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二十岁开始当乞丐，经过十年时间，用乞讨来的钱，在山东临清、馆陶等地买了三百余亩土地，创办三所义塾，他不曾用过乞讨来的一文钱，不置家，不娶妻，过着如牛马般的生活，只一心一意兴办义学，为了心中的梦想，终身不渝。

在他59岁时，一场大病使他无法再出去乞讨了，他不吃饭、不吃药，静静地躺在义学走廊的房檐下，听着孩子们朗朗地读书声，丝丝微笑泛上脸来，在喝了几口清水，闭上了他疲惫的眼睛后，便带着这笑容走向了另一个世界。

出殡当天，万人送行，人山人海，哭声震天，山东清廷封其为“义学正”，皇家赐黄马褂和“乐善好施”匾额，并为他建立了牌坊。朝廷“宣付国史馆立传”，修建忠义专祠为之纪念。

武训的精神受到了后世推崇，他在民间被呼之为“圣人”，各界无不感动于其“行乞兴学”的精神，民国时期的蔡元培、陶行知、黄炎培、李公朴等人都深受其影响，蒋介石亲笔题写《武训先生传赞》：“以行乞之力，而创成德达才之业。以不学之身，而遗淑人寿世之泽”，很多人也将其作为自己的精神导师，因而，“苦操奇行”的他也享有“千古一人”的美誉。

但他怎么也不会想到，在去世多年后的1966年夏天，他的遗骸被从墓中挖了出来，在游街批判后，焚烧成灰。所建的武训祠、汉白玉塑像、匾额等，均被砸毁。随之而来的是一场他看不懂，也不明白的运动。

其实，对武训的批判早在1951年就开始了，从1950年赵丹主演的电影《武训》的公演，在当时思潮的左右下，置疑之声便不绝于耳了。随着《试谈陶行知先生表扬武训精神有无积极作用》及《武训历史调查记》等文章的出台，更因为毛主席修改《人民日报》社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所加写和改写的文字发表，武训迅速由一个行乞办学的乞丐，变成了一个“大流氓、大债主及大地主”，风向迅速由学术讨论转为一场全国性的政治大批判，不过风力还不是那么大。

不知是有更重要的事要办，或有更重大的敌人需要打击还是怎么回事，一阵风过后，又无人提及这位武训了。直到1966年的政治需要，他又被人提及，这次的他就不是陷入一场学术讨论的批判了，而是将他推进了“革命”洪流中，作为运动发端的批判对象，永世不得翻身了。

我无意，也不敢在此间评论谁对谁错之类大是大非的问题，我只是想当然的认为，也许是武训的行为准则，同当时革命的潮流背道而驰。在那改天换地，同天斗，同地斗，同人斗皆其乐无穷的年代，革命、斗争、造反是主旋律，连洪秀全和黄巢一类的恶魔都被奉为英雄，如果广大人民群众都象你武训这样，那还革命个铲铲啊。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武训传》被禁后，过了55年，直到2005年底才重见天日，尽管早在1980年，就有一位叫张经济的先生写了篇《希望给武训平反》的文章，发表在《齐鲁学刊》上，便毕竟影响不是很大。最终开禁还是得益于胡乔木1985年发表的一篇翻案文章，而时间毕竟距改革开放又过去了二十几年，可见政府对此还是持很慎重的态度，它是否意味着对文革的全面反省我不得而知，但这武训是个雷区，谁也不敢轻易去触动当是不争的事实。

不管别人如何看待武训，我对其是崇敬有加，尽管他的行为准则不具有推广性，但他的人品，他的精神，是我们这个民族的宝贵财富，他是一个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高尚之人，他用双膝换来了土地，换来了义学，至于后来官方给他的荣誉，那些黄马褂和牌坊等等，当不是他所追求的。他是一位草根慈善家，也是大清时代《感动中国》的年度人物。用一位网友给他的评价来说，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丐·格瓦拉。

说到《感动中国》这一精神品牌栏目，每年评出的人物加起来可真不算少了，但我最为佩服，最让我感动的是一位叫白方礼的获奖老人。

一位从小没念过书的三轮车夫，从74岁起，他不分昼夜、不分季节，每天风里来、雨里去，早出晚归，辛劳奔波，“我不吃肉，不吃鱼，不吃虾，我把钱都攒着，给困难学生们”，用攒下的钱，帮助贫困孩子实现上学的梦想，这一蹬就是十多年，直到92岁逝世。

当他在一个寒冷冬天的早上，拿着一笔钱对老师说：“我干不动了，以后可能不能再捐了，这是我最后一笔钱”，听此言，谁能不落下眼泪，一个馒头，一碗白水，他如此简单的生活，却捐出35万元钱，让三百学子能安心念书，他就这样感动了我们，感动了中国！

武训和白方礼，虽然他们获取金钱的来源不同，可在对金钱的用法上，尤其是作为一介平民，一个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物，他们在精神上难道不是相通的吗？白方礼能够感动中国，为何武训就不能感动我们呢？为何时至今日，还有人抹黑武训，还有人往武训身上泼脏水呢，不懂！我是真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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