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大公报》1902年由英敛之在天津创办，是中国迄今发行时间最长的中文报纸，图为1902年6月17日《大公报》创刊号（资料图）

1931年5月22日一早，天津市民发现，在街头买到的《大公报》与以往有三大不同：一，比平时厚得多；二，头版没有广告；三，版面上遍布“一万号”的字样。

这一天，是自1902年6月17日创刊以来，《大公报》出版的第一万号。《大公报》头版一改平时的布局，没有刊登广告。报头“大公报”三个隶书大字之下，醒目地标注“一万号”。每一版的报眉上也创新地印上了“大公报一万号”六个字，字号较之平时报眉上“大公报”三个字要大一倍。

整个头版上包括两则特别启事、两篇文章。启事（一）写道：“本报今日一万号纪念，辱承国民政府、各省市政府当局诸先生、学界及各界诸先生锡以鸿文或题辞赠字 ，复承日义英德美法比诸国朝野各界名流函电致祝本社，本社同人深感荣幸，除披露报端以资纪念外，特此向中外诸位先生表示深厚之谢意……”

启事（二）则告诉读者：“本报今日增刊三张共六大张，全社职员工友今日休息一日以志庆……”

当时的《大公报》，平时每天三张12版，而此次报庆特刊内容加倍至24张，且由于备受关注，销量猛增，印刷机从21日子夜时分一直转到22天正午。当报童们在街头叫卖时，报馆仍然在不停地印报。

　　这是1926年9月1日，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架马车”发起新记《大公报》时，张季鸾亲撰社评《本社同仁之志趣》中确立的“四不”方针。时至今日，历经近百年仍被新闻界奉为圭臬。

图：1926年，《大公报》由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三人合办的新记公司接办。（资料图）

下半版的《从一号到一万号》回顾了《大公报》创刊30年的风雨历程。文中梳理了《大公报》的三个时期：第一时期，前清光绪28年5月至民国5年9月是为英敛之氏主办时期；第二时期，从民国5年10月以后至民国14年底止，是为王氏主办时期，经理主笔悉由王氏聘用；第三时期，从民国15年9月1日迄现在止，是为新记公司同仁吴达诠（即吴鼎昌）、胡政之、张季鸾负责。

　　第二版是一个图片版，也是对创刊30年的《大公报》史的扼要回顾。上半版《大公报历史之缩图》，刊登的图片包括《过去之主办人》（英敛之等）、《现在之主办人》（吴胡张三人合影）、《大公报》创刊号、《大公报》1902年创刊时位于天津法租界的老报馆及1931年时位于天津日租界的新报馆。

其中有当时国内党政军界要员，国民政府主席及五院院长全部发来贺信贺电，包括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立法院长胡汉民、司法院长王宠惠、监察院长于右任、考试院长戴传贤，其他还有陆海空军副司令张学良、财政部长宋子文、实业部长孔祥熙、外交部部长王正廷、交通部长王伯群等。

蒋中正在题为《收获与耕耘》的贺信中，称赞大公报自1926年复刊以来“曾不五年，一跃而为中国第一流之新闻纸，而孜孜兀兀，仍力求精进”。

而这批要员们之间不少有着深刻的矛盾，然而却有一个共通点：都对《大公报》寄予厚望。就在1931年2月，蒋介石因与胡汉民政见相左，公然在南京软禁了胡汉民。而时值《大公报》庆，软禁中的胡汉民亦发来了题字。

5月22日的《大公报》不仅是一份普通的报纸，简直堪称是一份艺术集锦。胡汉民（隶书）与谭延闿（楷书）、于右任（行书）、吴稚晖（篆书）并称民国四大书法家，各有所长。为祝贺《大公报》万号，胡汉民集曹碑中的隶书字而成对联：“万方无事，有疾咸疗”，于右任亲自草书数百言，称赞《大公报》“屹然为时代重心”。

除了军政界，当时的文化界名流中亦不乏《大公报》的忠实读者，发来贺信或贺文的有文坛巨擘胡适，京剧大师梅兰芳、程砚秋，第一位女教授陈衡哲，农林经济学家陈振先，女作家凌叔华等。

胡适的贺信《后生可畏》在第四版上发表。胡适评价称，《大公报》已超过了历史比它更长的《申报》和《新闻报》，从天津的地方报变成了全国舆论机关，并且当得起“中国最好的报纸”的荣誉。胡适认为，《大公报》之所以能有这样好的荣誉，因为其在几年之中做到了两项最低限度的报纸职责：第一是登载确实的消息，第二是发表负责任的评论。这两项都是每一家报馆应尽的职责。只因为报纸都不敢做，或不肯做，或不能做，而《大公报》肯努力去做，并且有不小的成功，因而得享大名。

第九版发表了梅兰芳《游美后的感想——为大公报一万号作》。文中，梅兰芳回顾了其前一年访美的感受，譬如“外国人是拿学者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剧的”，“中国剧固有的特色能使他们领略接受”。文末，梅兰芳写道：“大公报是我常常看的报，不意恰逢到一万号，纪念的机会，能够以宝贵的篇幅，供给我发表浅见，这是很感激愉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