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科中关于中山舰事件解释充满了洗地的味道，竟被描绘成了蒋被利用产生的误会。请懂历史的拿证据分析一下？

至少杨奎松所著的《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对“三二〇事件”本身确实倾向“偶然”

但是蒋多疑的性格、对权力的欲望、和对汪精卫和季山嘉的猜忌，即使没发生中山舰事件，后面也“必然”会爆发其他类似的事变。

梳理中山舰事件之前的时间可以明显发现

26年年初的蒋不但没有明显的反共情绪，甚至表现出明显的左倾，这也是苏联顾问在三二零事件之后还能继续支持蒋的原因：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召开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蒋介石的左派姿态表现得更加明显。除了继续宣传帝国主义、北洋军阀和一切“不耕而食，不织而衣”的资本家、大地主、土豪劣绅“是我们的敌人”这种阶级斗争的观点以外[12]，他更在宴请与会代表的演说中，明白阐述他对联俄容共政策的看法。他说：我们有些同志“以为我们联俄，是欲借外国力量，来平内乱，这完全是弄错了”。他指出：中国的问题是要打倒军阀，但中国的军阀是帝国主义的工具，“打倒军阀，就是打倒一切的帝国主义”。因此，“中国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我们要中国革命成功，一定要联合世界的革命”“且看他们还有什么话来答复。”[2]党，因为苏俄是世界革命的策源地，亦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点”。他甚至告诉那些担心俄国人会重蹈帝国主义覆辙，到中国来揽权窃柄的人说：只要注意到苏维埃宪法与制度，就可以肯定那是不会发生的，因为他俄国的党员和民众，万不能允许他政府有如此行动的。“所以我们对于俄国同志只怕他对于世界革命不肯负责任，而不要怕他来揽权窃柄。”

此时蒋也未见明显的反共情绪仍视共党为革命同志：

同样，蒋也公开为共产党员进行辩护，强调：“共产分子是本校本军为最多，可是他们在本党是实行三民主义的。”他强烈批评党内反共产党的思潮和由此而生的种种纠纷，坚持必须“以总理之心为心，以总理之志为志，以总理之政策为政策，以总理之主张为主张”，一方面要整饬纪律，对于犯法的党员要严重处罚，一方面要安慰总理的灵魂，不使本党分裂。在他看来，“本党反对共产与拥护共产者，皆非主义之争，不过为私人的权利和意气之争”。故希望各位代表回去后，“对于反共产同志，可以问问他们，本党的共产分子现在所做的，有那一件是行共产主义？那一件不是实行三民主义？”“且看他们还有什么话来答复。”[50]

而蒋此时最关注的事情在于“北伐”，然而支持北伐的苏联顾问加仑和鲍罗廷相继被召回，接任的军事顾问季山嘉坚决反对“北伐”。本来蒋的性格就多疑，再加上后来军事委员会突然削减黄埔军校预算更是让蒋对季山嘉乃至以汪为首的党中央不满：

蒋对季山嘉的疑心不免使其“意颇郁郁”，心里痛责苏联顾问“倾信不专”。再联系到季山嘉在北伐问题上的态度，蒋尤不能不怀疑季山嘉别有企图。以至与季山嘉谈政局与军队组织，也总是感觉季山嘉“语多规讽”，暗忖其“疑惧我之心，亦昭然若揭”。[3]

时间来到2月，蒋与季的矛盾已经摆上台面并大打出手：

（1926年）2月24日，国民政府组成两广统一委员会，在原有的六个军的基础上，不知何由，空出第七军的名义，而将广西军队改编为第八、九军。季山嘉等人这种奇怪的作法立即惹起蒋的强烈反弹。联系到将近两个月来种种可疑的情况，他断定此举一定是季山嘉等想通过把王懋功的第二师拉出去，另立为第七军，进而削弱自己力量，并夺取广州控制权的一个重大阴谋。因此，他一不做，二不休，26日即采取行动，重演驱逐许崇智的故伎，一举将王懋功扣押起来，随即遣送上海，同时任命自己的亲信刘峙接替了第二师师长一职。事后，他在日记中愤然写道：王懋功“狡悍恶劣，唯利是图”，有人则“用心险恶不可问，外人不察，思利用以倒我”，“故决心驱除之”。[4]

即使蒋季交恶，蒋也只是认为这是私怨而非厌俄：

他（蒋）在（2月）27日上午找到汪精卫，力陈季山嘉“专横矛盾，如不免去，不惟党国有害，且必牵动中俄邦交”。扬言“如不准我辞，就应令季山嘉回俄”。汪虽稍加劝慰，也“允即进行”。

到3月初，蒋虽然对共党产生疑心，但仍坚持国共一心：

（1926年）3月4日，军校教育长邓演达来谈国共纠纷和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扩张趋势，断言将来结果：“本党必归于乌有，而以共产派起而代之”，到时候惟有靠黄埔军“领导青年左倾，共图国民革命之成而已”。邓演达的说法使蒋重又感到担心，暗中哀叹：“单枪匹马，孤苦零丁，孤孽颠危，此吾今日之环境也。”[5]
他依旧公开演讲称：“反对共产主义，就是反对三民主义，怀疑三民主义，亦就是反对共产主义。”“如果真正是三民主义者，决不反对共产主义；如果真正是共产主义者，亦决无怀疑三民主义之理。”他告诫军校学生一定不要“自家反对自家的主义，自家拆散自家的战线”。[6]

不过时间来到3月14日蒋汪谈话，蒋突然发现汪季合流，自己很可能被排挤出局：

3月14日，当他与汪精卫谈话时，他发现居然连汪也开始对他表现出不耐烦和轻视的态度。这表现在汪明显地相信季山嘉的话而听不进蒋的解释，且“有讽余离粤意”。这一情况显然使神经已经十分脆弱的蒋深受刺激，怀疑汪“受谗已深，无法自解”。蒋思想上由此更陷于极度焦虑之中。想到汪的地位和作用举足轻重，若汪亦不信任自己，再有季山嘉在旁怂恿策划，加上共产党从旁相助，后果岂堪设想？更为严重的是，多疑的蒋马上开始怀疑安排王懋功脱离第一军的计划中也有汪精卫的份，想到这一层，蒋自然变得更加神经质，15日一整天坐卧不安，就连他自己也发觉自己“忧患疑惧已极”，难以自制了。他反复检讨，更后悔自己“缺乏政治知识，又少组织能力”，一向“以为政治组织完全（可以）信任同志，不必研究”，对汪竟“不能察言观色”，结果不但“为人之傀儡”，而且竟落到了坐以待毙的危险境地。[7]

谈话后蒋神经紧绷，对自己可能要被踢出局十分焦虑：

到17日晚，他（蒋）已痛苦到“入地狱”一般，以至于在日记中痛陈：“不能说，不忍说，且非梦想所能及者，政治生活，宦海风波，至于此极，可谓历尽艰难矣！”[8]

最终到3月18号晚的中山舰出航成为压倒蒋的最后一根稻草：

3月18日傍晚，因由上海开往广州的商轮定安号被匪抢劫，有人向黄埔军校求助，军校值班人员当即电请驻省办事处速派船来，以应急需。办事处主任随即向海军局请援，海军局当天夜里即令中山舰出动。次日晨7时，中山舰遂驶往黄埔。中山舰驶出不久，因俄国考察团上午提出要参观中山舰，海军局身为共产党员的代局长李之龙于是又打电话请示正在广州的蒋介石，告以俄国考察团要参观一事，询问可否将中山舰调回。这时又恰好汪精卫两三度问他是否或何时回黄埔，蒋正疑心汪的用意，一听说中山舰没有他的命令已开去黄埔，顿时怀疑其中有诈。他当即猜测：“为什么我既没有命令要中山舰开去，而他要开回来，为什么要来问我？”“中山舰到了黄埔，因为我不回黄埔在省里，他就开回来省。这究竟是什么事？”[70]联系到他的赴俄护照刚好得到批准，本来就处于高度紧张当中的他马上就得出结论，相信多半是有人准备用他对付许崇智和王懋功的办法，把他架去苏联。[9]
他（蒋）一直处在极度愤怒之中，始终认定“对方设法陷害，必欲使我无地自容，不胜愤恨”。蒋这里所说的“对方”，显然是指汪精卫与季嘉山。但左思右想之后，蒋终于发现悄悄溜走绝非上策，反而容易给汪、季等打击自己进一步提供口实。结果，如蒋的日记所记，“下午五时，行至半途，自忖为何必欲微行予人以口实，志气何存？故决回寓，牺牲个人一切，以救党国也”。回到东山寓所后，蒋与部下连夜开会，“四时往经理处，下令镇压中山舰阴谋”。[10]

整个事变之中，蒋仅仅针对中山舰乘员、省港罢工委员和第二师共党代表

当事变中因戒严需要，“士兵竟将苏俄客卿寓所守卫，形同监视，且缴其械”，蒋事后也“良用歉然”，百般道歉，并暗自提醒自己说：“军队不出动则已，如一出动，即不能事事制止，必有自由及不轨之行也，以后戒之。”苏联使馆参赞来问事件“系对人问题抑对俄问题”，他更是急忙说明是“对人问题”，以释其疑。[11]
也正因为如此，即使在事变过程中，蒋也不曾禁止第二师以外的共产党人的活动。当时在广州的第一军副党代表周恩来、教导师党代表包惠僧，以及广东中共党的领导机关，都没有受到过冲击。周恩来、包惠僧当天甚至还曾亲自到蒋介石及第二师师长刘峙等处询问情况，除周因见蒋，贴身卫兵被暂时解除了武装外，均可自由出入来往。[12]

事后蒋发现“中山舰阴谋”完全是自己凭空臆想，立刻后悔：

正是因为这是基于个人猜忌而发动的严重事变，蒋才会感觉到极大的精神和思想压力。据说，事变当天下午，何香凝径直去见蒋介石，质问他派军队到处戒严，究竟想干什么？斥责他是不是发了疯，想投降帝国主义？蒋“竟像小孩子般伏在写字台上哭了”[13]。甚至这时在给黄埔军校的学生训话时，讲到“情况复杂，本校长处境困难”，他也抑制不住地会当众哭起来。[14]

一个月之后蒋甚至对自己发动三二〇事变的理由也是含糊其辞：

“这不过是局部的一二人的阴谋”，他们不仅根本推翻他的北伐主张，而且还要他的部下背叛他，甚至推倒他，不许他革命。至于为什么要抓李之龙，夺中山舰，“现在这事情还没有十分明白”。“有人说，季山嘉阴谋，预定是日待我由省城乘船回黄埔途中，想要劫我到中山舰上，强逼我去海参崴的话，我也不能完全相信，不过有这样一回事就是了。”[15]

综合上述时间线来看，三二〇事件很大程度是蒋介石为了保住自己的权力，再加上多疑猜忌的性格，以及对党中央汪精卫和苏联顾问季山嘉的不满，误认为自己会被踢出中央而做出的一次反制措施。即使没有中山舰，其他任何军事或政治变动都会引起蒋发起政变。

• [1]蒋介石：《检阅教导师第二团训话》（1926年1月28日）、《检阅教导师第一团训话》（1926年1月3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73、377页。
• [2]蒋介石：《再论联俄——在黄埔军校宴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及俄国同志演说》（1926年1月1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37—340页。
• [3]转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 [4]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 [5]前引《蒋介石日记类钞·党政（一）》。
• [6]蒋介石：《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第四期开学典礼训话》（1926年3月8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第387页。
• [7]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3月15日。
• [8]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3月17日。
• [9]有关这一事件的详细考证，可参见杨天石：《中山航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黄道炫：《蒋家王朝·民国兴衰》第二章（三），及汪荣祖、李敖：《蒋介石评传》第二章第四节。
• [10]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3月19日。
• [11]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4盒，1926年2月20、21日。
• [12]所谓事变当天逮捕第一军五十余名共产党员之说，源于上海中共中央事变后未得确切消息时的道听途说。周恩来回忆当天蒋在黄埔戒严，监视各师党代表，自己被软禁一天的说法，亦不准确。因当天戒严仅在广州部分地区，且当时蒋不可能也不曾有令监视分驻各地的各师党代表。另据包惠僧和聂荣臻回忆，第二师共产党员只是被临时软禁，且时间不长就取消了。周当天不仅见过蒋，而且还见过汪精卫，亦不可能被软禁一天。分见《张万和关于广州政变真实情况的报告》（1926年3月29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0页；包惠僧：《包惠僧回忆录》，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0—211页；聂荣臻：《聂荣臻回忆录》（上），解放军出版社1983年版，第47页。
• [13]浮海：《国民党三大秘案之一》（连载之七），《热风》第74期，（香港）创垦出版社1956年版，转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 [14]阳翰笙：《风雨五十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页，转见杨天石：《中山舰事件之谜》，《历史研究》1988年第2期。
• [15]蒋介石：《宴退出第一军党代表及官长演说》（1926年4月2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二集，中华书局1964年校定稿，第439—446页。

有两件事让蒋介石受益最多，但不一定是他干的，并且大概率不是他干的。一个是廖案、一个是中山舰。

其实简单明了的说，如果这两件事如果是蒋介石预谋的那他能力太强了，把对手分析得透透的，还能猜准苏联共产国际的想法，而且运气也好到爆。当然运气好是决定因素，当时陈独秀和其子都右倾面对反动派不够强硬，并且苏联人大力支持蒋介石，这两点是蒋介石在党内取胜的关键，这是两个一石三鸟的事，我觉得常凯申干不出这样漂亮的事，只能是误打误撞碰上的。最为关键的是当时如果决裂了双方大打出手的话，蒋介石最大限度就是控制第一军，参考北伐时期的战绩，那他蒋介石绝不是对手啊，所以他不会主动搞事，因为没有绝对的把握甚至一半的把握都没有。

理性分析并不是给蒋介石洗，因为后面从四一二开始的一系列事件他就洗不干净了。但是当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部是左倾人士，因为一方面他的思想偏左，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他的威望资历不够，国民党老人基本上都是右派，蒋介石想取得党内最高地位需要依靠共产党和苏联人，依靠他们取得军事上的成绩来证明和稳固自己在党内的地位，元老们西山派早就看tg不顺眼了，所以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更何况汪季联合威胁他，所以蒋介石不能这么快的右倾，因为实力不允许不配。

第二个原因是侧面的证明，李之龙一直没有给予烈士身份是否与中山舰事件有关，他受谁的指使做的呢，被蒋介石算计了，还是被别人当枪使了，还是自己有想法野心，这个就不得而知了，毕竟他没有接到蒋介石亲自下达的命令，中山舰事件之后他也脱离tg了。还有就是汪精卫的出走值得怀疑，并且汪精卫出走前给蒋介石信函中提到了中山舰事件是蒋介石被人算计了，后面蒋介石也公开表示是李之龙被人利用了，至于指的这个人是谁就不得而知了。

最后就是蒋介石自身的性格，爱猜忌多疑，当时党内外压力极大，苏联顾问也从他的亚父鲍罗廷换成了季山嘉，季是处处反对蒋而且与汪精卫合流让蒋介石压力山大，所以高压之中精神紧张让敏感的他在中山舰事件的处理上走了极端。