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新刊 | 陈忠平：黄远庸暗杀案档案揭秘

《远生遗著》卷一黄远庸遗像

在一九一五年前后担任国民党美洲总支部领导人的冯自由曾指出，黄远庸于一九一五年冬到达美国旧金山之后，当地国民党员向林森探询他的历史。林森的答复强调：黄远庸是在一九一三年五月梁启超等人组织的进步党中的“第一流策士”，曾是该党帮助袁世凯在该年解散、禁止国民党的主要谋士（冯自由：《革命逸史》，新星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635页）。冯自由的记载已经说明黄远庸的遇害与一九一三年以来梁启超所领导的进步党与国民党的党争有关，而且指出至少两名刺客参与了行动。

根据一九一三年的一份有关民国档案所做的研究也证明，黄远庸当年确实曾给袁世凯秘呈条陈，建议设立警察组织内的特种机关，搜集国民党报纸中的报道和论述，并组织、利用新闻通信机关统一、控制舆论。这一条陈深为袁世凯所重视，命令国务院转交内务部审议执行。尽管这份档案不可能在当时为林森等人所知，但可以证明以上冯自由的说法（张克明：《黄远庸是否帝制派？》，载《历史档案》一九八二年第一期）。

冯自由《革命逸史》（来源：duxiu.com)

在使用档案等原始资料研究黄远庸暗杀案的极少数文章中，另外一篇引用了一位目击者的日记。该文也仅提供了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之前该日记作者与黄氏同居旧金山的一个旅馆，并在案件发生当晚同在上海楼共进晚餐以及此后的所见所闻。但该日记除了附有相关剪报之外，并未对暗杀发生之际的情形提供详细描述，对日记进行研究的作者也未就刺客及其动机等问题提出任何结论（李芳、庞思纯：《乐嘉藻日记中的黄远庸及其被暗杀事件》，《文史天地》二〇一四年第十期）。此外，另一在上海楼用餐的目击者在数十年后对于刺客枪击黄远庸的过程提供了详细描述，但称仅有一名“打手”行凶，似与以下的档案记载不符（陆文郁：《参加巴拿马赛会琐忆》，载《文史资料存稿选编》，中国文史出版社第二十五册）。还有一些文章称孙中山曾命令林森领导下的美洲国民党暗杀黄远庸（纪彭：《黄远生：第一个被狙杀的自由主义记者》，载《文史参考》二〇一〇年第十六期），但这一说法并无可靠史料根据，也与档案记载不同。

在我所见的国民党档案史料中，林森在一九一五年十二月十七日从旧金山写给孙中山的一封超长信函明显暴露了黄远庸暗杀案发生的复杂原因。由于这封信从旧金山发出的时间仅在黄远庸暗杀案发生的八天之前，而当年横渡太平洋的轮船需要费时十天以上，身居日本的孙中山应该无法在此期间收到这封信，并据此下达格杀黄氏的命令。所以，黄远庸暗杀案应该就是林森本人在信件发出之后采取的紧急行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中国国民党档案，上海环龙路档案第七七四七号：林森致孙中山信）。

林森的信长达十七页（缺失第五页），另附一页，均用毛笔写于驻旧金山国民党美洲总支部公用信笺上，并在林森签名处加盖中华革命党美洲支部印章。这是因为孙中山原计划将国民党全部改名为中华革命党，但冯自由与林森先后请求孙中山特许美洲的国民党保留原名，以便公开筹款。因此他们除了使用国民党的名称从事公开活动之外，在内部也使用中华革命党的名义（《革命逸史》）。

林森照片

在林森发出的十七页长信之中，前十四页主要报告孙中山派往加拿大的特使夏重民试图让该地国民党的所有党部从旧金山的国民党美洲总支部独立。因此，林森要求由他领导的国民党美洲总支部统一该党在北美的所有党务。但在该信的末尾三页，林森报告了与黄远庸有关的重要情况，现摘引于下：

近日黄兴与[洪门致]公堂认为一气，已有函电见于《民国公报》。惜其不识公堂内容，欲籍彼者为标榜，反为谋私利者所利用，诚不值一文钱耳。又查梁启超将来美洲，托言养病，其实非来敛钱，必暗为袁逆走狗。

黄远庸已先期来[驻]扎金门。黄为梁之门生，黄来时带有章行严[士钊]之介绍书及与黄兴通电之密码。似此黄兴为公堂所弄，又为[梁启超]保皇党人所愚。

近日黄兴与[洪门致]公堂认为一气，已有函电见于《民国公报》。惜其不识公堂内容，欲籍彼者为标榜，反为谋私利者所利用，诚不值一文钱耳。又查梁启超将来美洲，托言养病，其实非来敛钱，必暗为袁逆走狗。

黄远庸已先期来[驻]扎金门。黄为梁之门生，黄来时带有章行严[士钊]之介绍书及与黄兴通电之密码。似此黄兴为公堂所弄，又为[梁启超]保皇党人所愚。

该信附页又特别警告：

“柔克义（前美驻北京及俄国公使）近日乘地洋丸（轮船）赴袁世凯之聘（与外务部借债事均有关系）。黄克强（黄兴）迁居 Idlewood Cottage（位于美国东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旅馆），对借债事仅由邓家彦运动 Prof. [Charles A] Bread（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帮忙。吾人宜自立长久机关，断不可专恃个人为长城也。”

“柔克义（前美驻北京及俄国公使）近日乘地洋丸（轮船）赴袁世凯之聘（与外务部借债事均有关系）。黄克强（黄兴）迁居 Idlewood Cottage（位于美国东部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旅馆），对借债事仅由邓家彦运动 Prof. [Charles A] Bread（哥伦比亚大学一位教授）帮忙。吾人宜自立长久机关，断不可专恃个人为长城也。”

林森在此信中将黄远庸视为梁启超前来美国并驻扎旧金山的先锋，认为他们的目的在于帮助袁世凯政权骗取美国政府借款或华侨捐款，并同时秘密拉拢已与孙中山不和的黄兴。该信对于黄兴与美洲洪门致公堂的联系及其通过黄远庸与梁启超秘密勾结的抨击更值得重视，而且在信件最后，林森还对黄兴在美国政府向袁世凯政权借款问题上的无所作为态度表达了强烈不满，说明当时国民党内的矛盾也与这一暗杀案相关。

1913年的黄兴（来源：mylib.nlc.cn）

首先，林森的信件将梁启超和黄远庸贬为清末保皇党人余孽，确实反映了民国初年的进步党领袖主要由清末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改良派人物演变而来。他们在民初支持袁世凯与国民党的权力斗争，又进一步加深了双方恩怨，以至于黄远庸成为林森等美洲国民党领袖用来阻止梁启超美洲之行、需要通过暗杀剪除的首要目标。但远在海外的林森等人却无意或有意地忽视了梁启超和黄远庸在一九一五年间对于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反对或拒绝合作态度。

在一九一五年八月袁世凯集团公开发动恢复帝制运动之后，梁启超就发表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表示反对。他在十二月十六日从天津南下上海之前，确实曾向袁世凯上书，声称需要前往美国养病，而且此事也为报纸所公开报道。但是，他实际是以此借口逃脱袁氏政权的注意和监视，前往南方联系蔡锷等人，准备反对帝制复辟的军事行动（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〇九年版，466—472页）。同时，黄远庸在一九一五年居住北京期间受到袁世凯胁迫，先就帝制问题发表了一篇似是而非的文章，但后来逃往上海就投书章士钊在日本出版的《甲寅》杂志，对于该文发表经过做出说明和忏悔，并公开表示拒绝接受袁氏让他主办《亚细亚报》的任命（梁漱溟：《怀念黄远生》，载《出版参考》二〇〇六年第二十三期）。最终，黄远庸远走加拿大和美国，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到达旧金山后直接向当地国民党人主办的报纸投书，要求更正该报关于他和袁世凯帝制运动的报道，声明他“因反对帝制而来此游息”。但这些辩白显然无效，以至于在黄远庸遭到暗杀之后，仍被旧金山的中西报纸视为“袁世凯派来阻止革命党人筹款反对帝制之代表”（《少年中国晨报》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黄远庸著《远生遗著》，梁启超题字，商务印书馆1920年版

第二，林森的信件不仅将黄远庸视为梁启超的马前卒，而且认定他是梁氏等拥护袁世凯称帝的“保皇党人”与已经脱离孙中山的黄兴之间的联络人，所以必须除去这一更为危险的心腹之患。关于林森报告黄远庸持有与“黄兴通电之密码”情报，在黄氏遭到暗杀之后，旧金山的一家英文报纸确实报道当地巡警曾在他的遗物中“搜出有秘密电码一本”（同上），似乎可以作为佐证。

黄兴原为孙中山在同盟会时代组织反清革命军事行动的得力助手，他也曾在孙中山领导之下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中担任陆军部总长。但是，孙中山在一九一四年中期试图改组松散的国民党为中华革命党，要求所有党员填写效忠党魁的誓约并签名加盖指模，遭到黄兴等人反对（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一九九一年版）。此后，黄兴离开日本前往美洲，在美国各地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由于旧金山的华侨中黄姓侨民人数众多，他受到了其中不同党派族人的一致欢迎。但孙中山与黄兴的矛盾却在一九一五年初变得更为激化，孙在当年三月致信黄，斥责他从一九一三年“二次革命”以来一系列拒绝服从、合作的行为（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一九八一年版，385、406—407页）。在一九一五年十月，黄兴曾致函孙中山，表示愿意在孙领导下的反袁斗争中效力（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962页）。但黄兴在当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的一封信中，又说明他正与旧金山的美国致公堂总部及康有为等原保皇党人联系，计划反对袁世凯复辟的活动（《黄兴集》）。所以，从林森的信来看，美洲国民党领袖非常担心梁启超通过黄远庸以密电码联络居于美国东部的黄兴，将他拉入拥袁的帝制集团，从而下定决心除去这一居间联系的人物。

第三，分析林森的信件，他领导下的国民党美洲总支部与旧金山美国致公堂总部之间的党派斗争也是黄远庸暗杀案发生的契机之一。旧金山美国致公堂总部曾支援同盟会，所以其大佬黄三德在一九一二年初孙中山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来到国内，要求使洪门成为合法政党。但黄三德在国内滞留三年无功而返。他很快发现此前冯自由被推为致公堂总部会长期间访问各地分部，借此机会发展国民党在各地的组织。因此，冯自由被迫辞去会长职务，亦造成国民党和致公堂的对立和冲突，黄三德也与孙中山公开反目（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中国国民党档案，上海环龙路档案第七六六五号：黄三德致孙中山信，一九一五年一月三十日；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938页）。从林森的信件来看，黄兴在一九一五年底与致公堂总部的接近加剧了后者对于国民党的威胁。另外，林森是否担心黄远庸利用同姓同宗的关系与远在美国东部的黄兴、致公堂总部大佬黄三德以及当地黄氏宗族众多成员取得联系并结为一体，从而实行了这场暗杀计划？这一推论尚需更多史料证实。但林森信件将黄远庸与黄兴的密码联络以及后者与旧金山美国致公堂总部联系的情况一道向孙中山报告，显示这场暗杀案亦与国民党和致公堂的党争有关。

1911年2月孙中山与冯自由（后排右三）及致公堂成员在温哥华合影（来源：mylib.nlc.cn）

我在其他有关档案中发现的三位刺客报告既提供了支持以上分析的部分证据，也揭示了该案件从计划到实施的细节。现摘引其中部分内容如下（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一般档案号407/1：“杨棠、刘北海、余昌等枪杀袁式[氏]走狗黄远庸事件”，一九四七年十一月十日）：

民国四年（一九一五）冬，黄远庸前清翰林当上海《亚细亚报》总编辑，赞成袁世凯称帝。当时党人同志不满意该报，经馆两次，惜他不在。后袁世凯密命他来美，私商借款，兼组筹安会等事。总支部接到密电，命吕南同志通知调查科员杨棠密查此敌是否来美。杨棠果查他注（驻）在本埠……常与不利我党人同群叙会，将此复命。斯时杨棠深感不安，与刘北海、余昌同志密集合作，实行准备牺牲。杨棠请示总支部长林子超（森）恳求计划，决实行事。林先生不准发令，（因）林先生是慈祥之人。后杨、余联同再求，林先生不发一语。棠等请先生解释：吾人入党为何，革命何为？斯时先生痛下决心，特准吾等行事，并祝胜利。

民国四年十二月廿五日，即一九一五年美国谢神日（圣诞节）下午九（？）时，远庸在上海楼开房，与三数敌人叙餐。即时接到情报，杨棠即通知刘、余齐到该楼食餐。刘、余同席，杨棠独坐一席。已有一点钟之久，他尚未食完。刘北海急欲入房开火，杨棠阻止，恐伤别人。孙科与数位男女同志亦在该楼食餐。十（？）时半，黄远庸食完，自行柜面，取牙针，欲入房内。敌人见面，杨棠即时发令，刘、余同时开火。已是三响，他亦能行行走（注：原文如此），若廿十尺之间。杨棠恐他不死，亦发一响，他倒地死矣。目的已达，各走街外也。幸当日大雾，伸手不见掌，亦无巡警，是先烈助我等。成功后各同志集合多款送吾等，概不受纳，只受孙总理特奖旌义状各一张，颜曰“卫国从戎”。又二等银质青天白日嘉禾章各一座，吾欣欣领受。

该档案注明这份报告由原籍中山县的杨棠、刘北海、余昌三人在一九四七年上呈，并由杨棠执笔，但余昌当时已故。这一档案证明林森确实是暗杀黄远庸的决策人，他的决定应该是基于上述致孙中山信件中的各种考虑。由于这一报告是在林森于一九四三年去世后上呈，执笔人杨棠可能对于自己在决策和行动中的作用有所夸大，但该档案除了案发时间与当地报纸所述傍晚六点多稍有不同之外，其余细节补正了以往所有文章中的一些重要错误和遗漏。

首先，这场暗杀案起于国民党在上海的组织送给该党美洲总支部的一份关于黄远庸为袁世凯帝制效力、前往美国的密电，但对于黄氏进行调查、实行暗杀的工作完全由林森指挥、安排和决定。孙中山只是在事后褒奖了暗杀黄远庸的国民党员，并未直接下令。

其次，这场暗杀并非是刘北海的单人冒险，而是由孙中山之子孙科等至少五人参与，由杨棠坐镇指挥，并由他与刘北海、余昌三人共同实行枪杀的行动。以往文章中专注的刺客刘北海只是一个奉命行动的角色而已。

根据我发现的另外一份档案（中国国民党文化传播委员会党史馆馆藏号：总裁批签56/0079），刘北海得到特别关注的原因之一可能是他在一九六七年八月三日于台北去世之后，受到蒋介石亲自批准赐颁挽联。此后，他参与暗杀黄远庸的行动得到了至少一家香港报纸的简单报道（见香港《华侨日报》一九六七年九月八日），但在台湾学者沈云龙八年后撰写《黄远庸其人其言》一文时，仍对刺客不甚了了。此后，由台湾官方出版、刘伯骥编写的《美国华侨史》称一九一五年“十二月，黄远庸来美，或以为进步党策士，被（国民党）党员刘北海、刘棠刺杀于上海楼”，但其中负责现场指挥暗杀的杨棠已被误为刘棠，我也未发现他曾受到来自蒋介石关注的任何档案。值得注意的是，由刘伯骥编写的《美国华侨史续编》中，对于黄远庸暗杀案有着更为详细的描写，但对刺客却讳莫如深，抹去了真相。

我在二〇一二年受邀参加斯坦福大学“北美华人铁路劳工研究项目”，得以结识一同参与研究的虞容仪芳女士，并查阅她的家藏历史文献。据虞容女士所述，刘北海在暗杀黄远庸之后，曾受到她的祖父、圣何塞（San Jose，旧译山多些）市国民党领袖容嵩光等党人的保护。在一九六〇年，他在加州索拉诺县（Solano county）的一个果园工作，并曾在该地向虞容女士及其父母讲述暗杀黄远庸的经过，包括其中一个细节：他在开枪逃离后扔掉手枪，剥开口袋中的一个橘子，用橘皮擦去手指上的火药味道，然后混入现场看热闹的人群，继续品尝橘肉。此后，刘北海在一九六五年从美国到达台湾定居，一九六七年死亡，其经过都曾由台湾《中央日报》加以报道，但并未提及他暗杀黄远庸的事实。可见，作为黄远庸的杀手之一，刘北海及其暗杀行动一直受到国民党的秘密嘉奖和保护。

1960年刘北海在加州

在《黄远庸其人其言》一文中，沈云龙认为黄氏是民初以来因文字贾祸而丧命的第一人，所以“为世所哀”。类似的惋惜也充斥于近来许多有关文章之中，并由此导致一些文章推测孙中山无法容忍黄远庸对于自己的舆论批评，所以下令将他暗杀（纪彭：《黄远生：第一个被狙杀的自由主义记者》）。但从以上披露的档案文献来看，黄远庸从民初以来介入的党争以及他无法逃脱的袁世凯帝制运动的政治影响都决定了他的个人悲剧。他在一九一五年末到达旧金山的行程是否与同时的梁启超从北京南下发动反对袁世凯帝制运动有关，并为此帮助梁氏与黄兴及洪门致公堂等海外华人组织进行联系？这些历史问题仍然值得进一步探讨。至少从国民党方面，林森等人策划和实行暗杀黄远庸的行动主要是基于政治原因，包括政治误解，而不是直接与他以往的新闻报道文字相关。十分巧合的是，黄远庸在旧金山被暗杀的日子，也正是蔡锷等在云南宣布反对袁世凯帝制复辟，正式开始护国战争的那一天。

云南护国军将领合影。左起依次为李曰垓、罗佩金、蔡锷、殷承𤩽、李烈钧 （来源：wikipedia.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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