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百年卫生 红色传承》一书
【老游评书】百年卫生显红色传承 群星璀璨耀华夏大地
人物简介
黄家驷（1906—1984年），江西玉山县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一级教授，外科学家、医学教育家。1933年毕业于北京协和医学院，获医学博士学位。1935年来上海医学院任教。其间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研修胸腔外科数年，获美国外科专家和外科学硕士两项证书。历任上海第一医学院副院长兼中山医院、上海胸科医院院长，上海医务工作者工会副主席。1958年调任中国医学科学院院长、协和医科大学校长。曾任苏联和印度医学科学院院士和委员，中国科学院主席团成员、学部委员，国家科委医学组副组长、生物医学工程组组长，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国家发明评选委员会副主任，卫生部医学科学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科协副主席，中华医学会副会长、中华医学会外科学会会长，中华医学教育学会副理事长及中国生物医学工程学会理事长等职。曾当选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委员。
黄家驷是医生们心中水远的灯塔。他的名字为一代又一代的医生、医学生所传颂。他那里程碑式的著作《黄家驷外科学》是每个外科医生踏入外科殿堂的必读之书。几十年过去了，医学在不断发展。也许，名医时代已经告别，但黄家驷等灿若星辰的名字将永远为世人所敬仰。
2006年，世界顶尖心胸血管外科杂志、美国《胸外科年鉴》（ Annals of Thoracic Surgery ）刊登了一篇纪念黄家驷的署名文章。作者写道：“为了纪念黄教授对于中国现代外科学的功劳，使之不为后人所遗忘，我们特意写此篇纪念文章。”今天，我们在这里也剪取黄教授辉煌一生中彰显大师情怀的点点滴滴，以寄托后辈对这位为祖国医学教育和外科事业奉献了一生的大师的怀念与崇敬。
“外国人能做的，中国人一定也能做”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一批有志于祖国现代化建设的医生正紧跟西方医学的发展，使现代医学的火种在这贫穷落后的国度逐步发出耀眼的光芒。肺结核病曾经是严重影响人类健康并危及生命的头号流行病，世界人民深受其害。在抗生素药物发展不充分的年代里，肺结核的治疗手段十分匮乏，重症肺结核等同于不治之症。外科手术仅限于萎缩疗法，胸内手术风险极高。美国密歇根大学医学院亚历山大教授带领下的外科团队对胸科手术做了革命性的改进，极大提高了肺叶切除等胸内手术的安全系数，为无数重症患者免除了死亡的威胁。赴美留学的黄家驷正是这个团队中的出色的成员。
黄家驷在美留学期间，关注祖国命运，组织募捐活动和战后祖国建设的研讨。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東，他拒绝国外优越待遇的诱惑和殷切的挽留，第一时间回到祖国，在国立上海医学院创建中国的胸腔外科学，实行并推广改进后的开胸手术，培养胸外科人才，大量救治国内的危重胸科患者，由上海遍及全国。新中国成立后，医药卫生事业迅速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中国的胸外科在世界上居于领先地位。肺叶切除、全肺切除以及食道、支气管、动脉导管、心包等先进手术很快在这个古老的东方国度顺利发展起来。凭借大量的临床病例数，中国医生在一些手术技能方面所取得的进步甚至较西方世界同行更胜一等。与此同时，黄家驷进一步向肺部的癌症发起挑战，早在1953年，具有远见卓识的重要论文《为肺癌的早期诊断而呼呼》为肺癌诊治指明了方向。黄家驷用自己的实践，一再证明：“外国人能做的，我们中国人一定也能做。”
——他在20世纪60年代，不畏风险，率先完成了经颈、胸、腹三切口食管癌根治手术。与传统的经左胸食管手术相比，这一术式难度更大，但清扫淋巴结更为彻底。同样的手术西方学者需要一整天工夫才能完成，而黄家驷凭借精湛的手术技艺，将手术时间控制在6～7个小时，大大缩小了手术创伤。
——他在1965年完成了国内首例针刺麻醉下胸外科手术，接着又完成了高难度的针刺麻醉下外侧切口全肺切除术。
黄家驷——这位来自江西玉山的少年已练就一身本领，成为一个上台持刀手术、下台握笔成文的医学大家。的确，外国人能做的，他做了；外国人没有做的，他也做了。黄家驷主编的权威性外科学专著《外科学》，第四版命名为《黄家驷外科学），以后出至第七版，是当代学习外科学必读的参考书。
名师与高徒
黄家驷是一位载誉中外的名医，又是一位深得学生爱戴的名师。上医学生是幸运的，黄家驷通过言传身教、手把手的外科技能培训，把在美国学到的和自己创新发展的外科理论与技能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了年轻的学子们，并鼓励他们在掌握现代医学技能的前提下开拓创新，发展外科新技术。名师出高徒，许多学生就是在他的教导下后来成了出类拔萃的外科名家。
60年前的某一天清早，在上海市西南角的上医，一群衣着整洁、神色匆匆的外科医生正陆续赶到中山医院讲堂。这注定又是不寻常的一天，年轻的外科大夫们早早地准备好了当天要会诊的病史资料，加上相关的文献学习体会，安静地等待外科主任黄家驷的早会查房。“黄教授来了！”几十双眼睛注视着他。那年，他40岁。高个、英俊、儒雅，一如既往地平和。这样的早会自黄家驷来到上医起就成为一种惯例，但是今天却有一点儿不同寻常。
“报告，有一位医生缺席！”
会场里起了一阵小声的议论，大家纷纷猜测是哪位医生睡了懒觉。这下免不了要挨黄家驷的批评了，要知道在整个上医，黄家驷的严格是众所皆知的。
“知道了，我们先开始病例讨论吧，患者的问题先解决。”黄家驷讲话了。
大家听了都为那位缺席的医生松了口气，心中暗暗祈祷黄家驷会忘记这件事。下午，手术室传来消息：原来，急腹症使那位缺席的医生变成了患者，黄家驷非但没有责怪他的学生，还亲自为他实施了阑尾切除术。很快，这位医生又回到了工作位上。这位得到黄家驷亲自治疗的年轻医生，经过日后不断的努力，也和他老师一样，成了赫赫有名的心胸外科医生。他叫石美鑫，那一年，他28岁。
2012年岁末，笔者拜访了快100岁的石美鑫教授。他至今仍能回忆起黄家驷当年为他行阑尾切除术后查房时的情景：黄家驷面带微笑走到他床边安慰他说，“手术很成功！”谈起当年黄家驷的种种往事，石美鑫仍然心潮澎湃：“他总是很和蔼，不爱发牌气，从来没有在手术台上扔过钳子。”石美鑫指着黄家驷指导他做手术的照片说道：“他教起我们来都是一招一式的。当时他和沈克非是我们这些学生又敬又怕的教授。”石美鑫还提到当年黄家驷派他去援助肺科医院建设的一件往事：援建任务完成后，肺科医院院方为表示对此次援助的酬谢，曾开出了一张大额支票给黄家驷，当即被黄家驷退回。石美鑫说，那是肺科医院他们不知道黄家驷的脾气，否则断然不敢。
黄家驷常把自己的学生带在身边，在实践中锻炼和培养。1951年，抗美援朝中，黄家驷担任上海市首批抗美援朝医疗手术队总队长，奔赴东北救治志愿军伤员。与他同行的，就有他当年的学生石美鑫。这对师徒在那里实施了大量手术，并将手术死亡率控制在了极低的水平。后来黄家驷调任北京，石美鑫留在上海，建设中山医院心胸外科。他不断开拓、创新，成为我国心胸外科名家，中山医院心胸外科也早已成为全国闻名的临床重点学科，但石美鑫还是说：“做了那么多年学生，我仍然觉得跟不上黄老，他很全面，对临床，对学术，甚至对政治，对管理都有很全面的理解，这点我们都比不上他。”
1958年，卫生部将刚刚改名为“中国医学科学院”的中央卫生研究院与北京协和医学院合并，成立国家的医学科学研究领导核心机构中国医学科学院，国务院调黄家驷到北京为首任院长，直至1984年任职26年（1983年起为名誉院长），为中国医学科学研究的发展和医学科研国家队的建设不遗余力。为提高中国医学教育的水平，丰富高等医学教育的层次，为医药卫生事业的发展输入高层次的人才，在上级领导的支持下，黄家驷主持协和模式八年制医科大学的复校，并兼任协和医科大学的校长，从1959年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中国的长学制高端医学教育由黄家驷主持而建立，如今已经在更多的医学院校得到推广，在医学现代化的征程中发挥引领作用。鉴于黄家驷在医学教育方面卓越的贡献与成就，其生前获得世界医学教育家的褒奖。
战土，卫土，“白头翁”
作为一名胸外科医生，黄家驷一直以国家安危为己任。一旦国家需要，他就是一名白衣战士奔赴前线冲锋陷阵。在抗美援朝时期如此，在以前抗日战争时期也如此。1932年，日军进逼长城古北口时，黄家驷便毅然参加协和医疗队，奔赴热河前线。1937年，淞沪抗战期间，他又勇挑上医医疗队副队长的重任，赴无锡筹建伤兵医院。
黄家驷从不把自己当作象牙塔里的教授。他是一位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甘冒风险，勇当正义的保护者、革命的卫士。全国解放战争时期，上医校园内活动着的地下党人面临着白色恐怖的威胁。有一次，国民党特务包围了上医校园并展开对地下党员的搜捕。当时上医的学生会会长是中共地下党员，处境危险。黄家驷在中山医院闻讯后，当即带上担架，和几位医生来到上医，把这位爱国学生乔装打扮成患者带回中山医院“救治”，事后又将这位特殊的“患者”打扮成“家属”以助其逃离医院。为了让“家属”顺利“出院”，黄家驷还贡献了自己的一套西服。那时，黄家驷的家几乎成了上医进步学生的“避难所”。一有风吹草动，大家就会往黄家驷家里跑，因为大家知道：“黄老师会保护我们。”
黄家驷曾获得一个别名——“北京来的白头翁”
1964年，黄家驷化名黄盖明，住进了湖南湘阴县的关公潭公社，在那里参加农村“四清”运动。工作之余，他常与农民一起，参加挖土、插秧、修堤等劳动，老乡亲切地称呼他“北京来的白头翁”。第二年，黄家驷又带领由北京协和专家、教授组成的巡回医疗队来到湖南湘阴，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给农民看病，并向农民宣传医学知识。面对农村缺医少药的现状，为了能留下一支不走的医疗队，与教授们为农村青年办起了半农半医学习班，授课并编写出版专用的教材，是我国培养“赤脚医生”最早的尝试。
在农村的巡回医疗中，黄家驷对食管癌的危害有了进一步了解。由于环境、习惯等因素，食管癌已成为我国农村高发疾病之一。在农村广泛调查的基础上，黄家驷决定开展食管癌的防治工作。业内人士都知道，食管手术风险大，并发症高，是西方外科医生不愿意经手的高难度手术。巡回医疗中，有人曾劝黄家驷说，患食管癌的患者多是穷人，不如找点“富贵病”来诊治。黄家驷听后很不理解：“我就是要看老百姓的病！医生怎能嫌贫爱富？”他坚持组织力量进行研究、攻关。由于黄家驷的坚持和努力，食管癌防治工作取得了很大成绩。时至今日，我国食管外科水平仍然位居世界前列。
黄家驷留下的开拓、创新精神，激励着一代代外科人遵循着前辈的足迹，勉力前行！
（供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沈亚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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