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演达与蒋介石:生死知己,恩怨黄埔

原标题:邓演达与蒋介石:生死知己,恩怨黄埔

古有萧何与韩信,因韩信为萧何举荐,韩信得到刘邦的信任并建立了不朽功业。 后又韩信与刘氏集团起冲突,萧何又献计擒杀韩信。 此故事被后人称为“生死一知己”。

近代邓演达的遭遇也与韩信的遭遇类似(当然也有很大不同),邓演达起初因为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在黄埔军校及北伐战争中,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后来因为政见不同,竟被蒋介石下令杀害。

邓 演 达

粤军:效力中山初相识

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1895年生于广东惠阳鹿颈村(今惠州市惠城区三栋镇),原籍广东梅县丙村镇,是著名的国民党左派领导人,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创始人。在广东陆军小学、武昌陆军第二预备学校、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军事约10年之久,历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黄埔军校教育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国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主任等。毛泽东称赞他:“邓演达先生这个人很好,我很喜欢这个人。”

邓演达与蒋介石在学生生涯中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都是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毕业。蒋介石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到保定军校,入陆军部速成学堂留日学生预备班学习,后来留日。邓演达于1916年底以优等生资格到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攻读工兵科,同时还致力于政治、经济等社会科学的研究,并学习德文。并于1919年2月毕业,时年24岁。

邓演达与蒋介石相识缘于粤军。1927年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期间,蒋介石为了团结邓演达,给邓演达写了一封信,信中除许诺邓演达出任总司令部参谋长外,还表示:“十年来患难相从,一本革命精神进行到底……苟望吾弟力挽狂澜,共谋团结。”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与邓演达相识于1918年前后。当时,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蒋介石也于1918年3月任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半年后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驻闽。而邓演达也在毕业一年后,在邓仲元的召唤下到粤军工作,任宪兵连连长。

此后,邓演达和蒋介石均追随孙中山参与各项革命工作,时有交集。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蒋介石和邓演达、李济深、王柏龄等为军校筹备委员,蒋介石为军校筹备委员长,蒋和邓的关系因而更加紧密了。

邓演达故居

黄埔:真诚相见革命情

一直有一个声音,那就是讲邓演达与蒋介石的关系是比较淡薄,甚至邓演达是反对蒋介石的。比如有人就认为1924年任黄埔军校教练部副主任的邓演达因蒋介石、王柏龄容不下“有骨气的不愿做奴隶的邓演达”,因而 “排挤”邓演达,迫使邓演达于1924年冬辞去黄埔军校教练部主任职务,并于1925年2月至11月在德国留学。

事实上,当时蒋介石对邓演达的认可度是相当高的,二人都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对孙中山的革命理想非常忠诚。两人都没有重要矛盾,基于双方的才能和地位,互相欣赏和敬重是主要基调。比如1924年2月中旬,邓演达时任第一师第三团团长、第一师创办的西江讲武堂教官,邓演达曾陪同蒋介石参观石井兵工厂和西江讲武堂,并请蒋介石对讲武堂学员开展演讲,表现出对蒋的尊敬。孙中山委任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后,蒋介石基于当时滇、桂军这时把持广东税收、财政的现实困境,担心两个军阀抗拒孙中山命令,在军校经费拨款上进行刁难,认为自己即使当了校长也难有作为,因而对校长一职坚辞不受,并径自于2月21日离粤返浙。孙中山随即派邓演达于25日乘船赴奉化,劝蒋介石回粤任职。从这里可以看出,孙中山为什么要派邓演达而非他人去奉蒋介石?如果邓演达和蒋介石关系较差,孙中山会这么做么?如果邓演达并不认可蒋介石,邓演达也会以各种借口推辞此事。

其时,邓演达到达奉化后,蒋介石很真诚地向邓演达诉说了苦衷,表示如果还是这样的局面,他将坚决不返粤。邓演达对此也只能表示理解。

邓演达陈列馆

邓演达的奉化之行是蒋邓关系重要的一环。这让蒋介石更深地认识到邓演达。当时蒋介石在粤军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力,邓演达又是粤军的优秀少壮代表,这不得不让蒋介石刮目相看。况且邓演达深受孙中山认可,以孙中山的阅人阅世经验,也说明邓演达是一个值得信任之人。另外,邓演达也是孙中山任命的七名黄埔军校筹委之一,在国民党的地位也非常重要。此次的劝说,奠定了邓演达和蒋介石的信任基础,邓演达也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邓演任职黄埔军校后,注重军容风纪,以身作则,对学生严而不苛,态度诚挚,深得学生信任,深受蒋介石认同。而最能看出邓演达并非受到蒋介石排挤的证据是,蒋介石写信要邓演达回国。邓演达出国后,蒋介石军务繁忙,军校又缺少有能力且值得信赖的人选负操办,便写信要邓演达尽快回国。邓演达回国后,即由蒋于1926年1月8日呈请军委会,任命邓演达为军校教育长。在1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大上,蒋被选举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当选候补委员。邓演达出国一年,期间最支持他的孙中山已去世,可回国后即受到重用,这里中没有蒋介石的支持和信任,邓演达是难以做到的!

邓演达纪念馆

武汉:恋恋不舍起阋墙

我读了相关的史料,发现邓演达与蒋介石的关系看似疏淡,实则亲密,看似决裂,实则留有余地。其中令庐山兵谏事件被不少人认为是蒋介石与邓演达分道扬镳的一个标志性事件,但是,我并不认为这是一起“兵谏”事件,虽然邓演达和蒋介石的政治关系由此而受影响是必然的,但是,从内心上,蒋介石和邓演达并无致对方死地之心。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兵分三路北伐。第一路军很快攻占武昌,广州国民政府随即迁往武汉。第二路军不久也拿下南昌,本应继续挥师北上,但是跟随第二路军行进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却按兵不动,出于对武汉并非自己势力范围的顾虑,蒋介石甚至要国民政府迁到南昌来,即迁都之争。在这种背景下,邓演达希望蒋介石能驾临武汉,共同北伐。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赶忙出面调解双方矛盾,约请各方负责人上庐山当面商谈,统一认识。邓演达深知蒋介石不会轻易妥协迁都之事,决定利用和蒋介石面谈的机会“犯颜直谏”,迫使蒋介石继续北伐。于是邓演达和唐生智来到蒋介石下榻的仙岩旅馆,说要面见蒋介石。几名门卫见是两名高级将领,便把门打开。邓演达、唐生智直入蒋介石卧室,要蒋介石继续北伐,统一中国。蒋介石倒是很镇静,连连点头,表态说这是大事,需要多加商量。不久,鲍罗廷、汪精卫匆匆赶来,事情才得以缓和。

有人把此事和西安事变的兵谏相持并论,却不知道庐山事件和西安事变有着很大的不同。首先,和谈的策划者是鲍罗廷在国共两党有着广泛的影响力,国共两党都不能不给他的面子。邓演达抢先逼迫蒋介石,只是临时起意,且未获汪精卫和鲍罗廷的许可。更为重要的是,邓演达、唐生智直入蒋介石下榻的宾馆,本来就是险象顿生,如果真有不利于蒋介石的事,蒋介石也有充足的警卫加以回击。而西安事变中,杨虎城和张学良作为一方军阀,蒋介石身陷西安根本无可奈何。再从结果上看,西安事变最终以蒋介石答应积极抗日,而庐山事件后,蒋介石并没有认真履行有关条件,最终国民政府还是定都南京而非武汉。

从历史演进的角度来看,邓演达当时主张东征蒋介石,而武汉国民政府主张北伐,北伐更具有政治正确性。邓演达主张东征蒋介石,只会加剧国民党的内部分裂,并进而导致统一中国整个革命理想的失败。所以武汉国民政府没有采用邓演达东征蒋介石的策略无疑是正确的。而邓演达流亡后得出的结论是:要遵照孙中山的革命理想,武装反蒋,复兴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却不知道孙中山革命的真谛是结合实际不断完善革命理论,寻求更大发展。比如“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邓演达流亡苏联后,就因没有取得斯大林的支持,实质上没有办法执行“联俄”政策,进而也没有办法“联共”,那么在当时的背景下,生存空间就相当有限。

从蒋介石角度来说,唐生智阵营在武汉和两湖地区的有扩展之势,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领导下的两湖地区工农运动也呈现迅速高涨之势,这些势力影响到蒋介石势力的发展。但是,蒋介石是名义上是北伐军的总司令,本应以更大的胸怀去容纳国民党内各支军队,但他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就主张国民政府迁都武昌,就可以看出其目光短浅、格局有限。当时,蒋介石若以大局为重,奋力北伐,则不但团结了邓演达,而且其地位会更为巩固,所得利益也会更多。况且迁都是国之大事,以武昌为都城实在过于权宜而缺乏历史观。后来蒋介石建都南京,方有大家气象,但气象之都,当有大格局的人来担当,方能互相彰显。蒋介石以据有军事、经济势力而目空一切,终免不了下野的命运。然而,直到四一二政变前,仍欣赏邓演达的责任心、工作能力和在黄埔学生中的威望,还希望能与他继续合作。甚至讲:“十年来患难相从……”

邓演达纪念园——武昌桥

南京:生死知己党争误

1930年5月,邓演达在欧洲旅居了两年多后归国。当年8月9日,为继续贯彻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邓演达与国民党左派一帮人在上海创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农工党的前身,被称为第三党。邓演达被选为中央干事会总干事,负责主编《革命行动》月刊。该党经过一番整顿以后,一度发展很快,曾建立十一个省区和三个市区的地方组织。尤其是邓演达利用他以前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的影响,策动蒋系军官反蒋,建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吸收黄埔学生达5000人左右,蒋介石组织的黄埔同学会才3000多人,相形之下逊色很多,给蒋介石造成很大的政治压力。邓演达想利用1931年春的宁粤对立事件,策动孙科参与反蒋,并准备借此机会发动反蒋武装起义。由此邓演达与蒋介石走向了决裂的地步。

当年还发生了一件让人至为痛心的事:9月18日,东北风云突变,日本关东军发动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不到半年时间,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殖民统治。

就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夕,邓演达因叛徒陈敬斋出卖,不幸在上海被捕。邓演达被捕后,蒋介石开始并没有杀害邓演达之心,毕竟都是黄埔军校的同仁,邓演达的坚贞能干、奋发有为给蒋介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当时蒋介石阵营的人才资源更为匮乏,如得邓演达力量,则如虎添翼。因而蒋介石还是希望邓演达能站到自己的阵营来,为“国民革命”效力。蒋介石对邓演达说:“择生,别人反对我,还有可说,你我是多年朋友,有什么不可以讲清楚的呢?你应该同我合作呀!”邓演达答:“只要你听取我的意见,不违背总理的意志行事,我当然可以同你合作,并且能合作得很好……”

蒋介石还多次派国民党元老吴稚辉去看望他,劝他解散组织,放弃主张,许以中央党部秘书长或总参谋长、剿匪副总司令或出国考察等优厚条件,均被邓演达所拒绝。邓演达坚持:除举行真正的国民会议解决中国革命问题有商量余地,“个人一无所求”“我要为中华民族维护正气”。

从上述蒋介石对邓演达的种种拉拢可以看出,蒋介石对邓演达的才干和人品均常认可,希望邓演达能像以前一样,在其领导下开展工作。但是此时的邓演达已并非当日的邓演达,虽然蒋公有惺惺相惜之心,邓演达已无合作共赢之意。这使蒋介石非常失望,不知道该对邓演达如何处理。当时国民党多位黄埔系要员又电请释放邓演达,让蒋介石感受到邓演达的巨大能力和巨大威胁。出于对自己地位的担忧,特别是在基于被迫下野前的复杂心境,终于令蒋介石痛下决心。1931年11月29日晚后,蒋介石派人杀害邓演达于南京,邓演达时年36岁。

就历史的演进看来,邓演达的第三党要建立政权的可能性并不高。邓演达的政治资源,大多是黄埔军校的骨干力量,而这两股力量,要么倾向共产党,要么倾向蒋介石,真正能为邓演达所用的政治、军事资源并不多,特别是邓演达在武汉被解职之后,外出流亡多年,这期间国内蒋介石势力和共产党发展迅速,早已各成气候,均想着如何独立发展壮大,留给邓演达发展的空间已不大。邓演达的第三党,看似人员众多,但实则观望者多,在共产党和蒋介石这两股势力面前,不要说难以撼动这两方,生存都非常困难……这从其后从第三党参与“福建事变”并导致失败以及其后抗日战争时期、解放战争时期发展缓慢可略见一斑。

在抗日一事上,蒋介石也不积极,对剿共倒是很热心,而邓演达则主张积极抗日且支持中共的。即两人在国家大事的战略上,存在分歧,而这种分歧也使邓演达对蒋介石来说,没有太大的价值……

后来,国民党上将刘建绪问蒋介石:“委员长百年之后,谁能代替你?”

蒋介石答:“能代替我的人已被我枪毙了。”大家都知道,这个能代替蒋介石的人,即是邓演达!从中可以看出,蒋介石对邓演达的何种倚重,何等痛惜!蒋介石人生三次下野,二次与邓演达有关。蒋介石一生任过多个参谋长职务,也以参谋长职务许邓演达。邓演达甚至认为蒋介石不会杀他,他应也感受到了蒋介石的这份感情。所以若以说蒋介石与邓演达为生死知己,实在不为过分!

邓演达纪念园

农工党中央主席题词___农工林

邓演达与蒋介石的经历,有时候让人不禁想起韩信与萧何“生死一知己”的故事。而与韩信死后被灭族不同的是,邓演达草创的中国农工民主党,数十年栉风浴雨砥砺前进,目前已成为中国的重要参政党,截至2017年6月底,党员总数15.7万人。为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发展贡献力量。

惠州——作为邓演达的故乡,也建有邓演达纪念园、邓演达纪念亭、演达中学、演达路等十余处纪念设施,彰显邓演达的精神风范,使演达精神得以更好发扬。

邓演达纪念园———萨波塞亭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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