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相伯：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把中国叫醒
“我是一条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说这句话的老人那年整整百岁，正值日军大举侵华，国破山河的时候，他却只能静静地躺在越南谅山一间普通民房的病床上。他生于乱世，长于乱世，亲历了晚清、民国、抗日三个时期，见证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孙中山、袁世凯、蒋介石等当政者的中国，浮沉百年离乱，最终客死他乡。这位百岁老人，正是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1931年9月18日，日寇在沈阳柳条湖发动了“九一八”事变。遥在1500公里外的南京，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听闻，辗转难眠，他起身到桌前，撰写了一篇2000余字的檄文，号召国人征讨日寇。十年饮冰，热血难凉，在此之前，他已经隐居十年了，甚至：“决心十年不看报。”但这一次，我泱泱中华，岂可容寇肆意践踏，他发出最坚定地反抗：“对外必要不许吝惜一枪弹。”马占山率部违抗军令，在东北奋力杀敌，消息传来，老者慷慨激昂，讽刺国民政府。“中国睡狮，酷爱和平；马占山一爪耳，似醒觉，似发动，全体国民与国民政府何时醒？何时动？”这还不够锐利，他公开演讲直指蒋介石：“孟子云：‘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终身委员长就是皇帝，委员长做了许多年，失地也失得不少了，难道委他的人民不应该有所表示么？”蒋介石也奈何不了他，只能对他的学生于右任撒气，“你的老师闹得太厉害了，太不像话了！”但当局软弱，阻挠抗日，国民多看客，反应冷淡。于是他频繁上广播电台演说，高达十二次，这档抗日演说节目竟是电台收听率最高的。
但他却自称是“中国的一条狗”。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年，江苏一个天主教家庭迎来了长子马相伯。后来他说：“中国社会治家格言是‘严父慈母，而我家却是‘严母慈父。”母亲对于兄弟三人的教育从不懈怠，因而他12岁离家，只身到上海求学，一路都走得踏实坚定，他要当一名天主神父。马相伯在法国耶稣会下徐汇公学就读，18岁时，英文、法文、拉丁文，就能运用自如， “与汉字无异。”20岁时，又自学希腊文，那时他因通达五门语言，年纪轻轻就成为学校里最优秀的外语人才。法租界领事特意聘他做秘书，马相伯说：“我学法语，为中国用的。”于是，拒绝了这桩邀请。直到那时，他还在为当上神父而努力。1862年，马相伯入小修院当上了修士，7年后，他获神学博士，终成所愿，成了一名耶稣会神父。一个天资聪颖又好学的人，如果满足于此，他的一生将会比普通人平顺很多。有些耀眼的人，天生就不是那么“听话”的。
踏入神学殿堂后，发生了三件事，成为他脱离天主教的导火索。当上神父不久，1871年，马相伯去宁国、徐州传教，看到百姓民不聊生，欲筹百两银子散济，遭遇教会蛮横阻拦。1872年，马相伯出任母校徐汇公学校长，他花费数年，结合中西数学，研究出一部《度数大全》，教会拒不鉴别，也不承认其学术价值，直接导致了无法刊印，后来散佚。1875年，丁戊奇荒。据记载： “百姓像野兽似的互相掠食；在几百个甚至几千个村落中，70%的居民已经死亡了。”饿殍遍野，路有遗骨。马相伯再度自筹白银赈灾，也不出意外地受到教会阻拦，这一次教会不只是口头制止，直接将他幽禁自省。这对于救民心切的他，无异于致命一击，他开始重新审视教会。马相伯自出生，就与天主教结缘，长大也是就读教会学校，顺理成章当上了神父，从未质疑过。但接二连三的怪事，让他认清了教会的虚伪，终于，38岁时，马相伯脱离了教会。这样的决定，无疑遭到家里的反对，直至母亲病重，也拒不见他，甚至不承认母子关系。“我的两个儿子都在耶稣会的教会，你不是神父了，就不是我儿子了。”最终，母亲去世，他也没见上一面。他为了心中的大义，脱离了教会，也同时与挚爱的母亲离别了。
毁家纾难，中国文人最赤诚的爱国做法
这一年是1900年，马相伯60岁。母亲去世之后，他极度悲愤与失望，人生也已入晚年，这一生终归一事无成，挥尽无穷血泪，转眼不过空梦。他感到自己的人生距离死亡不远了，与其一事无成，不如此生落下白茫茫一片真干净，尘归于尘，土归于土，赤裸裸地来，赤裸裸地
去。马相伯从家中拿出地契，将三千亩田产全部捐出。并立下字据， “自献之后，永无反悔”。捐完之后，他身无分文，转身走进上海土山湾孤儿院。剩下的日子，就安静地等待自己人生的夜幕降临。回首这一生，他有少年求学时的意气，有治国无门时的失望，有母亲死不闭眼的痛楚，也有白茫茫一片的洒脱。马相伯原以为，这就是自己的人生。殊不知，他悲怆的人生这才刚刚开始。1901年秋天，33岁的蔡元培到上海担任南洋公学总教习，他来找马相伯学习拉丁语，马相伯并没拒绝，可蔡元培一来，来学习的学生却越来越多。来的学生越多，马相伯的生命重新被点燃。“何不办一所学校，让中国的孩子们有书读？”在耶稣会的支持下，马相伯办了震旦学院。大学问家梁启超听说马相伯出山办学，激动之情溢于言表，他在贺文写道： “今乃始见我祖国得一完备有条理之私立学校，吾欲狂喜。”不经意间，马相伯办了中国第一所私立学校。如果说，北洋大学堂是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大学，那震旦学院就是第一所私立大学。一南一北，遥遥相隔，却对中国的未来都有着同样的寄望。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政局不朗，只有教育好青年人才是兴邦
之本。马相伯育人并无杂念，只要有才华、爱学习的学生，都收入门下，尽心尽力教育知识。1904年，于右任还是一个文学小青年，中了秀才，在家写嘲讽清政府的“反诗”《半哭半笑楼诗草》。被一路通缉，只好避难上海。走投无路时，他来找马相伯老人，老人爱才，一见于右任，对他说：“今天你就可以入学震旦，我免收你的学费、膳费和宿费。”只这一句，于右任就热泪盈眶。他从未想过，自己一个朝廷通缉犯，马校长也敢收！在震旦大学期间，于右任化名“刘学裕”读书。几个月后，马相伯又把于右任叫到办公室，郑重地对他说：“我知道你过去教过几年书，现在你的学识足以做我的教学助手。从明天开始，你就是震旦的教师了！”于右任大为吃惊，马相伯老人不但收留他这个朝廷通缉犯，还敢让这个朝廷通缉犯当老师。于右任后来成为国民党元老，多名学校的创始人，可他时刻不忘马校长的教诲之恩，并将马相伯当做再生父母：“生我者父母，育我者先生！”可震旦学院成立两年后，投资方耶稣会只想教育传教士，而马相伯却希望教育出能对国家有用之人。
“我们誓死和马校长站在一起，可以无震旦，不可无校长……”于右任带着同学们找到马相伯，在医院，大家一见到老人，就齐齐全部跪下了：“校长，我们没书可读了。”听到这句话，老人哭了，偌大的中国竟然摆不下一张小小的课桌。为了让孩子们有书可读，上海街头，常常能看到一个65岁的老人，一个人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东奔西走，到处游说筹集款项。两方俱不相让，耶稣会一怒之下，解散学院。对马相伯老人更是百般驱逐，甚至找人将老人架到医院，让他 “无病而入病院”。老人被架走后，学生们就再也无书可读了。学生们纷纷表态：
“国家再穷，可学生们总该有书读啊！”
1905年中秋节，老人终于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在吴淞废弃的提督衙门，破破烂烂的屋舍里，一个老人，一百多个学生，没有桌子、没有椅子，只有一块黑板，这就是现在名校复旦大学的前身复旦公学。古诗《卿云歌》有云：“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取名“复旦”，有两重含义，一则“光复震旦”，二则“光复中华”。时年66岁的马相伯亲自走上讲台，教授法文、拉丁文，学校没有校址，没有业务经费，只能暂借校舍。
马相伯担任复旦公学第一任校长，就是这样简陋的教学环境，却培养出了：中国著名的气象学家竺可桢；民国艺术大师李叔同；国学大师陈寅恪；著名数学家胡敦复；中国第一任轻工业部部长黄炎培；
政治家、教育家邵力子。从那时开始，只要说到让孩子读书，马相伯老人就办学“上瘾”。他像割肉噬虎的佛陀，可以拖着年迈的身体粉身碎骨。一生中，马相伯用一己之力办了复旦大学、辅仁大学、震旦女子文理学院，培根女校，启明女子中学。老人为办学殚精竭虑，妻子实在忍受不了他终日奔走，不着家，气得要回娘家。
悲剧就在这时降临了，她携长子乘船离开到吴淞口时，发生事故，母子二人遇难。马相伯为苍生离开教会，失去母亲，为学生三办学堂，失去妻子。人生中两次大义凛然的抉择，使他分别失去了生命中两个最重要的女人。这还没完，次子马君远在复旦公学教书，不久病亡，马家仅剩他和一个半岁大的孙女马玉章，一老一小，相依为命。在徐汇公学当校长时，蔡元培还是他的学生。听闻马相伯精通多国语言，蔡元培就厚着脸皮学语言，先选定了拉丁文。每天一大早就来门前等着，有时候马相伯还没醒，蔡元培的敲门声就响了。他也不生气，还叫蔡元培多叫些学生一起，他都愿意多多授课，当时还流传为一段“二十四个学生跟马相伯学习拉丁文”的佳话。1913年，当上教育总长的蔡元培知北大校长一位空缺，第一个就想到了自己的老师马相伯先生。初来北京的马相伯受到了袁世凯贵宾级接待，还拉拢他做高官，他一律不受。当年，马相伯风生水起时，袁世凯不过是蝇营狗苟的无名之辈，还特意请教先生：“如何在官场中脱颖而出？”马相伯戏谑道：“唯有厚赂宦官，由宦官而结识亲贵，即可越级超升，甚至抚台也不难。”没想到他的胡言乱语被袁世凯封为金科玉律，更没想到竟然歪打正着，袁世凯一路当上了皇帝。马相伯后悔也来不及，袁世凯则对他笃信有加。袁世凯复辟前，宴请各界名流，旁人对此都模棱两可，只有他公然反对，一字一顿，说得掷地有声。袁世凯登基时，众人皆叩首，唯他屹立不拜，袁世凯只得命人给他赐座。总之，当时这位假皇帝挖空心
思，想讨取老先生满意，为他所用，次次皆无功而返。直至袁世凯病逝，马相伯才喜笑颜开，还做了幅对联，病起六君子，命送二陈汤。“六君子”“二陈汤”原意都是中药药汤名，在这里分别指令袁世凯头痛的爱国志士。迈入80岁大关的马相伯，忽然满腔愤慨都熄火了。他奔走多年，历经朝代更迭，倾尽全力为社会图谋，却没见好。于是，隐居起来，不问政事，不看时局，每日提笔练字，十年不看报。1930年，九十大寿，学生们特意赶来，为恩师祝寿。于右任书联：“先生年百岁，世界一晨星。”张元济呈联：“博学多闻，泽寄象；修道益寿，眉梨耄鲐”。其他名流章太炎、胡适等也送来寿幛，这些寿联就已是满堂彩。大寿的喜悦没过多久，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再也安不下心看书练字，于是走上街头卖字。年事已高，不能久站，就由一人扶着他，一个字30大洋，一副对联50大洋，就这样一字一字卖够了十万。当然他并不为己用，全都捐献给了前线抗日的将士。后来，他对相依为命的孙女马玉章说：“爷爷一生以大公无私为人生宗旨，百年以来，一无所有，什么财产都没有给你留下来呀！”他这一生的选择，使他对母亲、对妻儿、对孙女都歉疚着。1939年，马相伯身体抱恙，在学生于右任的安排下远赴越南修养，在越南度过了百龄寿辰。国民政府称他为：“匪唯民族之英，抑亦国家之瑞”。中共中央贺说：“兹值先生百龄大庆，国家之光，人类之瑞。谨率全体党员遥祝并致贺忱。”
国共两党皆仰先生之高风
他一生数度毁家纾难，三办学堂，视兴邦为己任。辞世时，两袖清风，仍觉对国家、对人民做得不够，口中仍在念着“消息、消息”。1939年，11月4日凌晨，他终究没有等到抗战胜利的消息，抱憾离世。犹记得，百岁寿辰时，《国际新闻》主编胡愈之去采访他，面对烽烟四起，国破山河的中国，老人不由得想起自己的一生，生活了整整一百年，也见证了这个国家民不聊生的一百年。办教育如同学狗叫，目的都在警醒世人，他内心百感交集，突然泣不成声：“我是一条狗啊，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临终之前，他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并未死在祖国，而在异国他乡。马相伯活了一百岁，每走一步，人生都是负重而行。历史在他身上鞭打出深深的伤口，他却像老狗一般喘息着办教育，育国人，叫了一百年，也见证了中国的一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