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玺璋
名人影踪
民国八年（1919）秋的一个傍晚，从前门火车站走出一个身穿长衫，一脸茫然的青年。许多年后他忆及此时依然还记得：“当民国八年（1919）秋季到北平的时候，天色已经黑了，前门楼的伟大建筑，小胡同的矮屋，带着白纸灯笼的骡车，给我江南人一个极深刻的印象。”这个青年就是十年后红遍大江南北、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小说家张恨水。这一天，是他“北漂”生涯的开始，也是他与北京一生一世之情义的开始。
铁门胡同
初到北京的幸福生活
张恨水是在一个叫王夫三的朋友鼓动下来闯北京的，刚到北京时，人生地不熟的他，只能先去找王夫三。王夫三，又名王尊庸、王慰三，安徽歙县人氏，曾任《皖江报》、《工商日报》驻北京特派员。民国二十二年（1933），在任《时事新报》驻南京记者时被人暗杀。当时，张恨水写了《哀老友王慰三君》一文，在这里提供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即他到北京的第一个落脚点，不是社会上流传的怀宁会馆，而是歙县会馆，不久则迁往潜山会馆。
歙县会馆位于宣武门外大街路西的达智桥（今宣外大街51号），潜山会馆离此亦不远，就在路东偏南的西草场胡同山西街。他来北京的最初几年，住在这里的时候比较多，直到民国十二年（1923）秋，与胡秋霞成婚后，他的“北漂”生活才算告一段落。转年初春，他租下宣武门外铁门胡同一所住宅，安了个家。
铁门胡同地处宣武门外，北京外二区之西南，北起西草场街，南至骡马市大街，是一条南北向的胡同，距离这些年他住过的歙县会馆、潜山会馆，都不是很远。近代著名作家、被称作“鸳鸯蝴蝶派”小说圣手的包天笑，晚年在《钏影楼回忆录》中记下了曾与张恨水在铁门胡同做邻居的只言片语：“自从定居了铁门以后，有许多朋友知道了，时来见访。后来方知道张恨水也住在这条胡同里，我住在前进，他住在后进。他的朋友去访他，却也是我的朋友，先来访我。不过我们两人，这时还不相识，直到他后来到上海后方见面哩。”
在包天笑的记忆中，“铁门是小四合院，可也有北屋三间，南屋两间，东西屋各两间，门口还有一个小门房”。而且，屋子里“既装有电灯线，又有了自来水管子，并且是新造的，租金不过十三四元吧，与北京老房子比较，也算是高价了”。前院既如此，后院的格局也就可以想象。张恨水数月前刚娶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媳妇，夫妻二人租住这样一个小院，在北京城里，虽非豪门大宅，也算是相当舒适的了。那时，他兼了几份工作，给北京、天津、上海的几家报馆写新闻通讯，“大概每月所得总在一二百元。那个时候的一二百元，是个相当引人羡慕的数目”，足以支持他们婚后幸福、温馨的日子。
未英胡同
三世同堂的宅院记忆
民国十三年（1924）农历九月初一日，张恨水与胡秋霞的长女大宝（张恨水在文章中称她慰儿）出世了。女儿的到来，给这个二人世界平添了许多烦恼和乐趣。不料，这个女儿只活了八岁，民国二十一年（1932）初夏，北平流行猩红热，先是小女康儿，染上此病，医药均不见效，九日而夭；继而大女慰儿，亦染此病，不及二十日，不幸夭折。两个女儿，一先一后，离开了人世，让他深感人生之不可捉摸。他在《<金粉世家>自序》中追诉了女儿的音容笑貌：“当吾日日写《金粉世家》，慰儿至案前索果饵钱时，常窃视曰：勿扰父，父方作《金粉世家》也。”
就在慰儿刚刚学步的时候，张恨水做出一个重要决定，要把全家从安庆迁居北京。起因是这一年大妹张其范考取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张恨水不想让母亲挂念女儿，索性把全家都搬到北京来了。他在京漂泊数年，眼下虽已娶妻生子，有了温馨的小家庭，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但想起远在家乡的母亲和弟妹，仍不免有天涯游子的孤寂之感。现在好了，大妹来京读书，仿佛天赐良机，全家人终于可以团聚了。
张家此时已是三世同堂的大家庭。张恨水兄弟六人，他是长子，下面有三个弟弟和两个妹妹。妹妹尚未出嫁，弟弟中二弟啸空、三弟仆野都已婚配。他则在原配徐文淑之外，又娶了二房胡秋霞，并有了一个女儿。这样一来，铁门胡同的小四合院就显得非常局促了。为了能让全家住在一起，妥善地安置两个有家室的兄弟，以及他的两房妻子，张恨水不得不设法承租一所更大的院子。那会儿，在北京租房，尚属买方市场，供给大于需求，因此，没费什么事，就在未英胡同找到了称心如意的住所。多年后，他还在《影树月成图》一文中描述了这座宅院令人神往的概貌：“未英胡同三十号门，以旷达胜。前后五个大院子，最大的后院可以踢足球。中院是我的书房，三间小小的北屋子，像一只大船，面临着一个长五丈、宽三丈的院落，院里并无其他庭树，只有一棵二百岁高龄的老槐，绿树成荫时，把我的邻居都罩在下面。”
这种超大规模的四合院，简直就是为张家这种兄弟、妯娌、姑嫂、妻室关系较为复杂的大家庭量身定做的。张其范曾在《回忆大哥张恨水》一文中写道：“大哥住北屋三间——卧室、会客室、写作室。写作室的窗子嵌着明亮的玻璃，窗外一棵古槐、一棵紫丁香，春天开着洁白清香的槐花，凋谢时落花铺满地面，像一条柔美的地毯。哥哥爱花，不让人践踏，一听我们推门声响，就立刻停笔招呼：‘往旁边走，别踩着花。’”她还记得：“妈妈嫂嫂和我姐妹，住在后进，院子里有棵高大的四季青，我们常聚在树下看书，做针线。有一次，后院的小门豁地推开，大哥边系裤带，边兴奋地说：‘想到了，终于想到了。’原来他想好了小说上一个情节。母亲心疼地说：‘你脑子日夜想个不停，连上厕所都在想，怎吃得消啊！’”
未英胡同在西长安街南侧。这条南北向的胡同，北迄西绒线胡同，南抵宣武门东大街，明代为府卫军驻扎地，由此得名卫营胡同；清代或称纬缨胡同，俗讹为未英胡同，也有叫喂鹰胡同的，不知何所本。然而巧的是，张恨水所居三十号院右邻，是一旗籍旧家，尝自夸为黄带子，意为皇亲国戚。他曾在张恨水面前吹牛，说：“少年富贵无所事，弹歌走马、栽花养鱼、驾鹰逐犬，无所不能。不料今沦居陋巷，寒酸增人谈笑也。”不过，张恨水的确看到过这家人处理所养老鹰时的情景。
其实，关于这所宅院，张恨水之前，谁曾在此住过？房产的所有权属于谁？我们几乎一无所知。查清代王府地址简表，以及列入文保单位的四合院名单和未列入文保单位的名人故居及王府名单，不仅没有三十号院，甚至没有未英胡同。可知这所院子虽大，却未必是王府或名居，不然他的右邻也不会说“沦居陋巷”。然而，这所院子的月租却只有三十元，张恨水曾得意地说，“就凭咱们拿笔杆儿的朋友”，租一所这样的院子住住，并不特别的为难。或者你以为这是个布尔乔亚之家，但他告诉你：“不，这是北平城里‘小小住家儿的’。”
给报刊写连载
卖文养一家老小
尽管如此，以张恨水的实际收入而论，每月三十元的房租仍是一笔不小的负担。在加盟《世界日报》之前，张恨水兼职较多，收入也很可观，“大概每月所得总在一二百元”。然而，自从与成舍我一起创办《世界晚报》以来，他把所有的兼职都辞了，为的就是专心做好这件事。
事实上，民国十六年（1927）以前，张恨水的居京生活过得并不轻松。他的收入离全家的实际生活需求还是有很大差距的。据张其范回忆：“全家十四口人，除二哥工作外，全依赖大哥生活。每个学期伊始，我们弟妹需缴一笔数字可观的学杂费（我读师大，两个弟弟读私立大学，妹妹读高中），都得大哥筹措”。生存压力之大，由此亦可想见。为了肩上的这点责任，他必须想办法多赚钱。但他是个文人，所能做的，只有卖文。他在许多场合都表示，写作“只有两个目的，其一是混饭，其二是消遣。混饭是为职业而作文字，消遣是为兴趣而作文字”。有个朋友很赞赏他的毅力，说：“我看了世界日晚报五年，天天看见阁下的文字。而且除了世界日晚报五年，又在其他的报上，日日看见你的文字。在这五年之中，我曾离开北京四五次，而每次回来之后，总不见你离开了本职。这种恒心，实在难得了。”对于朋友的恭维，他只能报以一笑，然后说：“我们干的这个职业，是做一天的事，才能拿一天的钱。一天不干，一天不吃饭。他见我天天发表文字，却没见我天天吃饭用钱。”
大约从民国十五年（1926）起，张恨水开始给外报写小说。先是写了长篇小说《京尘幻影录》，逐日在北京《益世报》连载。“前前后后，也写了两年多，总有五十万字以上”。不久，北京《晨报》亦约他写个长篇，于是，他便写了《天上人间》。民国十七年（1928），蒋冯阎的军队进驻北京，《晨报》被迫于6月5日停刊，这篇小说并没有写完。直到《上海画报》、沈阳《新民晚报》、无锡《锡报》先后转载，才把它补齐了。在为外报写作时，张恨水似乎也考虑到成舍我的态度，但是他说：“既然《世界日报》欠着我薪水，我在编余时间为外报写小说，他们也不便干涉。”这时，由于《春明外史》的影响，他的稿约多起来，在随后几年里，他写了《春明新史》，给《上海画报》连载，未能载完，后由沈阳《新民晚报》连载收尾；《京尘幻影录》之后，他又为北平《益世报》写了一部《青春之花》，也未完成；继而又在北平《朝报》上连载《鸡犬神仙》，这张报纸创办于《晨报》停刊之后，后台老板是冯玉祥，随着冯玉祥的势力退出北平，报纸很快也就关张了。这期间，张恨水还曾兼任该报总编辑，约有半年之久，由此也能想像他与西北军不一般的关系，几年后他赴西北考察，这种关系帮了他的大忙。有意思的是，停刊后的《晨报》很快便与新贵阎锡山搭上了关系，两个月后，《晨报》更名为《新晨报》恢复出版，张恨水随即为之作了《剑胆琴心》。民国十九年夏天，他还为沈阳《新民晚报》写了长篇连载小说《黄金时代》（后名《似水流年》）。
大栅栏胡同
新旧稿约应接不暇
这样看来，在民国十五年（1926）到民国十九年（1930）这四五年里，张恨水除了完成世界日晚报的编辑工作，写两报的连载，通常还有两三部长篇同时进行。他白天写小说，编副刊，夜间还要编新闻，看大样，极度劳累却不能按时领取全额薪水，而一家人的吃喝总要他来打发，闷时，他也只是“叫老王打一两酒，买包花生米，借酒解闷而已”。
在生了一场大病之后，张恨水第一次向报社提出了辞职。成舍我当然舍不得张恨水离开，说了许多挽留他的好话，张恨水碍于情面，只好收回辞呈。没过多久，大约在民国十七年（1928）6月，北京城挂起青天白日旗的时候，成舍我由南京回到北京，于是发生了“欠薪”风波，张恨水再次愤然提出辞职，成舍我不肯放他走。无奈之中，张恨水没有坚持非走不可，而是勉强留了下来。过了不久，他再次病倒。病稍愈，他马上提笔工作，并在“小月旦”中针对“停了药罐就提起笔杆“的生活，发了一通感慨。
民国十八年（1929）春夏之交，经钱芥尘介绍，张恨水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结识了上海《新闻报》副刊主编严独鹤。转过年来的春天，便有了《啼笑因缘》在《新闻报》副刊《快活林》的连载。这时，他第三次提出要辞去《世界晚报》、《世界日报》的所有职务，成舍我不好再强留，终于答应了他的请求。4月24日，张恨水特意作《告别朋友们》一文，在与他相伴7年之久的《夜光》、《明珠》两副刊同时发表。
这期间，他与胡秋霞又添了一双儿女。儿子小水民国十七年（1928）1月出生，民国十九年（1930），小女儿康儿也降生了。添人进口，喜气盈门，张恨水也感受到一种春风得意的满足和幸福。尤其是仰仗着《啼笑因缘》带来的声誉，他竟成了南北报馆和出版商争抢的香饽饽，不仅新的稿约应接不暇，许多旧作也被翻了出来，除了在报纸上连载、转载，还有人结集出版，为他增加了不少收入。11月间，他应邀赴沪，在赵苕狂先生的撮合下，他把《春明外史》和《金粉世家》的版权以千字四元的价格卖给了世界书局，并以千字八元的价格与世界书局签了四部长篇新作。这样，待他回到北平时，手上便有了六七千元。18年后，他忆及此事说：“若把那时候的现洋，折合现在的金元券，我不讳言，那是个惊人的数目。但在当年，似乎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不过这笔钱对我的帮助，还是很大的。我把弟妹们的婚嫁教育问题，解决了一部分，寒家连年所差的衣服家具，也都解决了。这在精神上，对我的写作是有益的。我虽没有癞蛤蟆去吃天鹅肉，而想买一所王府，但我租到了一所庭院曲折，比较宽大的房子，我自己就有两间书房，而我的消遣费，也有了着落了。”
他这里所说的房子，即西长安街大栅栏十二号。这条胡同也是南北走向，南临西长安街，北接力学胡同，由于它的东侧上世纪五十年代建起一座电报大楼，遂更名为钟声胡同。在未英胡同三十号住了五年之后，民国二十年（1931）1月，张恨水将全家迁到这里。关于这所宅院，他在《影树月成图》一文也有生动的描述：
大栅栏十二号，以曲折胜。前后左右，大小七个院子，进大门第一院，有两棵五六十岁的老槐，向南是跨院，住着我上大学的弟弟，向北进一座绿屏门，是正院，是我的家，不去说它。向东穿过一个短廊，走进一个小门，路斜着向北，有个不等边三角形的院子，有两棵老龄枣树，一棵樱桃、一棵紫丁香，就是我的客室。客室东角，是我的书房，书房像游览车厢，东边是我手辟的花圃，长方形有紫藤架，有丁香、有山桃。向西也是个长院，有葡萄架、有两棵小柳、有一丛毛竹，毛竹却是靠了客室的后墙，算由东折而转西了，对着竹子是一排雕格窗户，两间屋子，一间是我的书库，一间是我的卧室。再向东，穿进一道月亮门，却又回到了我的家。卧室后面，还有个大院子，一棵大的红刺果树，与半亩青苔。我依此路线引朋友到我工作室来，我们常会迷了方向。
这样一所宅院，月租金只有四十元。大约这是张恨水居京以来心情最舒畅的一段时间。他曾颇有些得意地回想起民国二十年（1931）居住在大栅栏十二号的情景：
我坐在一间特别的工作室里，两面全是花木扶疏的小院包围着。大概自上午九点多钟起，我开始写，直到下午六七点钟，才放下笔去。吃过晚饭，有时看场电影，否则又继续地写，直写到晚上十二点钟。我又不能光写而不加油，因之，登床以后，我又必拥被看一两点钟书。看的书很拉杂，文艺的、哲学的、社会科学的，我都翻翻。还有几本长期订的杂志，也都看看。我所以不被时代抛得太远，就是这点加油的工作不错，否则我永远落在民十以前的文艺思想圈子里，就不能不如朱庆余发问的话，“画眉深浅入时无”了。
这时，他不再为钱而苦恼，他说：“其实我的家用，每月有三四百元也就够了，我也并不需要许多生活费，所以忙者，就是为了情债。往往为了婉谢人家一次特约稿件，让人数月不快。”这是他新的苦恼，虽然他已如老母亲所言，“成了文字机器”，很想减少些工作，但稿约还是接踵不断。这一年秋天，他把第三个妻子娶进了门。这个在婚后被张恨水改名为“周南”的女人，几乎小他二十岁。然而，他们的婚后生活却可谓琴瑟和谐，意趣相投。张恨水相信，这正是多年来他一直渴望得到的爱情之果。这时，虽说全家都在大栅栏十二号的深宅大院里过着其乐融融的日子，他还是另租了铁门胡同一所小院，与周南共建了一个小小的爱巢。转过年的八月，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张恨水的次子二水，得子之乐总算给两月前经历了丧女之痛的张恨水带来一些安慰。
方家胡同 砖塔胡同
最后的栖居所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华北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张恨水有了举家南迁的打算。他先把母亲和妻儿送回故乡安庆，自己到上海另找生活出路。上海的出版商自然是翘盼着他的到来，他们像包围一个巨大商机一样包围着张恨水，让他很不适应。于是，他很快就以平津暂时恢复平静为由，离开上海，回到北平。先前所租大栅栏十二号既不能续，他便新租了安定门内方家胡同的一所宅院，他形容这所宅院，“以壮丽胜。系原国子监某状元公府第的一部分，说不尽的雕梁画栋，自来水龙头就有三个。单是正院四方走廊，就可以盖重庆房子十间，我一个人曾拥有书房客室五间之多。可惜树木荒芜了，未及我亲自栽种添补，华北已无法住下去”。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初，他把全家迁到南京，在旧南京城北的唱经楼附近安下了家。这一别，就是十年。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三月，他回到刚从日寇铁蹄下获得解放的北平。战前，张恨水曾在这座古城住过十六年。他既爱这座城市，也享受这里的一切。这次久别重逢，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瓦，还是那样的熟悉和亲切。
回到北平不久，张恨水便托邓季惺购买了一所四进院落的大宅子，门牌甲二十三号，位于砖塔胡同西口。砖塔胡同是一条东西走向的胡同，西起北沟沿，东临西四南大街，因胡同东口有一座著名的元万松老人塔而得名。张恨水买下的这所宅院，共有三十多间房，张伍回忆当时的情形：为了使父亲有个安静的写作环境，“母亲便带着我和妹妹住在后院，中院是父亲的书房和会客厅，哥哥们也住在中院，让他们也有一个安静的读书环境。使父亲满意的是，这个院子的树木多，每进院子都有树……父亲的书房前是一片牡丹花圃，书房的门前，有两株盆栽的石榴树，还有两个很大的金鱼缸，里面种着荷花，并没有养金鱼……父亲的老友，著名老报人张万里叔，还送来了一株藤萝，并带来花把式，和父亲一起把藤萝种在前院，并支起了架子”。
张恨水把他的书房题为“南庐”，陈铭德、邓季惺伉俪送了一套很漂亮的西式家具给他，他又买了一套红木家具，包括书橱、大写字台、转椅、多宝格、大圆饭桌、小茶几等，书房里四个红木玻璃书橱，摆放着他回北平后新买的二千余册《四部备要》，几件“假古董”，还有他亲手制作的小盆景，点缀在多宝格上，空气中弥漫着醉人的花香和书香，在经历了抗战，住茅草屋，吃平价米，出门爬山，跑防空洞的辛苦之后，他感到非常欣慰和满足。
不过，张恨水一家在这里仅仅生活了四年多。一九四九年五月下旬的一个黄昏，他正给读初中的二水、张全补习外语，突然感到说话困难，口齿不清。两个儿子刚扶他在睡榻上躺下，他便昏了过去，不省人事了。经医生及时抢救，他在昏迷数日后苏醒过来，但记忆力受到极大损伤，除了周南，家里的其他人也都不认识了。
这场大病，使张家财政很快陷入了危机。一九五一年六月，他将北沟沿的大宅院卖给了北京电影制片厂，又以一百四十五匹二厂五福布的价格，买下砖塔胡同东口四十三号（后改为九十五号）一个小四合院住了下来。这里距原来那个院子的后门只有百余米。在这里，张恨水度过了他的余生。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离家两年半的张明明回家结婚。张恨水欣喜地给爱女操办了一个简陋却很体面的婚礼，享受了他一生中最后的快乐。婚假结束后，张明明要回四川去了，分别的时候，张明明写道：“父亲蹒跚的追到院中，老泪纵横，斜倚在哥哥的身上，向我说：‘明明，爸爸怕是见不到你了。’”这句话真成了一句谶语，一九六七年二月十五日，农历正月初七，早晨差十分七时，张恨水起床，在家人为他穿鞋时，他突然仰身向床上倒去，从此再没有起来。他是因脑溢血发作而致命的，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一声呻吟，更没有一丝痛苦，安详而平静地离开了人世，结束了他多难而辉煌的一生，享年七十三岁。然而，在这个“我亦潜山人”的一生中，倒有三十七年是在他的“第二故乡”北京度过的，可以看出他对北京的爱有多深。
京公网安备 11010502035003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