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人物：汪精卫（十二）

原标题：民国人物：汪精卫（十二）

我们不妨随着历史的进程和个人境遇的变化试着分析一下汪精卫此人的人格和人性——首先，在关于在是否承认伪“满洲国”这一傀儡政权的事情上，汪妻陈璧君居然曾经为了迎合日本扬言说：“东北五省本来就是满洲带来的嫁妆，只不过现在还回去罢了！”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夫人在主权与大义面前居然能说出这种媾和媚日言论，可见其立场多么不坚定。此话虽出自陈璧君之口，但也必定是汪精卫认可的，在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问题上汪精卫和陈璧君绝对是缺失底线的。其次，上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在“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淞沪抗战”和“长城抗战”之后，当汪精卫清楚地看到日本军事实力的强大后便开始产生了对日恐惧的心理，虽也曾表面上宣扬抗日，但内心却计划伺机谋和，这就说明了其生性懦弱的一面。再次，在1937年全面抗战打响以后，陈璧君劝说汪精卫道：“日本人既然能打下华北、打下上海、打下武汉，那他就能打下重庆、打下成都、打下全中国，到时候抗日分子肯定是死无葬身之地，咱们可不能跟着蒋介石跑做蒋的殉葬品。”由此可见，作为一个国家领导人的家庭为了一己政治私利就可以随便置国家安全和黎民百姓于不顾。最后，当汪精卫在1939年4月决定去上海与日本人进行所谓“和平谈判”后，一开始汪精卫看上去踌躇满志地租赁了一艘七百六十吨的法国船，可是法国船没有航行多久就由于海面上风浪太大、太过颠簸而使汪精卫转念登上了日本人为他准备的但开始他言辞拒绝的五千五百吨的大的“贼船”了。5月，在上海吴淞口登陆后一开始汪精卫也是坚决要住在公共租界而不进入日本租界，他不愿给上海方面造成他与寇同流合污的印象，但后来转念的汪精卫特别害怕再次遭到国民政府重庆方面军统特工的暗杀，在他认为此时能保护他的就是日本人而最安全的地方就是日本租界，于是受到惊吓就没有了原则的他毫不犹豫的投靠了日本，迫不及待地进入了日租界。后来的汪精卫就快步变成这种缺失底线、性格善变、缺乏主张、生性懦弱、只为私利以及毫无原则的人，因此他就能做出投降卖国、做贼求荣等等这些事情。

在抗日战争最艰难的阶段，汪精卫集团与日寇之间所签的卖国条约比当年袁世凯与日所签的《二十一条》还要苛刻许多，我们试想如果一个不掌握大量的政治资源的人是没有资本也不可能签下这些卖国条约的，但是作为一个掌握着一定政治资源的政治领袖如果缺乏强大的政治能力而又饱有强烈的执政欲望，这自然就会做出偏离主线的行为，为他自己为他所在的权利集团埋下祸根。当日本这个贪婪的国家在他的面前出现后，寻找到汪精卫这个对权利贪婪的人，两者臭味相投就必然狼狈为奸。汪精卫的媚日是从恐日开始的，这种变化象征着他一辈子受挫就放弃底线这种性格上的明显缺陷以及对大趋势的判断缺乏理性还有就是在情绪管理上的自我调节能力的低下。

要评论汪精卫就一定离不开蒋介石这个与之分分合合、明争暗斗、猜忌博弈了大半辈子的对手。在此，我们必须承认在对“大局”、“大事”和“大势”的布局、判断和处置上汪精卫是远落后于蒋介石的。汪精卫原本在国民党内是有崇高威信的，但在长达二十余年与蒋介石的争权夺利中让他将个人之争凌驾于民族生死存亡之上，在这样的争夺与斗法之中汪渐渐变的心态扭曲，成为了一名只知道追逐权力欲望的政客。汪精卫多次与人透露：“自己的自尊心受到了挫败”，而挫败后没有迎难而上反而却出现“三观”轨迹大的转折，这种转折也许在1910年满腔热血地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后就逐渐开始了。汪精卫曾在国民党内组成过一个“改组派”与蒋介石对立、旨为分化蒋介石的独裁但最终并不成功，也曾作为一个“低调俱乐部”的核心灵魂宣扬反对抗战的论调但最终亦不欢而散。当最为艰难的抗战初期，失败主义的情绪蔓延开来时，汪精卫就将惧日、媚日言论说的冠冕堂皇，后给侵略者当奴才。甘愿成为帝国主义侵华帮凶的汪精卫比蒋介石年长七岁，也比蒋介石出名要早得多，但当汪集团投日叛国的那一刻，蒋介石明白他带领的中国如果坚持不断抵抗就会被国人拥护、被百姓支持还能吸引国际援助，可是如果放弃抵抗也许就会被国际列强刮分，而那些所谓的中日亲善、和平运动永远不会有结果。蒋介石果然准确地判断对了失控的日本在开战之后疯狂邪恶举动。最终，坚决抵抗的蒋介石坚持到了胜利的那一天，其个人也走向了人生的巅峰，而胆怯投降的汪精卫则死在了他乡。

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