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諾貝爾文學獎頒佈之前，知道高行健這個名字的人可能不多。

高行健，一九四○年出生於江西，北京外國語學院法語系畢業，一九八七年因為政治因素流亡海外，定居法國。

高行健是一位多面向的創作者，他的創作包括小說、戲劇、繪畫，主要著作有：長篇小說《靈山》、《一個人的聖經》；中篇小說《有隻鴿子叫紅唇兒》；短篇小說集《給我老爺買魚竿》；戲劇作品集《高行健戲劇六種》、《山海經傳》等。

他的戲劇曾多次在台灣、香港、歐美等地上演，也在世界各地開過數十場水墨畫展。

高行健是大陸文革之後崛起的作家，曾擔任「中國作家協會」的翻譯工作，後轉任「北京人民藝術劇院」的劇作家。北京文化界人士指出，高行健早在八○年代初就以《現代小說技巧初探》一書名噪一時，是當時「中國寂寞空曠天空中飛起的四個漂亮風箏」之一，但由於書中思想違反官方提倡的社會寫實圭臬，走向西方現代主義，遭到中共壓制而流亡海外。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後，高行健更矢言，只要中國仍在極權統治下，有生之年絕不回中國。

雖然身在法國，然而，高行健得獎的主要作品《靈山》，卻是他根據當年在中國大陸南方和西南偏遠地區旅行見聞寫成的長篇小說。另一部長篇小說《一個人的聖經》則詳細描述了作者在文革期間作為造反派、受迫害者、旁觀者的經驗。

榮獲諾貝爾文學獎，高行健自己坦言：「非常、非常意外」。

過去，海內外的華人作家林語堂、巴金、李敖都曾先後被提名諾貝爾文學獎，但都未能獲獎。這次華人作家首度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華人世界卻並未同聲讚賀，引起兩極化的反應。

在台灣，聯經出版社曾在一九九○年、一九九九年先後出版他的長篇小說《靈山》與《一個人的聖經》，卻未獲市場青睞，但此次得獎，台灣媒體則多以大篇幅報導此一華人文學盛事；中國大陸媒體則多低調處理，「中新社」在報導時稱高行健為「法國華人作家」，現在是「法國公民」。

甚至，中國作家協會還透過「新華社」批評，諾貝爾文學獎頒給高行健是「政治性多於文學性」。

為此，瑞典皇家科學院院長安達爾否認選擇高行健有任何地緣關係或政治考量。他說：「高行健是一位偉大的作家，在散文和戲劇兩方面都有創新，身為一位作家，他對全世界的讀者提供了廣泛的知識。」

撇開政治因素不談，單就文學而言，華文文壇也有人發出「諾貝爾文學獎再度失手」的惋惜。

有人認為，在海峽兩岸具有相當影響力的作家未能獲獎，而由作品在兩岸並不普及、旅居法國的高行健獲獎，難免令人感覺評審是由自己的文化傳統來理解中國文化，因而較容易接受與西方現代主義接近的高行健。

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文學評論家王德威則認為，高行健是一位非常有創意、有自己想法的作家，他在海外的知名度、文化地位、創作方式與被接受的方便性等等，無論代表中國作家、海外流亡作家得獎，應該可以說是合情合理的。

台灣筆會會長李喬也認為，高行健得獎意義重大，尤其是以中文寫作得獎，這是第一次，「證明了一件事：在紛擾的亞洲，文學並沒有停頓。」

「作為一個流亡作家，唯有在文學和藝術的創作中才得以自救。」高行健自稱：「流亡西方對我並非壞事，相反為我提供更多的參照。我在國外完成的《靈山》與《山海經傳》，已經了結了所謂鄉愁。」

正如高行健所言，中國文化已消融在他血液裡，毋需給自己再貼商標，「一個作家重要的是超脫出來，有所創造，不必靠變賣祖宗的遺產過日子，」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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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行健是一位全方位藝術家，寫作、戲劇、繪畫樣樣精通，圖為今年四月他在台北舉辦的畫展中留影。（蕭榕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