收拾一下。殿最去留当以雪老为主，其他有关于曹家者不妨痛删。”

1976年版《红楼梦新证》，是在第一版基础上的增订，字数增加了一倍。对于顾随先生提出的压缩《史料编年》的建议，周汝昌有自己的看法，并在重排后记中做了说明：“这本书里较为可存的，恐怕也就只这一章。因此，我从一九五七年即曾动手单就这部分进行过增订修改，……这些年来陆续积累的资料，又有一定数量，搜集非易，如不整理，散亡可惜。”对于曹雪芹家世，周汝昌说：“历史是很难割断来理解的。阶级的行为也不是个人的而是集团的。通过曹家这个家族（以及其亲戚朋友）的历史，可以看到不少在一般历史书里看不到的时代面影，历史情状。这些对理解《红楼梦》的社会背景，都不为无助。”

顾随致周汝昌书（1953年12月25日）

其三，建议续写曹雪芹传记。其实，在顾随先生看来，即便删繁就简，也只是“第二着”，他更盼着，“玉言能以生花之笔，运用史实，作曹雪芹传”, 并鼓励说：“雪老穷途落魄，寄居京郊，矮屋纸窗，夜阑人静，酒醒茶余，坐对云老，共伴一灯，横眉伸纸，挥毫疾书，一卷既成，先示爱侣：此时此际，此景此情，非吾玉言，孰能传之？责无旁贷，是云云矣。”（1953年11月14日致周汝昌书）

周汝昌也觉得：“此一主题虽然探讨起来困难万分，却是值得继续努力的一项‘扛鼎’之重任与胜业。”为此，他锲而不舍甘心情愿“为芹辛苦”，穷其一生，数为曹雪芹立传。继1964年版《曹雪芹》问世之后，陆续又有《曹雪芹小传》、《曹雪芹新传》、《曹雪芹画传》等不断涌现，各种版本迭出不穷，传播越来越广，影响越来越大。

周汝昌著《曹雪芹》

（作家出版社1964年1月版）

其四，盼望整理脂评《红楼梦》。10月29日书中，顾随先生寄望说：“何时能有人整理脂评《红楼》而印之？此事要亦非吾玉言不办。”

事实上，这也是周汝昌一生最大的愿望之一，他一直在为出一本近真的佳本而奔走呼吁。1975年的一天，周汝昌接到市里的通知，请他作为顾问参加校理《红楼梦》版本的会议。会上，他和另外两位顾问一致认为：“流行‘程乙本’很糟，亟应出好本新本”，而在“古抄本中应推‘庚辰本’为校勘底本，因它现存回数最多，较为完整”。会议议定，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废弃旧本，改出新本。1982年，新校本即将问世，汝昌先生非常高兴：“这真是红学上一件大事，应当载入史册，因为首次推翻了胡适的‘程乙本’，使广大读者得见接近雪芹原笔的较为可信的本子。”

2010年1月，周汝昌校订批点本《石头记》由漓江出版社出版发行。这部百万字的宏编巨制汇校十余种古抄本，恢复了曹雪芹的真笔原文，是迄今为止最为可靠的一部真本《红楼梦》。书中收录了脂砚斋的朱笔批语数千条，还有汝昌先生毕生研究《红楼梦》的心得创获，对于理解《红楼梦》的思想艺术、创作心理等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文章节选自《顾随和他的弟子》，中华书局201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