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济深

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国民党在军事上气势汹汹的攻势受挫，被迫转为守势，而国民党内部也是分崩离析，加速了走向失败的进程。随着决定解放战争进程的主动权开始转入中国共产党人手中，李济深在香港加紧建立统一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的筹备工作。作为民革的重要发起人，李济深不仅在思想、组织和干部上为民革的创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还带领民革积极开展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活动，其中包括“五一口号”发布前后的革命行动，并在这一期间对中国革命领导力量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

成立民革——响应“五一口号”的力量准备

经过长时间的筹备和酝酿，1947年11月12日，即孙中山诞辰纪念日，经李济深等人的精心筹备，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联合代表大会在香港召开。12月初，新就任广东省主席的宋子文赴港，先后会见了蔡廷锴、李济深。嗣后在报送蒋介石的报告中，宋子文指出，李济深态度顽强如旧，坚不承认过去错误，并否认“串通奸匪作乱”。保密局也监视了李济深与宋子文的会面，并先于宋子文向蒋介石提交了报告。

1948年1月1日，民革正式宣告成立，大会选举李济深、何香凝、冯玉祥、谭平山、蔡廷锴等16人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宋庆龄为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李济深发表宣言及行动纲领，提出：“吾人当前紧迫的革命任务，为推翻反对民主，破坏和平，媚外卖国的蒋介石之反动独裁统治，实现中国之独立民主与和平。”他认为，当务之急是争取国民党内部实力派投身到革命阵营中来，配合人民解放军打倒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1月4日，民革成立军事小组专门从事策反，李济深亲自给傅作义、程潜等写信要求他们相机举行起义，或暂时保存实力，不再为蒋介石卖命。他认为，策反工作是民革特殊作用之所在，这既是民革的优势，也是责任。

在民革成立的过程中，李济深不仅是发起人，还在思想上、组织上都作出了重大贡献，起到了突出的领导作用。民革的成立尤其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命名，是对国民党反动派所谓正统性的致命打击，也标志着国民党内民主派与反动派的彻底决裂，随着民革的成立和民盟宣布恢复活动两大标志性事件，1948年1月以后的中国民主政治格局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并提前顺应了“五一口号”关于打倒国民党反动派、民主协商成立联合政府的呼吁。

1948年3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了“行宪国大”，李济深代表民革发表声明，拒不承认“国大”及其“选举”的合法性，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所谓“制宪国大”无任何民主普选程序，是由破坏政协决议之执政的反动集团一手包办的。李济深号召真正的革命的三民主义者一致起来结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针对蒋介石为首反动集团的内战独裁恶行，要予以揭露、批判，并引导各民主党派、爱国民主人士以及社会各阶层认清蒋介石独裁反动的本质及危害，从舆论和行动上打击国民党反动派的恶行，努力争取和平民主。

拥护中共——响应“五一口号”的历史抉择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一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各民主党派，李济深也倍感振奋。5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致电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和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

5月2日，在香港罗便臣道92号李济深的家里，李济深、沈钧儒召集在港的民主党派代表热烈讨论了“五一口号”。李济深十分重视吸取国民党压制民主的教训，认为召开新政协会议，组建民主联合政府，是我国“政治上的必经途径”“民主人士自应起来响应”。5月3日，李济深召集在港各民主党派负责人讨论时说：“中共‘五一口号’坚持党派协商，联合政府，足见共产党不搞一党专政之诚意。本党同志应深刻反省，站到民主阵营中来。”

在获得到会人士一致赞同的基础上，5月5日，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等12位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联名致电毛泽东，并向国内外各报馆、团体及全国同胞发表联合通电，说“五一号召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指出这“事关全国民族前途，至为重要。全国人士自宜迅速集中意志，研讨办法。以期根绝反动，实现民主。”随着李济深带头完全赞同中共中央的倡议，一呼百应，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纷纷通电响应，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

6月25日，在经过多次充分讨论之后，由民革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指定要点，民革发布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表示民革完全赞同中共的建议。此后，李济深常邀请在港的反蒋人士讨论新政协会议召开的有关问题，特别是针对将成立的新政府的财经、外交政策及构成等提出了不少意见和建议。

秘密北上——响应“五一口号”的人生归属

1948年5月，周恩来列出一份邀请前来解放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29人名单，李济深位居名单的首位。此时李济深住在香港家中，国民党特务对他严密监视，香港当局派遣警察在门口站岗，周边地区遍布便衣侦探。8月1日，毛泽东列名复电从香港联名通电给他和中共中央响应“五一口号”的12位民主人士，排在第一位的也是李济深。8月17日，保密局向蒋介石提报“李济深动态专报”，报告了三件事：一是李济深与章伯钧在8月7日民主党派聚餐会上关于与中共合作的言论；二是宋子文再次赴港会见李济深；三是冯玉祥离开美国，拟从苏联返国并参加新政协。

9月初，保密局又密报称李济深撰有一信函致毛泽东，要求中共方面派一全权代表来港与各党派联络，面对面商谈以解决问题。9月20日，中共中央致电香港分局和上海局，提出一个77人的邀请名单，涉及各民主党派和各个界别具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李济深同样列第一位。这份指示电报特别提到：“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如李济深能来最好。”10月30日，中共中央电示香港分局：“请尽快邀请民革（李济深能来最好）。”11月5日，又电示香港分局，如李济深“有北上意，望即电告，以便再由毛主席去电相邀，以促其行”。

12月7日，保密局向蒋介石呈报监视李济深与中共方面潘汉年等密切接触，李济深在谈话中表示今后重要工作在于加速国民党内部分裂，以及阻止美国援助等情况。港英当局也开始介入对李济深的监控，派遣特工人员在其对面租房日夜监视。如何安排李济深安全离港北上，成为中共中央香港分局的重要工作。12月24日晚，李济深通知亲朋好友，26日要在家大宴宾客。当晚，经中共党组织精心安排，李济深被秘密送上苏联籍货轮阿尔丹号，经过10天航程顺利到达了解放区。

李济深离港北上解放区，是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大事，他本人积极参加新政协筹备，还代表了在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从此与蒋介石分道扬镳、彻底决裂，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一切民主力量的重大胜利。同时，他带领民革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确认并自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顺应中国革命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继承和发扬孙中山先生爱国、革命和不断进步精神。从此，李济深彻底摆脱了国民党特务的重重监视，开始了全新的政治生涯，走上了他一生中最有意义的新的历程。

（作者：郁士宽，系民革淮安市委会副主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