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玛窦从三十岁登陆澳门的那一刻起，就再未离开中国。这和很多早期来华传教士并无不同。令利玛窦留名青史的，是他在中国成功的传教活动，而这得益于他传教的策略选择，更重要的是在传教的同时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科学文化，令当时的知识阶层耳目一新，短短几年中掀起了“西学东渐”的高潮，故学者又称其为“科学家传教士”。而这些，造就了第一批“开眼看世界”的中国人。
游文辉《利玛窦像》
利玛窦在中国传教活动成功的关键在于，努力使天主教本土化，把天主教教义与中国儒家学说相结合，谓之“合儒”“补儒”“趋儒”，尽量中国化。他一度剃去头发穿上僧服，以后接受瞿太素的建议，脱去僧服，换上儒服。为了“本土化”，他不惜修改教规，默认祖先崇拜，以《圣经》附会“四书五经”，博得中国士大夫的好感与尊敬。他了解士大夫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与影响，要得到他们的认可，自己必须首先熟悉儒学。在肇庆、韶州逗留的十五年里，他埋头钻研儒家经典，流畅地背诵，令士大夫惊讶万分，尊称他为“西儒利氏”。
方豪《明末清初天主教比附儒家学说之研究》对此有精深的分析：一个宗教，要从发源地传播到其他新地区去，如果它不仅希望能在新地区吸收愚夫愚妇，并且也希望获得新地区知识分子的信仰，以便在新地区生根，然后发荣滋长，那么，它必须先吸收当地的文化，迎合当地人的思想、风俗、习惯；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是借重当地人最敬仰的一位或几位先哲的言论，以证实新传入的教义和他们先辈的遗训、固有的文化是可以融会贯通的，是可以接受的，甚至于还可以发扬光大他们原有的文化遗产，那就更受新传教区人民的欢迎了。
方豪引证了许多利玛窦“比附儒家”的自白，其中尤为坦诚恳切的，莫过于《复虞铨部书》（给吏部官员虞淳熙的复信）。在这封信中，利玛窦明确表示，他之所以崇儒，是因为儒家合于天主教。他身体力行，从生活方式、观念表述方式、道德规范、礼仪四个方面，推行天主教的本土化；接受中国人的礼节、饮食以及服饰打扮；利用中国古典著作中的“上帝”，和“天主”划上等号；尊敬孔子，允许祭祀祖先与孔子。
利玛窦的第一本中文著作《交友论》，把西洋名贤的交友格言翻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人，把天主教教义引入儒家人伦领域。最早结识他的瞿太素在《大西域利公友论序》中，对此赞誉有加：“以我华文，译彼师授，此心此理，若合契符。”他的另一位朋友冯应京《刻〈交友论〉序》也说，“视西泰子（引者按：西泰子指利玛窦）迢遥山海，以交友为务”，“而益信东海西海此心此理同也”。
利玛窦花了近十年时间用中文撰写的《天主实义》，毫无疑问是一本宣扬天主教教义的著作，据他自己所说，其宗旨是“首先它证明了只有一个上帝，他创造了和治理着万物”。但是利玛窦注意到与儒家思想的协调，特别援引儒家经典中的字句，论证西方的“天主”就是中国的“上帝”，说：“吾天主，乃古经书所称上帝。”他把基督概念中的“爱”与儒家的“仁”等同，说“仁”的意思可以这样表达：爱上帝重于爱其他事物，爱别人如爱自己。他解释把天主教教义与儒家学说相比附的目的在于：“八万里而来，交友请益，但求人与我同，岂愿我与人异！”
这种求同存异的态度，获得了中国士大夫赞许。冯应京为《天主实义》所写的序言，高度赞扬道：“是书也，历引吾六经之语，以证其实，而深诋谭空之误。”徐光启也说，他读了《天主实义》，没有发现天主教与儒学有任何抵触之处：“百千万言中，求一语不合忠孝大旨，求一语无益于人心世道者，竟不可得。”
利玛窦与徐光启
显然，利玛窦没有向儒家道德体系中的伦理亲情挑战，恰恰相反，他主张利用天主教教义来完善儒家思想。徐光启把这种做法概括为“易佛补儒”，意思是取代佛教的偶像崇拜，完善士大夫的行为准则。利玛窦的传道证明，他确确实实是“道”的诠释者，不过这是基督之“道”，使他成为崇拜偶像的和尚的敌手。他对儒教却不加挑剔，反而赞扬，尤其是他们的伟大的哲学家孔夫子。他习惯于穿着儒服到处走动，这对于一个外国人是非同寻常的事，因而得到士大夫赞许和敬仰，其传教活动也因此获得瞿太素、冯应京、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等知名人士的热烈响应，先后受洗皈依耶稣基督；也因此而得到沈一贯、曹于汴、冯琦、李戴等官僚的支持，使他能够破天荒地进入北京，并且在北京建立教堂，直至病逝于此。
（本文节选自樊树志著《明史十二讲》，中华书局2021年4月出版，导语和标题为编者所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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