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其美:是流氓头子,还是革命家?盖棺难定的蒋介石结义大哥

原标题:陈其美:是流氓头子,还是革命家?盖棺难定的蒋介石结义大哥

陈其美: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

1928年,国民政府发行了一套北平版烈士像邮票,共计六枚,分别是邓铿,陈英士,朱执信,廖仲凯,宋教仁和黄兴,对后三位的功绩,大陆是执赞颂之态,而前三位则极少提及,特别是这位叫陈英士的,大致是将其放在“坏人”之列的。

要说陈英士,知道的人不是很多,但如果说陈其美,知道人必定增加不少,英士是陈其美的字,他号无为,浙江湖州人,同盟会元老,中国民主革命先驱。

相比较之下,陈英士的名声远不及他的两个侄儿,那是被称为“四大家族”之一的CC派领袖,陈果夫和陈立夫,即国民政府的二陈,不过,这也有凑数之嫌,同其他三家相比,陈家连小巫也算不上的。

陈其美邮票

评价陈其美是极为困难的事,他既是坚定的革命者,也是流氓头子,在那鱼龙混杂,英雄辈出,群魔乱舞,大浪淘沙的年代,一个人身上会贴有多样的标签,如果你只看标签,肯定会让人失去其本来的面目,站在不同的角度,会解读出完全不同的人物形象。

陈其美的出身并不高,最多是湖州的一个小商贩家庭,读过七年私塾,在一个小镇的当铺中,做了十几年的学徒,27岁时才到上海,在一家丝栈中当了名助理会计,直到近30岁时,才在弟弟的帮助下,东渡日本留学。

2005年,海内外英士大学校友为纪念其革命精神重新在杭州建立了陈英士铜像

可是,他学历实在太低,旧学的那点东西和积攒的商业知识,在日本完全没有市场,根本不能按照正规的学习途径进行,于是,他只好去警监学校混出身,而就在这一时段中,他加入了同盟会,一起入会的,还有他的两个结拜的小兄弟,黄郛和蒋介石,相约“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从后来的结果看,至少蒋介石是做到的。

陈其美 蒋介石

在同盟会大佬的排位中,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定是前三名无疑,同盟会也是由三个团体组成,包括以孙中山为中心的兴中会,成员以广东及海外华人为主;比如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和朱执信,当然还有早期的陈炯明。

而以黄兴和宋教仁为首的华兴会,是以两湖为基地,开展反清活动,主要成员有刘揆一、章士钊、陈天华、杨笃生等人

再有就是陶成章、蔡元培和秋瑾等人的光复会,他们是以则以上海为前沿,立足江浙,辐射全国,在当时亦有很大的影响力。

但是,出生浙江湖州的陈其美并非光复会成员,他是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他对孙中山的重要性,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形容,没有他,就没有后来的孙中山。

在同盟会分裂后,他力挺孙中山,另立山头成立中华革命党,他第一个宣誓加入,成为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威望大涨,是孙、黄分裂后,中华革命党的二号人物。

他在奉孙中山之命回到上海后,迅速将上海建立成为革命力量的大本营,这也为孙中山攒足了资本,否则,孙中山的影响是无法达到革命精神领袖高度的。

陈其美经营上海可以说是一个壮举,当时因为自徐锡麟、秋瑾的起义失败后,清廷“大索党人,人心为之汹汹,诸同志多他避之。”在这样险恶的情况下,陈其美不避艰险,置生死于度外,潜入上海开展革命活动。

陈其美 孙中山 戴季陶

后来的他在上海可以说是呼风唤雨的人物,也不知他是如何做到的,他竟然成为黑帮的大佬,辈分比黄金荣还高,蒋介石后来能拜在黄金荣门下,肯定也得益于这层关系。

陈其美并没有如江湖上传说的那样,成天地打打杀杀,但所有帮派老大都服他,唯他的马首是瞻,也为他扫平了所有敌对势力;同时,他还吸引了一大批江浙财阀的支持,一时风生水起,成为上海滩的土皇帝,所以,后人也说他是地地道道的流氓头子。

这个也并不冤枉他,陈其美的生活可以说是相当地糜烂,他经常出入酒楼、戏院和妓院,酣歌狂欢,但是,很多工作,却又在这醉生梦死中策划完成,于是,革命党内许多人,便将其定义为避满清之耳目之需要,那表面风流下的挥霍,乃小节不误革命,完全可忽略不计。

他在上海的革命过程,也经历了一波三折,特别是武昌起义爆发后,他为了起事响应,召集手下去攻打制造局,可惜事败并差点送命,后来又复起事,最终上海光复,他被推为上海都督,不枉后来孙中山后来在给他的祭文中,对他的高度赞誉:“东南半壁,君实锁钥。”

上海光复

经此一役,也确立了他在孙中山心目中的地位,而当孙中山出任民国临时大总统之时,也许只有陈其美没有任何私心的、坚定地站在孙中山一边,所以,他被孙大人赞之为“于民国之功,固已伟矣。”

而他依然是在外冶游,花天酒地,猎艳寻欢,以至于被人称为“杨梅都督”,被人诟病多多。

历史上陈其美既是一个流氓头子,江湖大佬;同时,他也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是黑白两道通吃之人,信奉的是刺杀和起义,一切以拳头说话,其中影响最大、最被人谴责的,可能就是刺杀民国元老陶成章一事了。

三桩命案主人公:陈其美、陶成章、宋教仁

陶成章是被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暗杀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铲除异己,陶成章是光复会会长,合并为同盟会后,同孙中山颇有矛盾,但他被刺的原因很复杂,只是作为陈其美老大的孙中山,在陶成章被刺后,却是高度赞誉道:“奔走革命不遗余力,光复之际实有巨功。”只是不知其诚心度有几何?

陈其美与陶成章的矛盾是很深的,因其爱好美色,喜欢嫖娼,所以有“梅花都督”的称号,有一次,在研讨经费分配时,陶成章就直言,“经费是用来革命的,不是给某人用来嫖娼的。”

气得陈其美勃然大怒,拔出枪来指着陶成章,最后还是在大家的劝解下,才将二人拉开,所以,陈其美想杀陶成章是由来已久的,而为确保上海都督的地位而动杀机,最多是个导火索而已。

陶成章被刺的四年后,时任沪军都督的陈其美也被人刺杀,年仅38岁,幕后真凶为谁?也是一个历史之谜,当时一致认为是袁世凯,执行者是“三不知将军”的张宗昌,但后来也是说法多多。

迫于袁世凯的势力,他被暴尸街头,当时是没有人敢为他收尸,还是他的把兄弟蒋介石连夜赶回,在将陈其美的尸体装殓入棺,并设灵堂祭奠;民国元老于右任送上挽联“十年薪胆余亡命,百战河山吊国殇!”

当然,孙总理自是要说一堆赞扬的话,诸如“民国起义首功之人”“失我长城”等等,直到蒋介石北伐成功后,在上海为他这位老师兼兄长正式发丧,特地举行了陈其美逝世十一周年纪念大会。

在演说中,蒋介石深情地赞誉道:“上海之所以有革命如此之成绩者,为陈英士先生首倡革命之功也。若无陈英士先生,即无今日之中国国民党,并无今日之国民革命。”

对陈其美的评价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不同声音,不过,建国之前赞誉是占主流,建国后当然是一个大反转,民国时期的评价主要集中在他的生活作风上,他流连花丛,酣歌狂欢,花天酒地,这也是当时人们的共识。

对此,当时《新闻报》的一则文章如此言:“去年南省起义,有某恶少忽为都督,狂嫖不已,亦染花柳之毒,猝害杨梅,曾经遣人至三马路某药室,密购珠黄下疳散,闻至今亦溃烂未愈。”这也是“杨梅都督”的出处。

生活奢侈,偎红倚翠,这个是肯定的,也是陈其美的特质,却也同他所处时代和任务性质相关,他主要依靠对象是会党,是青帮,而这些人同声色场所的关系是相当紧密的,所以,陈其美很多的工作是在这样的场合下完成的,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掩护的色调吧。

再说了,当年的云南都督蔡锷,可以利用妓女小凤仙,,成功地逃离北平举行反袁起兵,爆发了震惊全国的护国运动,他的这场风流韵事,被一部《知音》电影给演绎得正气满满,为何陈其美便成为纵情酒色之徒,因此而被后世谴责,这是不是有些双标的意味啊。

革命元勋、青帮大佬、蒋总裁大哥、二陈的叔父,一生都追随孙中山革命的陈其美,于民国是有大功的,这点绝对毋庸置疑,他架着一副金丝边眼镜,显得很是斯文和儒雅,一付风度翩翩的模样。

但他行事手段带有浓重的江湖气息,风格毒辣,雷厉风行,面对他的政敌或有威胁,哪怕是看不惯之人,统统以灭其肉体为准则,简单粗暴又血腥,这应该是后人有些看不惯的地方。

于是有人连宋教仁被刺,也归罪到他的头上,此事早有定论,并非陈其美所为;但光复会干将,吴淞分府都督李燮和,却是被他指使手下刺杀,其中还包括枪杀光复会大佬,时任革命军参谋长的陶骏保。

而他自己被刺杀的原因,很多人说是因为他刺杀了袁世凯的爱将,上海镇守郑汝成而招来的横祸,这颇有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意思了。

陈其美死后,曾为是否要为他举行国葬,还发生过很大的争论,但不管如何,他的影响仍一直笼罩着民国历史,以后数十年也被民国政府尊为第一等烈士。

陈其美终生没有结婚,蒋介石对他的两个侄儿是多方培植和照顾,将陈氏家族的荣耀,一直延续到了他的两个侄子身上,最终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的局面,二人为蒋介石的党建工作也是竭尽了全力。

纵观陈其美的一生,真可谓是冰火两重天,褒贬尖锐对立,几十年来,人们对他毁誉不一、誉者称他是“民国伟人”“共和长城”“伟大的革命家”;而贬者则斥之为“上海流氓集团大头子” “杨梅都督” 或混迹于革命队伍中的“资产阶级政客”,一时真伪莫辩,莫衷一是。

陈其美的死,是革命阵营的重大损失,当时蔡元培就认为,陈其美的所作所为,足以与历代侠士齐名,并且盛赞其为“民国第一豪侠!” 福祸难定。

而后世许多人亦认为,如果陈其关还活着,绝对是孙中山最有力的继承者,中国的民主革命也许会少走许多弯路,蒋介石肯定是没有机会掌控国家的最高权力!只是这种结局对国家来说,祸福难定。

我只是认为一点,如陈其美掌权,以他性格的强硬,对日寇入侵的态度,肯定会选择在东北开战,这是肯定的。

不管历史如何评价,必须肯定的是,他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一生不懈地追随孙中山,为推翻满清付出了自己的全部,我们应该对其有足够的尊敬。

浙江湖州陈英士墓

至于他身上的帮派思想和流氓恶习,应站在历史的角度视之,在那个环境下,予以一定的谅解,还陈其美一个正确的认知。

正如在浙江湖州举行的陈其美学术研讨会上所作的结论,陈其美“始终追随孙中山,无论在推翻帝制、创建共和还是二次革命、讨袁护国中,都建树了卓越的功绩。” 同时也指出其“错误和弱点显著。”

最终的结论是:“功大于过”,虽盖棺难定,但会议一致认为,他是“为民主共和而生,为民主共和而死,是一位善始善终的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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